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郑润培教授新著《杜岚校长与澳门教育》即将付梓，可喜可贺！郑教授发来电邮说：“2006年得教授之助得与杜岚校长进行访谈，今天书稿初成，正编排出版，恳请教授赐序。附档是该天访谈照片及该书内容。……本书可以出版，您功不可没……”

打开郑教授精心整理好的书稿文档，关于杜校长那传奇的一生，她的爱国爱澳的情怀和铮铮铁骨，她的杰出成就和对教育的卓越贡献，跃然纸上。特别是看到当年跟杜岚校长、黄枫华校长、尤端阳校长、单文经教授、本书作者郑润培博士以及本人的合照，脑海中不断出现老教育家杜岚校长的刚毅而又慈祥的笑脸，真是百感交集在心头。

我与杜校长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我初出茅庐，她是名校校长。作为晚辈，我对杜校长充满热爱和敬仰。虽跟她见面不多，甚至于初次见面时我还有些诚惶诚恐，但她都满腔热情地给我提点、指教和鼓励。我还留意到她也有幽默的一面。记得90年代有一天，我们邀请她来教育学院指导，她半开玩笑说：“我不太喜欢去你们大学，上坡下坡的，连找个停车的地方都没有。每次去你们大学都是这样。我就对我的司机说，不去了，掉头回家！”虽有点儿说笑，我听了心里很不好受。如今的澳门大学完全变样了！澳门终于拥有一所美丽宽敞的大学校园，拥有一流的师资和设备，而且正在快马加鞭，努力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澳门大学将造福澳门人的子孙后代。杜校长在天有灵，一定开怀，向我们微笑。

同时，我的脑海中，也不断浮现另一位教育家的身影——他就是来自台湾的单文经教授！他也是我不能忘怀的杰出人物。2005年9月，单教授应聘从台湾来到澳门大学，担任教育学院院长，我应邀作他的副手。“新官上任三把火”，除了繁忙的日常教学、研究和行政领导工作，他还“轰轰烈烈地”为澳门教育以及教育史研究做了两件事。

其一，他对独特而又多元的澳门教育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更为那些百折不挠、终身奉献教育事业的前辈们而动容。他决定并开始筹组澳门教育口述历史团队。他坚持让我“牵头”，实际上是他“牵头”，我“牵线”，趁当时这些教育前辈都还健在，对他们进行访谈，大家分工合作，收集、整理和梳理澳门教育史料和教育家的生平事迹。也许，没有他，教育学院不会抓住历史时机成立口述历史团队，也不能促使这些深藏不露、颇具能量的教育史学者的潜能得以发挥，从而持之以恒、笔耕不辍，撰写出亮丽的澳门教育家系列。

其二，为了薪火相传，开拓视野，深化研究，单文经教授又以极大的热忱发起和创办两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论坛，并于2007年在澳门大学成功地主办了第一届两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论坛。论坛上还达成协议，随后每年举行，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这五所大学轮流主办，日前在澳门大学新校园刚举行了第八届两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论坛。虽然单文经教授因身体原因在2009年底回到台湾，但他一直关心和协助教育史研究论坛的工作，使这一大中华地区的论坛一直延续到今天，为教育史学家、教师和研究生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也推动和提升了教学和研究水平。正如澳门中华教育会刘羡冰校长会后所言：“……多位元老级的教授王炳照、周德昌都去世了，热心的发起人单文经院长回台湾，继续不易，更难得的是论文的质与量还不断提升，内容向中外拓展，又深入整理不少历史经验教训。”也许，没有他，一年一度的两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论坛不能及时创办，也很难一直坚持到如今。

郑润培教授邀我写序，虽颇感受宠若惊，但在那厚重的历史感驱使下，又出于对教育的承传与创新的关注，对前辈教育家的景仰和怀念，情系祖国，情系濠江，我愿一如既往，尽力而为。是为序。

杨秀玲

写于201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