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秦汉时期
宗教概况
秦朝自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历二世而亡，仅享国运15年。汉朝自高祖于公元前206年建国，至公元220年，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共享国运426年。秦朝的宗教基本上是对商、周时期各种古代宗教的传承，汉朝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转型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继承了先秦的各种古代宗教；另一方面，佛教自印度输入，道教在本土诞生，儒学也开始向儒教转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在汉朝都出现了。
秦朝继续了商、周以来的各种官方宗教，设置奉常之职，以掌管祭祀天（即象征五行的“五帝”）地、山川、祖灵等礼仪。秦始皇即位后第三年，即率儒生赴泰山封禅。“封”，就是在泰山之颠祭祀天帝；“禅”，就是在泰山之南的梁父山上祭祀地神。秦始皇还迷信神仙方术，自号“真人”，多次派人率童男童女入海寻找神仙和不死之药。此外，鬼灵崇拜、占卜，前兆迷信等仍在朝野广泛传承。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就利用了鬼灵崇拜所产生的威慑力量。
刘汉立国之后，仿秦制设奉常，后改曰太常，以掌管皇家祭祀礼仪。其官方宗教一方面继承前朝遗制，祭祀天（五帝）地、山川、祖灵；另一方面，汉武帝又在“五帝”之上增设一位至上神——太一，以象征刘汉皇权之大一统。天上的太一，实乃人间的汉武帝在天国的化身，同时，鬼灵崇拜、占卜、前兆迷信（包括谶纬、星占、望气、风角等）和神仙方术等，仍在朝野广泛流传。汉武帝亦如秦始皇迷信方仙道，派人入海寻找蓬莱仙山，并烧炼金丹。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儒、释、道三教在汉朝的出现，以及儒教成为汉朝制定国策的思想基础。
汉武帝时，号称大儒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和《举贤良对策》中，将孔子神化，将儒学转化为儒教，即所谓“今文经学”。他继承商、周以来的“天命”神学思想，以及邹衍、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创“天人感应论”，并据此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神学化。他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王道通三》）。“仁”与“天”在《论语》中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概念，前者属于伦理学范畴，后者属于神学范畴。但是，在董仲舒的儒教理论中，“仁”与“天”合二为一了。董又声称：“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因此，人与天不但在生理上，而且在伦理上处于同构状态：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枧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人副天数》）
所谓“行有伦理，副天地也”，就是把儒家的五伦规范与天命画上等号。天尊地卑，因而在五伦之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反过来，“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这样一来，儒学便转化为神学了。
不但如此，董仲舒还把阴阳五行说和谶纬之学融入儒学而创天人感应论。何谓谶纬？谶，就是谶语，亦即“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前兆迷信。纬，就是纬书，它按照天人感应论以灾异瑞应观点曲解儒家经书，相对于经书来说，故谓之纬。灾异瑞应等现象被纬书视作预示吉凶的前兆，所以纬书就是宣扬前兆迷信的书。董仲舒在《灾异对》里说：“人君妒贤嫉能，臣下谋上，则日食。既先雨雹，杀走兽”；又说：“臣行刑罚，执法不得其中，怨气盛，并及良善，则月食”。这些说法，将儒家的君臣伦理和仁政学说通通与天象挂上钩，以天象解释人事，正是其“天，仁也”的儒教精神的具体化。汉武帝因此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设立太学太置五经博士，以儒教取士。
到了西汉、东汉之交，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许多学者认为：东汉永平元年（公元58年），明帝遣使西域求法，取回《四十二章经》。永平八年，明帝赐楚王英诏中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这证明当时中国的确已有佛教，而且皇室贵族首先成了佛教信徒。不过，那时的中国人对佛教并不真正了解，而是以中国的传统宗教文化眼光去看佛教，将黄老道与佛陀（即浮屠）等量齐观，把佛教视同神仙方术。
东汉前期，在中国流传的佛典只有口授的《浮屠经》和佚名译《四十二章经》。桓帝、灵帝时期，汉译佛典工程正式启动了。安息国弃位出家的太子安世高来到洛阳，在20多年中译出小乘佛典34部；同时的月氏国僧侣支娄迦谶也来到洛阳，5年内译出大乘佛典14部。稍后，另一安息居士安玄来到洛阳，与汉族沙门严佛调合译大乘佛典《法镜经》。严佛调是汉族中的第一个僧侣。他写的《沙弥十慧章句》是第一部汉僧佛教论著。以上事实表明：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是同时输入中国的。所谓“乘”，是运载工具车、船的意思。大乘佛教声称能运载无量众生到达菩提涅槃（无上智慧）之彼岸，即普度众生，故自称“大乘”；而贬称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为“小乘”。因为后者只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把本人“灰身灭智”和证得阿罗汉作为修习之最高目标。
东汉灵帝时，作为原始道教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民间出现了。
灵帝期间，张角以《太平清领书》（又称《太平经》）中的“太平”、“平均”为口号，并吸取其中的巫术思想，创立太平道，自号“大贤良师”，“以善道教化天下”，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太平道在平民中传播，教徒多达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利用其太平道的严密组织，发动农民起义；起义者以头戴黄巾为标志，史称“黄巾之乱”。但由于起义队伍中出现叛徒告密，致使张角仓促提前举事，又由于其他原因，黄巾起义终于被朝廷镇压。太平道从此一蹶不振，不过，道教意识却在民间播下了种子。
与太平道活动的同时，张修奉《老子》为经典，作“三官”（天官、地官、水官）书，在汉中创五斗米道。他一如太平道，以符水治病，教人叩头思过，令病愈者纳米五斗，故号称五斗米道。灵帝中平元年2月，太平道师张角发动黄巾起义；“七月，巴郡张修反，冠郡县”，与张角互相呼应（《后汉书·灵帝纪》）。后来张鲁袭杀张修，“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三国志·张鲁传》）。张鲁从张修手中夺取教权后，在巴蜀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长达30余年。他是汉中的无冕之王，东汉朝廷国势日衰，鞭长莫及，只得听之任之；同时他又是教主“师君”。张鲁为了扩大门庭，并隐瞒其篡夺教权的丑史，便制造了祖父张陵、父亲张衡和他本人的“三张”创教传说和天师崇拜意识。从此以后，信史长期湮没无闻，传说转化为历史，张陵被道教界和史学界奉为五斗米道的创始者（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
道教在汉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对先秦以来各种古代宗教诸如鬼灵崇拜、人格化自然崇拜、祈禳巫术、占卜、方仙道、黄老道、谶纬之学（前兆迷信）等的一次综合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