欧洲研究在中国
沈雁南
“欧洲研究在中国”是中欧高教合作项目中的一个课题，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已经在1999年结项，本文即是该课题最终成果的一个概述。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能对当前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十分粗略的描述并就深化欧洲问题研究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人。
本文之“欧洲研究”的含义应解释为中国学者对当代欧洲地区及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国际关系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不包含中国学者对原属前苏东地区的国家所进行的研究工作。
中国欧洲研究史概略
中国和欧洲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早在各自文明的萌芽和传播的过程中，就有了最原始的、间接的、逐渐发展的接触。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有关欧洲的文字记载是十分原始的，对欧洲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自然也无所谓研究。
中国学者对欧洲问题的研究应起始于近代。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中国与欧洲交往日益增多。此时，正是欧洲文明发达扩张，而中国社会开始渐趋式微的时候。“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起初，中国人对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的欧洲先进文明主要是表现出一种好奇心，出现了大量介绍西方文明的著述，开始进入西学东渐的时代，并通过西学东渐而丰富了对欧洲的认识。及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基于对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切肤之痛，抱着富民强国的愿望更进一步地大规模地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探索西方国家的强国之路。有关欧洲各种知识的书籍大量问世，便是中国近代的欧洲研究的萌芽。
有关明清以降中国对欧洲的认识在许多研究西学东渐、鸦片战争等近代史问题的专著中都有十分详尽的论述，已不属本文范畴。我们之所以在此一提，是因为近代中国人有关欧洲的文字叙述和记载乃是当代中国欧洲研究的起源。近代中国人认识欧洲的思维模式，如探求强国富民之路等，至今仍有着重大影响；而有关欧洲知识的基本词语，如“欧洲”、“法国”、“英国”等，也都源于近代的文字记载。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经过百多年来的历史演变，欧洲研究在中国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浅而深而逐步规范的发展过程，已经开始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本文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对欧洲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作出分析评估。
当代中国的欧洲研究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开始具有了新型的、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意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的主权国家，作为一个在当代世界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基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所面临的严峻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新中国的政府从其成立之初便对国际问题给予格外的重视，使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和特定的课题范畴。欧洲研究也由此而得到发展，一些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等部门内都开始有专业人员对当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出版了许多有关的著述，奠定了当代欧洲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然而，由于受冷战政治的影响，中国学者对当代欧洲的研究主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进行，因而仍然受到一定的制约，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由于受极“左”路线干扰而几乎处于停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思想大解放、学术研究蓬勃兴旺的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现代意义上的欧洲研究才有了充分的发展。1981年，本文“欧洲研究”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个欧洲问题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成立（1993年改名为欧洲研究所），并于1983年公开出版了中国第一份全国性的西欧研究专业学术刊物——《西欧研究》杂志（1993年改名为《欧洲》杂志）；1983年中国举行了首次西欧学科规划会议，会议讨论了欧洲一体化研究等方面的科研协调工作，并将欧洲一体化列为今后的重点研究项目。1985年，第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西欧学会（1991年改名为中国欧洲学会）在北京成立。而在此之前，欧洲问题研究基本隶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之下或大专院校的国际政治系之内；学术团体也仅有经济研究领域内的中国西欧经济研究会。与此同时，原有的一些高校院系和研究机构中的欧洲问题研究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专事欧洲问题研究的专业队伍。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全面发展，特别是欧洲与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欧学术交流的发展，中国的欧洲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一般成果综述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四个方面对中国欧洲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政治 政治类论文和专著在中国学者研究的课题中占有较大的分量，政治问题的研究范围主要分为有关欧盟政治一体化及其体制和运行机制、欧洲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欧洲国家的政体及法律三个类别。其中，第一类欧盟政治一体化的问题经常与国际关系类的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第二类是欧洲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每年均有大量文章论及，对欧洲及欧洲国家的政治形势发展变化作出及时的分析和判断，同时也对这种发展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进行分析，其重点往往可能更注重政治形势变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三类课题涉及欧洲政治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政党体制、政府行政管理机制、国家政体变革、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法律原理、法律的制定与运行、社会思潮与阶级结构等诸多方面。有关第三类课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近年来，有相当多论文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司法制度等法律方面的问题。
经济 这是中国学者予以关注最多的一个领域，涉及面十分广泛，从欧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欧洲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到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等等。
