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统计工作的演进
王诵芬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统计与应用研究室，在笔者参与的各时期发展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在内部、在决策层或在社会上，都曾有广泛的影响，获得了较好或较高的评价。
统计室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
现今[1]的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统计与应用研究室，是几十年来历经隶属关系迭变、机构调整、名称更易而演进过来的，但始终保持“统计”二字的本质特征，源于她的“出身”。概括综合统计室发展的历程，大致可分为1960年以前、1960年至1982年、1982年以后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编辑统计表册和向“伟大的十年”献礼
此时期，统计室的工作，主要是以统计资料编辑为主，兼作经济专题研究和经济动态写作。工作重点是为国家编制长远规划和制定政策、调整结构、调控宏观经济走向提供所需统计数据及文字资料。成果多为内部出版物。
1949年7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在中财委计划局设有统计总处，处长狄超白，下设世界经济组，组长黄德一，组内有沈若愚、桑炳彦等人。这是从事世界经济统计工作的最早机构和成员。这种隶属关系，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具有国家行政机关的性质，并延续至今。可以说，历史形成了我们“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天然禀赋。
随着机构调整，我们奉命从中财委计划局转入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继而并入国家计划委员会世界经济局，然后转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终而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隶属关系的更迭，力量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对象不仅继续为国家建设服务，而且面向国内的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的需要，手段也经历了人力计算到电脑运算，进入定性分析到定性定量分析结合的阶段。
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年，是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十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了《伟大的十年》一书，用系统的统计资料宣传我国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对比、衬托新中国成就，当时的综合组成员日夜兼程、不辞辛劳地编制了六套统计资料：《1959年两个世界体系经济对比资料》、《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中国和美、英、西德、法、日五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对比资料汇编》、《中国与美、英、西德、法、日五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附：15种工业产品产量口径研究》。
作为向祖国伟大的十年献礼的六套统计资料，也可以说是我们第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编排方面，在利用各种统计方法对数据做出新的计算方面，在表现经济现象的内容方面，都比此前所编辑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要丰富得多，而且是以统计比较为主线，便于开展直接、明晰的国际比较。这些资料发送到上级领导及国务院各部委有关单位，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教授称赞该项工作，并推荐组长齐洪参加1959年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
第二个时期，综合统计和创办第一本年鉴
此时期，在为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为外交斗争服务、为学科发展服务的“三服务”方针指引下，工作重点改为统计资料编辑、经济专题研究和经济动态写作相结合，成果也相应转为对内、对外发表。
改革开放的来临，加强了国际经济的交流，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借鉴其经验、教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为此，世界经济研究所决定于1978年开始编辑《世界经济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由综合统计室承担，室主任郝一真兼任《年鉴》编辑部主任，负责具体实施。从而代表了第二个时期的科研方向。综合统计室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决定了年鉴的大致结构：综合性专题、各国经济概况、国际经济组织、世界经济大事记和世界经济统计资料共五大部分。
各国经济概况编写体例与要求由桑炳彦起草，一切准备工作停当之后，带上全书结构及各国经济概况编写条例与要求，兵分三路：云南—厦门、武汉—上海、北京及周边，外出宣传及约稿。经过一年多的忙碌运作，于1979年5—6月份全部结稿，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刷出版。组织本年鉴参加写稿和审稿的单位有17个，他们分属不同部门和大学，感谢众多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们，他们日夜奋战，不计报酬和名利，为年鉴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1979年版《世界经济年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第一本年鉴。在工作总结会上，时任《大百科全书·世界经济卷》编辑部主任、兼任《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主任邹适今称赞综合统计室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以往所做的三方面的工作，如今却构成了《世界经济年鉴》的主要内容。随后所里决定另行成立《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为了顺利过渡，综合统计室主任苏国荫，副主任王诵芬、曹梅颐仍在《年鉴》编辑部兼职。
第三个时期，性质的转变和专题研究
