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确本刊的特殊重要性和特殊敏感性,办出个性特色
回顾30年的办刊实践,我们最大的体会是,办一本刊物并不难,难就难在办出个性,办出特色。正如我国老一辈编辑家邹韬奋先生所说:“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在形成刊物的个性和特色上狠下功夫。《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的个性和特色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的。苏东国家剧变以前,这本刊物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总结这些国家的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长期处于非正常状态,因此那时的研究带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苏东国家剧变后,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更带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苏东国家发生剧变以后,这本杂志的研究对象转移到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二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转轨的理论和实践;三是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其中对苏联兴亡的原因研究居于更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同时又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其特殊重要性表现为,它是人文科学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世纪难题。历史上,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曾倾注极大心血和精力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写下了《法兰西内战》等经典名著,对革命理论的发展和推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巴黎公社仅存在了72天,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生存了74年,走过了既有凯歌行进,又有曲折反复的整个历程。它所包括的历史内涵和深远影响是巴黎公社所无法比拟的。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深入研究3/4世纪的苏联兴亡史,将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苏联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发生剧变的悲剧,最后解体了,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总结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有新的发展。”(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不可能由资产阶级学者去撰写,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和开拓者,总结苏共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任务也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学者的身上。其特殊敏感性主要表现为,这种研究必然要涉及马列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涉及国际共运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涉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等。这些理论、思想、事件和人物,比较敏感。以上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特殊重要性和特殊敏感性决定了我们刊物的学术定位和价值取向。多年来,我们一直把研究苏东国家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总结这些国家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作为我们刊物的报道重点,推出了一批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论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二 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刊物的政治质量
方向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刊物的政治属性、思想属性,是基础和前提。政治方向就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为繁荣学术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提出了著名的“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的思想(《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6—97、156页)。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新闻舆论思想做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早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就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编辑部经常组织编辑人员认真学习这些指示,并把有关精神贯彻到编辑工作实践中去。在日常审稿中,严格进行政治把关,注意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稿件的思想内容进行评判,特别注意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对一些敏感问题十分谨慎。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出于反动的政治目的,总是想“西化”、“分化”中国,妄图把西方的那套“民主”、“自由”模式强加给中国,甚至还明目张胆地对中国的形势、政策进行种种污蔑和诽谤,散布各种流言蜚语。刊物在涉及这些内容时,不能只是客观罗列,而必须发挥自己的净化功能和批判功能,对所编文稿进行筛选、批判、净化,严禁毒草泛滥。我们曾把刊物讲政治的一些理论观点写成报告上报院科研局。科研局对这种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并把此材料转发给全院各刊物编辑部研究参考。
三 实施精品战略,狠抓质量管理