中国学者在关心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和中欧经贸关系影响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研究西欧国家的财政税收管理制度、地区发展及地区发展政策、公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国家经济政策指导思想、经济计划运行机制、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对高科技干预调节政策、经济法律体制、反国际避税和反倾销政策等实际问题。这些文章大都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本着科学研究的精神，深入而十分具体地分析西欧国家在这些问题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及所采取的对策措施，不仅加深了中国读者对西欧国家的了解，也为中国读者在考虑同类问题时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思路。在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十分注意西欧国家在经济体制上的经验与教训，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法国经济计划化的研究，历来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同时因经济发展而引发的环保问题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欧洲国家因其经济发展较早，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也有着较长的历史，因而也被列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课程。90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对欧洲环保问题的研究报告发表，这些报告主要为介绍欧洲国家在环保问题中的经验和政策，以期引起中国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借鉴，研究课题主要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欧共体／欧盟在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上的政策与法律等方面。
其他如欧洲高新技术经济、金融、贸易及中小企业、农业经济等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
还有一类经济研究的课题是对欧洲及欧洲国家经济形势的分析，每年都有大量论文涉及。总的来说，中国学者能够对欧洲经济的形势提出比较及时的分析报告。由中国欧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欧洲发展年度报告》自1996年以来，对欧洲经济形势的分析便成为其重要特色之一，该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欧洲经济的看法。
社会文化 欧洲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较之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尽管中国其他学科，如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在这一方面并不乏对欧洲此类问题有着长期和深入的研究，但作为当代欧洲现实问题中一个独立的专门研究而言，欧洲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中国文史哲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及其涉猎欧洲历史中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当代欧洲社会文化问题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欧洲是资本主义起源地，是当代世界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具有完整的过程，其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中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而受到学术界的格外重视。欧洲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冲击，以及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使人们十分关注当代欧洲的发展，同时，当代欧洲的发展也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和新的高度来重新思考欧洲文明在当代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问题。
此外，涉及社会的问题的研究课题有福利社会制度、工会问题、绿党和环保等社会思潮与新社会运动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及欧盟共同社会政策的分析等。
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 由于冷战时期中国和欧洲在国际舞台上都具有各自的特殊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对欧洲的外交，也十分关注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欧关系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对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欧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对欧洲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为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其二为欧共体／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及合作安全政策的问题；其三为中欧关系；其四为欧洲及世界学者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对冷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北约与欧盟的东扩及欧洲格局的变化；二是欧盟内的国家关系变化；三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扩张及欧洲地区性冲突。
中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欧国家的双边关系的研究，特别在中国与英、法、德、意等双边关系问题上，中国学者均有众多的论述。从总体情况分析，这种对双边关系的研究是在长期追踪观察的基础上，对双边关系的新问题和新变化作出及时的分析和判断，因而具有一定的深度和较宽的视角，受到读者的重视。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两大阵营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对峙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欧洲与世界格局出现了根本性的重大变化。人们在研究欧洲国家外交动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特别是欧美关系和欧洲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并试图通过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世界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等问题的研究来探讨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变化。
欧盟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欧盟及其一体化进程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欧共体成立之初，我国学者就注意到了西欧国家的联合与一体化问题，当时正是冷战初期，在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气候的影响下，我国学者主要是从两大阵营对峙的战略观念对西欧国家的联合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价的。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学术界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和评价开始有了比较积极的转变，但仍然受限于世界两极格局和反霸斗争的总体思考。