此时期，研究室的最大变化是开展以统计数据为依托的大型课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兼顾统计资料的编辑出版和经济动态的写作。1982年所长浦山教授着重提出世界经济统计工作不仅限于统计数据资料的编辑和提供，文字资料的编写不仅限于动态情况的描述，或有关经济专题的研究，而应开展有关世界经济统计学科本身的专题研究。应该说，综合统计室第三个时期的科研正是发轫于浦山教授的谈话。
仔细回想，我们以往所做的工作，那只是世界经济统计工作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也是涉及学科发展的主要方面，即开展与世界经济统计专业有关的研究。为此，综合统计室必须认真思考研究方向的转变问题。为了转变，研究室的前期准备工作大致如下：
确定吕亿环联络到所工作的硕士，成立世界经济预测小组，组长是浦山，导师是罗承熙，成员先后有吕亿环、余永定、陈沙、石小玉等。跟踪、了解、介绍国际上有关世界经济预测和世界经济模型的发展动向。
1984年，在福特基金资助下，由苏国荫、曹梅颐、桑炳彦组成访问学者小组，赴美考察，到美国商务部了解美国统计工作的情况，还重点了解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研究进展，访问了有关专家，获取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
1986年，派陈沙赴日本当访问学者，在日本佐贺大学着重研究世界经济预测与世界经济模型的有关问题。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着手招收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来读世界经济系的统计专业。
笔者也深感知识结构的老化与陈旧，需要补课，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关注统计理论和统计方法与世界经济研究的关系，不断补充新知识，可以扩大视野、活跃思想，于提高科研工作质量有益，同时也增强接受新事物的勇气，去开拓新的研究局面。
在基本做好前期准备的基础上，综合统计室第三个时期的科研工作迈开大步，进行了实质性转变。筹建“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开展了由“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综合国力比较研究”、“世界经济模型”和“灰色模型”4个课题。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综合统计室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当研究室的领导们头脑中充满了新思维、新知识、新课题的情况下，都情不自禁地在5年内先后接受了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又连续向“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了4个重大课题，研究室当时也只有七八个研究人员（含退休人员），欣慰的是，这些课题不仅都获准了，而且都完成了。
课题开题研究以后，逐步发现每个课题需要的资料很多，计算量很大，存在的难点和疑点都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去逐个解决，课题的深度和广度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没有气馁，没有退缩，我们坚守课题申请时的原旨，既要前进，更要有创意、新意。
时间无情地流逝着，向“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申请资助的4个课题结题至今也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做这些课题的人们也先后从岗位上退了下来。现在回过头来再读那些表明结题的专著、研究报告、内部报告都历历在目，清晰明了。仔细回想，也只有参与者才明白，每个课题都是在艰难中进行的，其间的困苦、劳累、不断的探讨、试验，那种疲于奔命又坚韧拼搏的感觉，至今还是难以忘怀的。
笔者认为，综合统计研究室研究方向（或重心）的实际转变发端于1987年承接“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东欧国家数据库”的开发和筹建，到1993年、1994年、1995年间，我们又相继完成了自己向“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申请的4项重大课题。如今可以这么说，经历了痛苦的漫长的过程之后，综合统计室已完成了研究方向（重心）的转变。
1996年，世界经济统计与分析研究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签署“目标管理责任制”协议。协议书的开头说：“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统计与分析学科已完成两项国家信息中心委托的‘七五’计划课题，四项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及两项院基金课题，在‘购买力平价研究’、‘综合国力研究’、‘世界经济预测’等综合性国际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协议书的责任制起止期为1996年至2000年，责任制期内科研局每年拨付科研经费给予资助，责任人为石小玉。当笔者得知院科研局与世界经济统计与分析学科签署目标管理责任制协议之后，真是感慨系之。感谢科研局认可了我们走过的那“一段不平凡的道路”是成功的，这个单位是值得继续支持的。
“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的筹建
1988年4月，国家信息中心正式成立“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课题组[2]，我们和内蒙古信息中心受邀参加，三单位的具体分工是：我们承担调查研究、指标体系设计、数据采集与整理、编码、各种数据库文件及数据指南的编制等工作，国家信息中心承担主、微机软件研制、库的数据加载和维护工作，内蒙古信息中心承担录入、介质转换、相应的软件研制。
鉴于这是一项工作量庞大的系统工程，不能贸然上马。通过调研，我们认为，“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有一定的用户需求与市场，数据源有保证，国内一些单位有可借鉴的建库经验。因而展开了建库工作。
关于统计指标体系设计。建库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用。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现象，必须使用一套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数据库的内容。我们在基本统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我们组建的、用于“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的统计指标体系。
