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监管层，“资本外逃”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尤其是在过去两年里，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日益错综复杂，不管是美国新任总统上台、美联储转入渐进加息通道，抑或是英国脱欧和难民问题给欧盟各国带来的政治风险，以及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风险的急剧上升，再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汇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转向、金融去杠杆化和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以及资本市场的动荡和压抑，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快速提高，尤其是外汇市场持续遭受了多个“黑天鹅”事件的冲击，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国际流动性也必然随之加快。多重因素交织共振，中国所面临的“资本外逃”问题所受到的关注在这一两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资本外流，虽然外管局一再声称“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在震荡中保持基本平衡，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我们有信心、有实力、有能力应对外部冲击”，但面对结售汇出现逆差、外汇储备出现大幅缩水、误差遗漏项目的不断增加，外管局也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措施来对资本外流进行管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探究资本外流，甄别不同性质的资本外流，进而揭开资本外逃的神秘面纱，警惕其可能带来的金融经济风险。

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流出不同，资本外逃通常被定义为一种非正常的短期资本外流。因此，要研究资本外逃现象并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与计量，就必须弄清楚“非正常”的界定，并解决其带来的统计困难问题。显然，“非正常”总是与一定程度的管制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管制，就没有所谓的正常与非正常，而管制越多，潜在的“非正常”也就越多。虽然更多的管制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资本外逃，但更多的管制却往往是由更多的资本外逃所导致的。两者之间这样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困难。首先，管制的强度是变化的，这也导致资本外逃的量化口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在外汇体制上的整体趋势是放松管制的，但也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时期采用了一些加强管制的措施，因此要找到一个可比的量化方法并不容易。其次，在放松管制和金融市场化的整体背景下，资本外逃的渠道更为多样化，况且还存在更多的游离于“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也使得对资本外逃的准确量化变得几乎不可能。最后，外汇资产由国家垄断向藏汇于民的逐步变化，使资本的非正常流入流出变得更为分散、易变和从众，这给资本外逃的量化和管理带来了新的困难。

陈俊博士对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对国内外资本外逃的研究做了详尽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书对中国资本外逃的渠道、规模、成因、决定因素和经济效应做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虽然因上述困难的存在，导致研究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作为一位年轻的“民间”经济学者利用现有公开资料能完成这样的研究已属难得。

作者在文中所剖析的资本外逃的动因和效应我是基本赞同的，在这里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的密切关系。人民币汇率变动是与资本跨境流动十分重要的一环，人民币汇率一旦发生变化，因风险偏好、债务链等引发投资行为发生变化，资本跨境流动出现异动，进而引起资本市场的调整，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资本外流与新兴市场国家截然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流是逐利资本获利的撤回，而我国的资本外流更像是“体内循环”，企业和居民运用美元资产来对冲人民币贬值的风险，这些美元资产大部分仍留在境内金融体系内。也就是说，统计上的资本外逃可能更多的只是藏汇于民而已。但即使这是事实，由于境内外汇投资渠道极度欠缺，民间外汇资产基于逐利也不会仅仅留在境内金融体系。而且，民间外汇资产的流动可能更易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导致对预期的“超调”，甚至难以控制的“羊群效应”，并加深汇率变动与资本外逃相互强化的风险。

作者也关注到在人民币预期汇率与名义汇率偏离导致的人民币预期升值以及国内固定资产价格上涨预期，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的严重低估，出现较大的“套汇”“套利”双空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资本流入时，资本外逃现象依然严重，以此为切入点，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我国资本外逃的方式、规模、动因、经济效应、相应的政策启示等，无疑对研究当前人民币贬值预期背景下的资本外逃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资本全球化布局是必然，资本市场自求平衡是应有的态度。虽然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与作者研究时的背景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拨开层层迷雾，现象后面的经济学本质依然没变，本书的研究依然有其价值，而且新的现象也为这一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和课题。无论如何，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不断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和构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不断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应该坚持不懈的方向，我们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因噎废食”。

资本外逃问题，是一个值得不断研究的有趣问题，其又能牵扯出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储备最优规模、资产选择与配置以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等诸多金融经济问题。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如果作者能继续研究下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我很期待陈俊博士新的研究所得。

2017年春于英国卡迪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