质量是刊物的生命。要办一流刊物,出时代精品,就必须在提高刊物质量上狠下功夫。为此,我们首先抓优化选题。刊物创办以来,我们年年都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搜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重大课题和学术动态的基础上,精心设计选题。我们在选题时,一是注意紧扣时代脉搏,把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改革开放和国家政治经济转轨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组稿和编发稿件的主题;二是注意加强学科建设,把专家学者的研究需要作为报道重点。根据这两个思路,制订出全年的选题计划和组稿计划,并指导和组织编辑人员实施,开辟优质稿源。为了提高刊物的学术含量,我们在组稿和选文时,注意处理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创新研究的关系,以发表基础研究的论文为主,同时兼顾应用研究和创新研究论文,讲求科学研究的高水平和优质量。在刊物创办后的最初10年,我们都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但从来都不保守。为了提高刊物质量,扩大影响,发挥功效,我们实行开门办刊,做了不少好事。例如,召开各种命题、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举办年终的形势分析“笔谈会”;选择热点、难点课题开辟专栏展开争鸣;与《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研究》、《经济研究资料》、《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等多家兄弟刊物进行业务交流并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到外交部国际问题所、新华社参编部、人民大学苏东所等单位参观、考察、洽谈合作事宜;建立作者卡片;等等。这些工作收到了应有的实效,使杂志在当时很快就成为了同领域的核心期刊,它的地位和影响有目共睹。20世纪80年代的办刊工作为此后的学科发展铺平了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进入90年代,即苏东剧变以后,刊物依然在开拓前进。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办刊遇到了一定困难,但大家艰苦努力,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新的进展。总之,30年来,《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坚持精品意识,不断调整学术定位,优化学科建设。在办刊过程中强调理性分析、严谨考据和科学论证,着力于学术的条理化和从基本原理出发的创新。在学科建设中,本刊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整合力量,形成亮点,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0年来,在质量管理方面,我们所积累的经验是:
1.突出理论性
理论是刊物的灵魂。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繁荣。基于此,我们在审读文稿时,一贯强调理论创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在遭到挫折和处于低潮的时期,正是新的革命理论孕育和成熟的时期。1996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出,要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要回答苏联剧变起主导作用的根本性原因。作为一本学术理论刊物,《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应该遵照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积极引导当代社会科学家对苏联兴亡史展开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境界。所以,这些年来,本刊一直在研究苏联剧变的原因和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问题。如果说,在这一研究的起始阶段,大部分稿件还停留在广泛收集整理资料、客观介绍情况方面,那么后来我们则强调要在“深”字上狠下功夫,要加强理论性和系统性,必须对剧变实质和转轨进程进行理论概括,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分析和评价要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要找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得出科学的结论。近年来,本刊发表的有关苏联剧变原因和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研究的文章基本上达到了上述要求。例如,《邓小平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观》、《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从苏联解体看“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苏联社会科学的命运——从斯大林的秘密“谈话”说起》、《论苏联剧变的思想政治根源》、《苏联解体的国家结构特征分析》、《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等等。这些年来,我们也发表了若干有关俄罗斯、东欧、中亚政治、经济转轨问题的优秀论文。例如,《从俄罗斯政治力量消长看普京的核心地位》、《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思考——兼论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的理论探析——以制度变迁为视角》、《普京道路的经济学分析》等。这些文章中相当一部分是本刊特约的重头论文,属于精品力作。这些论文对苏东国家剧变原因的分析,对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经验教训的探索都很深刻,逐渐从表象研究走向实质研究,在一些问题上有重要理论突破,学术影响很好。
2.倡导应用性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深刻和复杂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讨,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回答。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批判地吸收外国的经验和教训。为此,我刊注意加强应用研究。我们认为,开展应用研究是社会科学增强自身生命力的内在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表明,辩证唯物论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实践性,即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毛泽东曾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对此,社会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不例外。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过程,也即是理论不断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应用,是社会科学增强自身生命力的内在机理,简言之,应用即为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据此,开展应用研究,也是社会科学的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在编发阐述理论观点或者分析实际问题的文章时,都应始终环绕有助于“应用”这个最终目的,经常想想,编发这篇论文将来是给谁看的,以及究竟要派什么用场。为了加强刊物的应用性研究,我们经常深入了解有关对策动向。对应用研究课题提出的某一方面的对策建议,我们都要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研究报告、访问有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及熟悉情况的办事人员、开展专家咨询等,深入了解这方面对策在国内外是否实施过,有哪些经验教训。为了搞好应用研究,我们坚持开展调查研究。首先是调查和了解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研究这些国家政治、经济转轨所遇到的迫切问题,一方面,对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政治、经济转轨中的教训进行评介研究,避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对它们在改革开放中的新思想、新经验进行引进研究,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这方面,我们发表了诸如《关于推进对俄经贸关系的思考》、《关于开展与俄罗斯引智工作的思考》、《谈俄罗斯金融改革中的银行体系》等。这些文章的资料性强、信息量大,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3.强化创新性