关于数据采集、整理和编码。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及有限的经济手段，数据采集使用手工方式，人工编码，这是一项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经过艰辛努力，终于于1988年6月将第一批数据资料递交内蒙古信息中心，此后又五次向内蒙古信息中心送数据资料。迄至1991年1月又分两批最后向内蒙古信息中心送数据资料。至此，由我室承担的数据资料的采集工作任务已基本完成。此外，经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处联系，得到IMF组织出版的四个磁带，分别是IFS、DOT、GFS、BOP[3]，这四个磁带经国家信息中心转录成功后，又逐项与出版的“年鉴”版本进行对照，基本确定了需要使用的部分。经过解读后的原数据编码再转换成我库的编码，可作为“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的附设文件存储。
关于各类数据库文件的编制。为建库和使用数据库工作的需要，形成的数据库文件，其内容包括：“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统计指标体系、数据库设计说明书、各类指标的中英文对照及解释、各类编码文件、用户需求报告以及开展数据库工作的各种情况报告等文字材料，共计8种16类，约38.9万字。文稿中，有的已公开发表，有的成为建库参考文件，有的作为编制软件依据，但多数未正式付印成册。
开展协作与咨询工作。在“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工作进展过程中，我室与内蒙古信息中心承建的“东欧国家数据库”进行全面合作，完成“东欧国家数据库”的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大连信息中心承建的“日本数据库”、黑龙江信息中心承建的“苏联数据库”、天津信息中心承建的“美国数据库”、云南信息中心承建的“东南亚国家数据库”、山东信息中心承建的“韩国数据库”、厦门信息中心筹建的“中国台湾数据库”等，提供了多项咨询和帮助。但是，“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的实际持续运行和应用，许多后续工作还需大量的经费和人力支持，合作方在经费和人力都难以支持的情况下，项目暂告中止。对此，我们深感无奈。值得庆幸的是，在建库过程中，涉及国际组织的各种统计数据以及各类数据指标的解释，理解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以往几十年。
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研究
“国际比较项目是一项世界性的工作，其目的是通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而不是用汇率的方法），将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主要汇总指标等数据转化成共同货币，以进行跨国比较。”[4]
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ICP）[5]于1968年组织国际活动，到1985年进行了五个阶段，参加国从10个发展到80个。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决定参加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第六阶段工作（1990年开始）。当时中国因为多种原因尚未参加该项活动。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促使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并进行各种各样的估算，为此，我们不仅必须面对，且应心中有数。考虑到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在国际统计中的地位，综合统计室于1988年写出申请报告，向所长请示准备开展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调查研究，及时跟踪、了解该项目的工作进展，学习该项目的各种汇总及计算方法，并按“国际比较项目”的要求进行一次实际操作和演练，从而得出我们计算的购买力平价（PPP）[6]，以此来评价我国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的地位，经所长浦山教授同意，副所长王怀宁研究员给予指导，由桑炳彦任组长，向“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申请立项，立项的题目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的中外经济实力对比研究”。这是我们首次向“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申请资助的课题。
确定比较对象国及研究方法。课题申请批准后，于1989年开题研究。课题组决定选取中国、美国、日本、印度、苏联五国，以中国为中心国，用“减缩信息法”[7]来进行中美、中日、中印（度）、中苏四个双边比较，还决定采用“捷径法”[8]对中国与美、日、英、法、意、加、巴（西）、印（度）等9国进行比较。用“减缩信息法”进行中外双边比较，需要准备一定数量的GDP支出总额、支出分类和分类数据，以及一定数量的代表规格品、劳务和价格资料。为了便于调查、采集商品和劳务代表规格品的价格资料，课题组以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支出分类”为基础，设计了一个“居民消费支出一览表”，分别用中文与英文列出，供收集资料参考。
关于GDP资料。“国际比较项目”包含GDP支出总额、支出分类和分类数据。上述选取的五个参与对比的国家中，由于美国、日本、印度自始是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参与国，所公布的GDP支出总额、GDP支出分类、人均GDP等资料可直接用于中美对比、中日对比、中印（度）对比子课题。苏联在正式参与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第六阶段工作之前，曾经选定自始参与“国际比较项目”的匈牙利进行试验性比较，公布了两国GDP的详细资料，因此也可为中苏对比子课题所用。对每个子课题都需要的中国数据的调查和计算，是最艰难的部分，全部要由课题组长会同中国有关单位共同协商而最终确定。
关于价格资料。通过各种渠道采集到的反映以上五国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的各类价格资料，严格按照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规定必须是同质和同量的要求，进行逐项审查和对照，最后选定用于中美对比的代表品有232种，中日对比有122种，中印（度）对比有154种，中苏对比有329种。在此基础上，按照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支出分类”的要求进行层层计算和汇总，最后分别计算出以上四组双边对比国的货币实际比价，亦即购买力平价。