这种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影响的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自然有很大的缺陷，但也正因为受政治的影响，欧洲一体化研究也一直处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而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长期持续的观察和研究，使欧洲一体化问题的资料采集工作具有一定的基础，对以后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与欧盟／欧共体的关系进入正常与迅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学术界对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欧盟问题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从已经出版和发表的各种学术成果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学者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盟与中国的政治与经贸关系等方面，但是，研究的角度却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已不再仅限于机械性的和还原式的研究工作，人们在研究的深度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在研究的视角上有前所未有的拓宽，开始出现了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学科多层面不断深入的发展趋势。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从国际法、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欧共体一体化进程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一些专著从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文化思想理念等角度讨论了欧洲一体化的问题，对欧洲观念的产生、欧洲联合的思想渊源、欧洲的文化理念、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发展、欧盟法及一体化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中国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工作进一步突破以往的国际问题研究模式，更注重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探讨，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多种学科的介入，不仅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也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特定学科门类的特征。
当前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有：欧元问题、欧共体／欧盟政治与安全的一体化问题、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欧盟经济法律、欧盟东扩、亚欧关系、中国—欧盟经贸关系和外交关系等方面。
数据统计与分析
研究机构状况 根据本文“欧洲研究”的定义及课题组调研分析，中国从事欧洲问题研究或涉及欧洲有关问题研究的机构可以分为主要的三大类：一是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二是高等院校的有关院系；三是新闻出版机构的有关部门。
从人数来看，中国欧洲问题的专业研究机构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的人员约占全国欧洲研究人员的2/5。在本课题调研中，他们约占1/2。
高等院校的研究与教学单位是中国欧洲研究专业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人数上来说略多于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并因拥有众多的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而更显实力强大。但在本课题调研的数据统计中，在高校从事欧洲研究的人员约占全国欧洲研究人员总数的50％。
高校欧洲研究与专业研究机构相比，其研究人员除从事欧洲研究外，还更多地从事着欧洲问题的教学工作。以往，除个别情况外，在基本以欧洲研究为主的前提下，一般也兼任其他问题的研究工作。但在90年代以后，欧洲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
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的编辑、记者在从事欧洲问题研究方面有着其独特的作用。中国主要报刊和出版机构一般都设有国际部，专门从事有关国际问题或国际事务的报道或书籍的出版工作，其中也包括对欧洲问题的时事分析和报道或有关欧洲问题的图书出版工作。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中国欧洲学会的会员，积极参与中国欧洲问题的学术活动。从中国欧洲学会提供的会员登记统计来看，他们约占中国欧洲问题研究人员的10％。
人员状况 根据中国欧洲学会提供的有关数据及有关课题研究的调研材料，中国欧洲问题研究人员的构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与中国欧洲学会在90年代初的会员登记统计数字相比较，中青年化比较明显。从事欧洲研究的学者主要处在30岁至50岁的年龄段，约占此次调查的69.16％，30岁以下者为10.83％，其余为50岁以上者。
第二，从人员分布情况来看，北京仍为欧洲问题研究人员最为集中的城市，约占全部人员的41.6％，上海其次，约占13.3％。其余各地共约占45％，但由于他们分布较广，因此从绝对人数来说，这些城市的人员相对北京和上海要少。这些城市主要有天津、南京、武汉、成都、济南、杭州、广州、西安、昆明等地，基本上都是直辖市和各省的省会。
第三，从学历来看，近几年里，中国欧洲研究人员的知识层次有比较明显的提高。一方面是各高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纷纷开设欧洲研究的有关专业，加大了欧洲研究队伍的培养力度，新的中青年人员大量进入欧洲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高学历人才的进入，也提高了欧洲研究人员的学历程度。据有关课题的抽样调研统计，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占36.6％，硕士学位占33.3％，两者总计占69.9％。
第四，从研究人员的职称来看，有关调查统计中具有正高职称的人员（教授和研究员）为34人，占调查总数的28.3％，副高者（副教授和副研究员）为49人，占40.8％。副高以上两者的总计为69.1％，占被调查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第五，在中欧高教合作项目开展以后，中国欧洲研究人员出国学习和考察的机会增加了，特别是中青年人员的出国机会明显多于以往。加之近年来一些有过出国经历的其他学科的学者进入欧洲研究领域，使中国欧洲研究人员有过出国学习考察经历的人数明显增加。在有关调查中，他们约占全部人员的73％。
以上情况详见表1。
表1 人员的年龄与学历
从表2、表3中的统计数字来看，中国欧洲问题研究人员在知识结构方面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具有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历的研究人员占有较大比重，分别为32.5％和37.5％，总数为84人，占调查对象120人的70％（详见表2）。第二，从他们当前所进行的研究课题来看，属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占43.3％（详见表2），在这些研究课题中，政治课题为11个，约占21.1％；经济为18个，约占34.6％；国际关系和法律各为7个，各约占13.4％；其他包括社会文化和社会保障等课题9个，约占17.3％（详见表3）。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欧洲研究者主要是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科领域开展对欧洲问题的研究；在欧洲问题研究中，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表2 人员学历结构与专业方向结构
表3 当前欧洲一体化研究课题的学科结构
目前，中国欧洲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以上统计来看，尽管中国欧洲研究的课题仍然是以政治、经济的研究为主，无论从科研人员的学历背景，还是从已取得的课题成果来看，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占据了欧洲研究的主要部分。但从目前正在从事的课题研究比例来分析，法律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出现了上升的势头，如果我们把正在从事的课题中法律和社会文化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课题加在一起来做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比例约占到了30.7％（参见表3），远远多于80年代以后已发表的成果中的这两方面的数字（合计约为20.3％）的比例（参见表4）。这说明了，在近两年里，欧洲研究的视角已从原来以政治、经济为主的领域，正在向法律和社会文化的研究领域拓展。尽管还不能完全改变原来的研究结构，但其发展趋势却十分值得注意。视角领域的开拓和研究结构的变化，正是中国欧洲研究问题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研究成果的分析除了上述抽样调查所作的统计工作之外，本课题调研还对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欧洲研究的主要著述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我们的资料收集工作，共查阅了各类学术著作154部，连同我们对国内六大欧洲问题研究中心项目执行情况所作调查所提供的36个进行中即将完成的专著，共有190部。我们对其所属学科进行了分类（详见表4）。