理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运动着,“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由此可知,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活动发展必备的重要条件和原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历来是通过人类创新活动实现的。新的形势要求国际问题刊物编辑工作迈出新步伐,求得新发展,登上新台阶,获得新飞跃,从而也使国际问题期刊的创新成为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只有编辑有创新的意识,才会有创新的新思路、新措施。有了新措施,才能使刊物具有新质量、新面貌,继而扩大发行量,增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而使刊物在前进中有新活力和新发展,甚至新飞跃。理论研究要发扬探索精神,理论刊物要锐意创新。探索、创新是要冒风险的。但是,为了学术繁荣,为了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于发表自成风格、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多年来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力争把刊物办成“百花园”,而不是“一言堂”,提倡独立思考,开展学术争鸣,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敢于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我刊登出的这类文章有:《封建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封建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一点反思》、《关于列宁把“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对一种流行观点的商榷》、《澄清一个假材料的真相》等。撰写论文要利用文献资料。我们要求这些资料必须是最新的第一手材料,是经过考证准确无误的。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的大量解密历史档案材料被公之于众。我国学者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核实、考证、筛选、加工,将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结合起来,写出了一系列优秀论文。如本刊发表的《苏联与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苏联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试析马林科夫等人联合发起倒赫行动的原因》等论文均属此列。
4.拓展群体性
刊物的编辑出版是一种群体行为。如果没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作者队伍,刊物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这些年来,编辑部本着“尊老”、“依中”、“扶青”的原则,通过各种形式与许多老、中、青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友谊,在刊物周围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作者群。编辑部的具体做法是,将研究所内外学有专长的中老年作者汇聚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中坚作用,为刊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刊物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一批专家学者对刊物寄托很高的期望,给予多方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将自己潜心研究的力作惠赠给刊物。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培育,才使刊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景象,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精心呵护,才确立了刊物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在处理名家稿件时,编辑部尽量做到圆满周到,与作者建立起一种友情联系,形成结构合理、感情融洽、良性互动的作者队伍。同时把培养和扶持青年作者作为重点常抓不懈。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交流等方式,鼓励青年作者撰写论文,踊跃投稿,并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发表的机会。对一些青年作者不够成熟的论文,编辑人员则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提出意见,有时还和作者一起反复修改,直至达到能够发表的水平。多年来,我们团结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鼓励、支持他们抓住理论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创造性地开展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理论、新观点、新经验、新问题。正是由于这些中青年学者的大胆探索,敢于创新,才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实现了我们的办刊宗旨,体现了刊物的自身价值,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持。编辑部爱护、关心投稿人,尊重、珍惜作者的辛勤劳动。委派专人将来稿认真登记,并转发有关责任编辑。对于“不对口”的稿件,编辑部在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帮助将这类稿件改投他刊。投稿人对此非常感动。这也是刊物稿源充足的原因之一。为了摸清作者队伍的基本情况,编辑部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编写作者学术档案,把全国各地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的姓名、出生年月、职称、职务、主要研究方向、重要学术成果和通信地址等制成卡片。2002年,编辑部把这些档案卡片进一步整理,编印成《“东欧中亚研究”作者名录》小册子,为组稿和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编辑部还注意研究读者的阅读习惯,主动适应读者需求,扩大读者的覆盖面,竭诚为读者服务,倾听读者的意见,沟通编读关系,及时改进工作,对读者的来信热情回复,把加强刊物与读者的联系、交流与沟通,作为编辑部的一项重要工作。
四 与国际惯例接轨,扩大刊物的世界影响
近年来,我们要求全体编辑人员树立开放意识和顶尖意识,面向俄罗斯、东欧、中亚学术研究领域最重大、最前沿的课题,研究这一地区的最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现代国际性学术期刊的结构性配置是多向的。其中有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结构,也有线性垂直的纵向结构。从刊物的结构性来说,《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基本上是属于前者。在横向方面,该刊的内容涉及原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和地区,从学科看该刊包括经济、政治、外交、理论、历史、文化、军事、民族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纵向方面,本刊开设有历史、人物志等栏目,其研究对象涉及上述有关国家的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题史。同国际斯拉夫研究方面的权威性杂志相比,本刊的栏目设置远远超过它们,其总体结构也较为复杂。为了提高本刊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有利对外学术交流,扩大所登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近年来,本刊比较注意与国际惯例接轨。比如,坚决拒绝已在其他刊物发表的稿件,作者的论文在我刊一经发表,版权即归我刊所有。