本课题组核算的1989年对比国的货币购买力平价，以人民币元为1，美元是1.26，日元208.01，卢比5.95，卢布0.75。各国的价格水平，以中国为基准，美国是4.74，日本5.69，印度1.58，苏联4.55。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989年中国的实际GDP总额居世界第3位，人均GDP居世界第70位。
据了解，本课题组采用“国际比较项目”的“减缩信息法”对中外实际GDP进行的四组双边比较，就课题进展的当时而言，除中美对比在国内外已有三例，中日、中印（度）、中苏三组比较在国内外尚未见过。由本课题组用实际GDP总额和人均额两组数量指数有机的结合而设计和计算的“中外对比经济实力指数”是课题的创造性成果，于1995年在《世界经济》月刊第8期上首次公开发表，可以一个指数简单明确地说明各国整体经济实力在世界的位次。按此经济实力指数计算，中国1989年整体经济实力居世界第8位。
本课题组的总报告，题为“采用购买力平价法的中外经济实力对比研究”刊发在《1996—1997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世界经济黄皮书）第281—288页。课题组长撰写的《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究竟值多少美元》，载《世界经济调研》1993年第17期，被多家刊物转载。本课题于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6年9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研究报告类）优秀科研成果奖（不分等级）。本课题组按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要求进行了实际的操作和演练，其成果既是中外经济实力对比的研究，也是国际比较需要的一种新的统计方法的研究。
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
笔者作为综合国力比较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之一，经历了课题研究的全过程，它包括了世界经济统计工作的方方面面，因此“综合国力比较研究”堪称实践世界经济统计科研工作的崭新课题。开题研究的初期以调研入手，从美、日、德、俄、中五国出版的有关书刊上摘编、摘译了关于国力研究的大量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形成《综合国力比较研究参考资料》14期，共计37.7万字，在研究工作的中、后期，针对需要解决的难点、疑点，撰写了《综合国力比较研究调研报告》13期，共计17.6万字。调研阶段形成的两套资料系列大多打印成册，分送有关单位和个人参考，其中部分资料已为有关刊物录用。课题立项后，科研随即正式展开，主要进行了：
确定指标概念。综合国力既具综合性和概括性，更具战略性和强制性。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我们对综合国力概念的界定和表述。我们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是所有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世界强国据以确立其国际地位、发挥其国际影响和作用的基础。具体地说，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从整体上来计量的社会生存和发展诸要素的总和。
架构指标体系。指标的选择：采用统计指标直接描述的方法，构建了综合反映国家实力的8大构成要素，用85个指标组成相应的指标体系。我们还利用绘制的描述指标关系的39张散点图，不仅决定了统计指标的取舍，而且对指标架构作了调整。国家的选择：围绕以中国综合国力的国际排位为核心，选定对比的国家必须是世界强国和各大洲举足轻重的代表性国家，既具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等自然资源，又具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当时选定为17个国家，同当今的G20国家几近不谋而合。时点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R.S.克莱因首次设计了一个“国力方程”来估量各国的实力，研究的起始点定为1970年，鉴于综合国力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变化在短时期很难显现，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我们选择了三个时点，即1970年、1980年、1990年，以观察新中国成立20年、改革开放初期及实施十余年后国力增长、位次变化和成就。资料源的选择：遵循可比性和可行性原则，数据来源以国际组织的统计出版物为主，以各国统计作补充，少数数据作有根据的估算。
测算方法的选择和应用。对于有具体数据的硬指标，使用综合指数法作标准化处理，对于无具体数据难于量化的软指标，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或在神经网络模型上作模糊评估。
统计表的编制与汇总。按照指标体系确定的指标、国家、时点，从规定的资料源收集数据资料编制统计表。我们曾对指标体系做了两次重大修改，经过4次大规模试算工作，试用5套赋权系数，使用了5个方案在神经网络模型上对外交能力进行模糊评估，对政府调控能力进行了问卷调查，经过上述艰辛探索和大量计算后，课题组最终测算出各国综合国力量化的基本数据统计表85个，赋权系数统计表23个，这两套统计表就是我们研究、分析各国综合国力及其构成要素的依据。
统计比较的分析功能。纵览中外国力研究方法差异悬殊：或用方程式与指标相结合，或用一组单个指数直接描述，也有以指标群表示各种“力”来概括。本课题组采用统计指标体系直接描述国力的方法，架构了8个国力构成要素，使用了85个指标。其功能是既有总量指标，又有人均量指标；既有数量指标，又有质量指标；既有反映效率的指标，又有反映物耗的指标；还有反映结构的指标。因此，据以算出的数据，可兼顾静态分析（横向比较）、动态分析（纵向比较）；总量分析（纵观全局）以及结构分析（了解各自长短）。现在来看，我们从静态分析所得的17国综合国力排位情况（中国居第9或10位）还是客观冷静的。从结构分析的数据也能清晰地看到各国综合国力结构特征的长短所在。总之，在国力的定量测定方面我们已经走出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计算模式。从研究结果在社会上的反映来看，我们对综合国力的测算还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开放式研究的特点。一个研究室承担如此大型课题，我们深知自己力量的薄弱与不足，立项获准伊始，我们就决定要借助界内同行、学者的智慧和力量，向其公布阶段成果，广泛征求意见。我们曾经将课题研究思路——“浅谈国际比较统计的演进，兼论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课题研究初步成果——“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分析，对近20年综合国力的初步探讨”、课题后续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全面的奋斗，1995年综合国力实测与分析”三份调研报告先后带到世界经济学会年会上，在小组或大会发言，汇报我们的研究进展和成果，阐述我们的论点，这是学会的顾问及领导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研究的平台。笔者每次参加世界经济年会之后，总能带着学长们的鼓励、赞扬、称许与好评，并提醒关注点，成为课题研究新的推动力。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为“综合国力比较研究”课题的特殊支持力量及信心保证。