表4 80年代以来中国欧洲研究主要专著的学科结构
此外，据对1990年以来中国欧洲问题研究机构和研究与教学机构学者发表的各类论文的不完全统计（共查阅各类文章1132篇，涉及本文范围的各类论文有919篇，其余时事综述等非研究性文章不计在内），在研究论文中有综合性题目的172篇，政治类257篇，经济类203篇，社会文化类96篇，国际关系与外交类132篇，法律52篇，不便归类的有7篇（详见表5）。
表5 主要学术论文分类统计（1990年以来）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欧洲研究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的学科比例大体相近，政治与经济的论文比重较之专著的比重要少，但两者相加仍占比重较大，接近一半；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的比重与专著的比重相差无几。在学术论文中，宏观的研究课题占有较大的比重，这可从综合类的论文数字中看出。从总体上看，经济学和政治学仍然是构成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主要支柱。
通过上述各项统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欧洲研究中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如果我们将对当代欧洲的研究作为对一种文明在欧洲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和发展作为研究的话，那么，这种不平衡显然是一种缺憾。
这种不平衡的研究状况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首先，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其中，经济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是中国读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国内形势的发展使人们对国外的同类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关心，也使中国学者感到对之进行介绍、分析并研究其发展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是十分有必要的。特别是中国对欧洲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使欧洲国家的金融、经济、贸易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中心。应该说，中国学者在经济与政治问题的研究方面是很有成绩的，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仅能够为中国政治与经济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也为加深中国人民对欧洲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推动中国与欧洲的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20年，也是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动荡和转折的20年，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遭遇重大障碍的情况下，国际环境的安定与否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影响，也是中国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欧洲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地位使中国不能不关注在那里发生的种种国际大事。这也是中国学者十分关注其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的重要原因。
再次，如前所述，在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上，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者大部分为经济与政治问题的专家，在客观上也形成了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占据主要地位的状况。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也与前述两点有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欧洲问题研究深入发展，欧洲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改变也是必然的。
复次，从科研和出版条件来看，科研经费的缺乏和科研成果受众的知识结构也对这一不平衡的发展具有影响。如在出国考察、学术资料收集及学术交流活动等方面，从事社会文化研究就相对要比从事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难度大得多。在出版方面，由于出版社更多地考虑社会效益以及读者的口味，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类的著述也比较容易为出版者所欢迎。而从论文统计的情况来看，由于其较少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有关论文的发表比专著的出版情况要略好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指出这种缺憾，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即在继续重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研究的基础上，弥补并发展对欧洲其他问题研究的不足。我们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应该是最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因为，这些领域内的各种问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同样的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是，对欧洲这样一种曾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并在当代世界仍具有着重要影响的地区，以及欧洲作为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引进外资、技术，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政治合作伙伴的重要对象来说，仅仅注重对其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是不够的。当代欧洲问题是由诸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因此，对欧洲的研究也应该是综合性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唯有如此，欧洲的研究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几点评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当代中国欧洲研究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在内）发达之路进行研究的学术精神和价值追求，这就是探索、借鉴欧洲国家发展的成败经验，寻找中国“富国强民”之路。同时，当代中国作为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大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负有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因此，中国学者又十分关心国际问题的研究，关心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关心中欧关系的发展。由此决定了中国学者在对欧洲问题进行研究时，在课题设计与实施过程中的基本态度和指导思想。
（2）90年代以来，中国的欧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表现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学者对欧洲问题的认识与分析已不再局限于对一事一物，或对某一领域或事物单个现象的研究，当代的欧洲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放到“欧洲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课题的理论意义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视，研究的深度得到了加强；其二，基于这一认识，研究的广度得到了拓宽。从课题统计来看，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以往以政治学、经济学为主的研究成果构成正在发生改变；其三，这一改变也表现在研究人员的结构调整上。从研究人员统计数据来看，具有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社会学学历的人员的介入，丰富了以政治学、经济学为主的研究人员结构；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也因此得到深化。由此，跨学科的研究和讨论得到了发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是90年代中国欧洲研究日趋加强的表现。