我们要求全体编辑人员站在世纪的发展高度,积极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重点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反映中国的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时,努力做到把高、精、尖的产品推向世界,让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我们实行“开门办刊”,多次组织关于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研讨会,组织撰写具有创新性、科学性的学术论文,把讨论纪要和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如“‘苏联经济理论’研讨会”、“建国初期中苏两国的龃龉和矛盾及其历史渊源”、“学习邓小平理论、评析叶利钦时代”学术讨论会纪要等)1999年10月中苏中俄建交50周年,在全所科研人员和全体编辑的共同努力下,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活动。李铁映院长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题词:“庆祝中俄建交50周年。”江蓝生副院长和俄驻华大使罗高寿在“庆祝中俄建交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编辑部写了研讨会侧记。我们把这些文献一并发表在当年第5期的《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上,对提高刊物的社会知名度和加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是积极介绍和引进国际上对俄罗斯、东欧和中亚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近年来,本刊发表了和移植了一些国外政要、专家学者写的文章,介绍各种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如《丝绸之路外交》(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俄\]罗·梅德韦杰夫)等。本刊编辑部负责人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出访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同这些国家的知名人士座谈,回国后,把这些座谈内容整理成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使中国了解世界,做到“知己知彼”,“洋为中用”,使《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成为沟通中外学术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我们对刊物的版式设计、开本用纸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增加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彩色照片,印制精良,表现了刊物的质朴、典雅、庄重的外貌风格。
五 立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提高刊物的编辑质量
一本刊物能否成为精品,不仅要刊登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且还要有较高的编辑校对质量。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责任编辑竭尽全力工作,精心编辑加工稿件,力求每一篇文稿都能真正反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的独特风格和水平,做到在推敲观点上,坚持慎之又慎;在调整结构上,突出主题,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在增删材料上,细致考证,认真核对,删繁就简,毫不马虎;在锤炼语言上,精心加工润色,使语法、逻辑、修辞合乎规范。在校对方面,我们严格实行三校制、互校制、统校制。责任编辑要把好稿件质量的第一关,包括稿件是否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是否符合党和政府现行的方针政策,如有违者,坚决不发,毫不含糊。同时,要认真修改加工,改正错别字、润色文字、校勘资料,要特别注意标点符号和数字、注释书写格式的规范化和统一化。编辑部主任要对清样作通读编排、配置协调,并送主编做最后审读把关。我们一直坚持三校付印制,并不断增加校样通读力量,即由两人负责检查编校质量,另请一位资深专家进行政治把关。经过这些努力,刊物的差错率已经达到万分之一以下。
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才能办出高质量的刊物。因此,我们注意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狠抓编辑队伍建设。第一,抓管理,强化包括三审制、三校制、发稿会制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第二,抓思想。我们认为,必要的制度、精细的管理都是行政手段,只能管出条理和秩序,而不能管出生机与活力。起决定作用的是刊物的编辑思想。可以这样说,稿件是硬件,而编辑思想是软件。软件才是一种规范、一种秩序、一种机制、一种烛照,才能借以把全体编辑和整个刊物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第三,抓学习。坚持学习制度,通过各种形式组织编辑人员学政治、学经济、学业务,不断更新知识,汲取营养。通过这些教育活动,编辑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有很大提高,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全体编辑人员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事当前,大家争着干,抢着上,涌现了许多好人好事。这种敬业奉献精神形成了一股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编辑部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30年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的一部创业发展史。30年来本刊历经了一番又一番沧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这些成功,无不表明本刊的30年,是锐意进取的30年,是开拓创新的30年,是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壮大的30年。30年的实践也一再向我们证明,只要我们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求真务实,奋力拼搏,我们的事业就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成绩是昔日的光荣,未来还要开拓进取。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保持荣誉,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全力以赴把《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坛,活跃学术思想的园地,观察俄罗斯、东欧、中亚改革发展的窗口。让更多的思想深邃、内容充实、论证精辟、文风严谨的精品力作向这里汇集、升华,迸发出外为中用的思想火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向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