我们信守课题申请时的原旨，在综合国力概念的描述、国力要素的构架及指标配置等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在综合国力的定量测定方面走出传统的研究分析方法和计算模式。我们遵守课题申请时的承诺，完成两项研究成果，即内部调研报告和专著。内部调研报告以题目“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测度和一般分析”，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获1996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二等奖。另一研究成果——专著，以题为《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的书名，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获中南五省市优秀图书奖。该专著于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第三届学术著作科研成果一等奖。
综合国力的研究过程，使笔者在世界经济统计学科发展上在两方面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其一是指标体系。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既是科研工作者对所研究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水平的反映，其所得数据又进而可帮助科研工作者对所研究的问题进入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其广度和深度是始料未及的。其二是研究方法。在综合国力研究中，通过难点问题的解决和不断调整对新问题的认识，逐步探索、实践并归纳出下列分析研究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国别分析与世界格局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与评价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通过分解与综合的交叉运用，可以通过数据看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使研究结果达到比较接近实际的满意效果。
创办小型期刊《世界经济统计研究》
《世界经济统计研究》是世界经济学会统计专业委员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统计室联合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它是一个小型的、专业性的、采用定点赠送方式的刊物，1990年年初创刊，当时由本所打印室承担期刊的印制工作。
从外表上看，不起眼的打印封面，用订书机装订的小型期刊，内里刊载的内容多为与学科建设、重大课题相关的前期准备资料、译文、研究综述和阶段性成果。刊载学科前沿阵地上的新信息、新观点、新资料。后因经费紧张，在出版30期后于1994年年初停刊。
在停刊期间内召开的世界经济学会的几次会议上，都有学者、专家提出复刊要求。时任副所长兼党委书记司马军参加了在山东文登市召开的学会会长扩大会议回来，曾经向笔者了解小刊物的情况，并说，会议上要求复刊的呼声很高，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熊性美教授自愿捐助人民币1000元作为刊物复刊的启动资金。
在学术界不断呼吁下，经世界经济学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意，用自筹经费的方式于1996年恢复《世界经济统计研究》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复刊后由王诵芬任主编，石小玉、张精华任副主编。
重新设计了复刊后的版面，刊名请国家信息中心信息部主任范木荣题写，复刊后的宗旨是：着重介绍我所及国内各高校、各统计研究机构在世界经济统计研究的主要成果，及时介绍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主要统计机构正在研究和采用新的统计方法以及正在关注的前沿统计问题。
在复刊启事中，欢迎来函来稿进行学术交流，本刊物仍采用不收费和赠送方式，稿件采用后不付稿酬，但不影响向公开出版物投稿，也欢迎公开出版物录用。为此，刊物内的一批稿件先后为公开出版物录用。
由于刊物不断介绍新信息，反映本学科主要科研课题研究的新进展，阐述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疑点、试登研究新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深受学术界及大专院校教师们的欢迎及好评。
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变化，经研究决定并发出重要通知，自1999年第2期起，该刊物在网络上与读者见面。
（王诵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1] 系2011年。
[2] 1987年4月中旬，国家信息中心在大连召开数据库工作会议，综合统计室派吕亿环参加，基本上承接了数据库的建设任务。
[3] IF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DOT，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GFS， GOVERNMENT FINANCIAL STATISTICS；BOP，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4] 《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手册》，档案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1页。
[5] ICP，INTERNATIONNAL COMPARISION PROGRAMM.
[6] 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7] 减缩信息法，即一种少于“国际比较项目”所要求的基础数据而能达到“国际比较项目”主要结果的方法。
[8] 捷径法：在“国际比较项目”计算结果的基础上，用回归等方法外推非“项目”参加国和非“项目”调查年份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