（3）中国欧洲问题的研究正处在转型之中，即从过去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的、世界经济的欧洲问题研究逐步转为以欧洲文明发展为大背景的，对当代欧洲各类问题的综合性的广泛的研究。中国学术研究素以文史哲研究的渊源深长而见长，这种研究的文化背景将随着多种学科的介入，特别是历史、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介入而日益显现出其影响，使得中国学者对欧洲问题的研究无论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还是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开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新的深度，富有中国特色的“欧洲学”正在形成。
考察欧洲问题研究的现状，我认为，深化欧洲问题研究还需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强欧洲学学科理论的研究，用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做指导，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欧洲学”。
中国学者对欧洲问题的研究发展到目前的状况，已经形成了具有特定概念、特定范畴、特定分析模式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内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欧洲学”的雏形已初见端倪。然而，它的学科理论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欧洲研究的深入发展。例如，由于学科理论的不发展，无法形成健全的权威成果评价体系，致使成果评价缺乏科学的理论根据，从而也使得成果及课题的策划与实施出现同一层面上的重复现象。
建立中国的“欧洲学”，必须要以马列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前提下，确立“欧洲学”的研究目的和发展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欧洲研究的学科理论。
建立欧洲学，就必须科学处理欧洲研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江泽民在对《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所做的批示中指出：“基础研究很重要。人类近现代文明进步史充分证明，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对科学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教授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更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说：“基础跟应用、开发的关系，就像水跟鱼、鱼市场，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就不会有鱼市场，这是明摆着的。”这两段话虽然都是讲的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但对社会科学是同样适用的，对欧洲研究也是适用的。欧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自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欧洲学应该在发展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对欧洲现实问题的研究，建立“应用为主、基础为辅”的学科研究框架。一个学者或一个学科，如果缺乏基础研究的学术素养，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学术发展背景，其应用研究（在欧洲学中即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得到长足的、深入的发展。
第二，在继续关注宏观问题研究的同时，应提倡对“微观”问题的深入研究。
提倡加强对微观问题的研究，就是要加强“个案”研究。根据对90年代以来欧洲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绝大部分课题的设计均主要以“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少有具体问题的探讨。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在专著中，而且也反映在论文的选题设计中。在欧洲问题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宏观问题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涉及一些尚未开拓的课题研究中，这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但长此以往，欧洲研究将难以得到快速的深入发展，低层次的重复研究也将难以避免。若干年前，曾有学者用十分形象的语言指出这一问题：即所谓研究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然而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加强微观的个案研究，抓住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作出个案研究，欧洲研究才能有比较深入的发展；只有通过这种大量的微观研究，才能为欧洲全局的问题提供更为充实的研究基础，从而避免大而化之、似是而非、无关痛痒的“宏论”。从某种角度来看，偏好“宏观”问题研究也是当前学界浮躁情绪的一种反映，是不愿做深入探讨的“懒人哲学”。实际上，作微观的个案研究是十分吃力的事情，是需要作长期刻苦努力而未必能很快有所成就的事情。学术界应当提倡和鼓励刻苦勤奋、甘于寂寞的治学精神。加强微观的研究，并不等于排斥宏观问题的研究，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加强了宏观的研究。对此问题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第三，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开展跨学科和多学科合作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科研条件的改善，近些年来，欧洲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发展很快，但是发展的水平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有必要提出“进一步加强”的要求。学术交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二是加强国内学者之间的交流。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国内的学术交流，只有做好国内的学术交流，对国外的学术交流才能更有意义、更有质量。
学术交流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从欧洲问题本身而言，它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欧洲既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对当代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它又是西方文明在当代世界中的存在和延续。因此“欧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应被当作一种“文化概念”来看待。当我们谈到西方文明时，历史地去理解它指的就是以欧洲为发祥地的西方文明。也就是说，“欧洲”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文化、一种文明的载体。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应突破将其视为国际问题研究中一个地区问题的“平面”的思维模式，确立多角度的“立体”的思维方式，借鉴和吸收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开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模式。从学科角度来看，欧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模式也不应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式的，向各种学科领域开放，积极吸纳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论，以丰富欧洲学的内容，欧洲学才能具有生命力。因此，深化欧洲问题研究必须加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沈雁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