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劳动价值论冗余论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劳动价值论的起源与早期相关争议
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去世以后，遗留下的手稿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分别于1873年和1894年得以首次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说是从根本上直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不可调和，因而整个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群体都视其为一部危险的反动书籍，最初试图以沉默的方式来冷却它的影响。然而，随着其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工人阶级中间快速传播，《资本论》甚至在其第三卷未出版之前，一些著名的人物就开始宣扬这部著作的错误，开始予以猛烈批判。其中焦点就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问题。
朴素的劳动价值论观点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思想家和古罗马思想家，他们分别从“值”和“真实价格”概念讨论商品交换的内容和实质。中世纪的神学家提出了“公平价格”思想。后来，重商主义者在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只注意商品的价格而忽视对商品价格基础的探讨。劳动价值论的朴素思想因此就被湮没了。[1]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就是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朴素劳动价值思想被长期湮没之后，在近代重新开始了劳动价值论的研究。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一书中阐述了他对商品的价值的理解。在配第那里，商品的价值被认为是他所说的“自然价格”，除了这种“自然价格”外，他还说明了“政治价格”和“真正的市场价格”，而且这两种价格都应该在“自然价格”的基础上进行说明。因此，我们可以说配第的价格理论所着重研究的就是价值或者说“自然价格”。[2]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在《法兰西详情》中提出了“真正价值”的概念。[3]对于布阿吉尔贝尔在劳动价值论上的贡献，马克思这样说，布阿吉尔贝尔“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因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4]。
关于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地论述劳动价值论的贡献，马克思将其归于亚当·斯密。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在考察分工及其有关问题以后，认为必须“讨论人们在以货币交换货物或以货物交换货物时所遵循的法则。这些法则决定所谓商品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5]。在斯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密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抽象掉使用价值来探讨交换价值的原则，这被马克思认为是斯密的功绩之一。另外，在该书中斯密还批判了重商主义学派关于对外贸易是人类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观点，以及重农学派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是人类财富的观点。与前人对于朴素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阐述相比，斯密已经把创造财富的各种劳动抽象为一般的人类劳动，这是积极的科学贡献。然而，斯密在具体探讨价值的规定性问题时，却同时提出“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并使其在其著作中等价使用。这为他的二元价值理论埋下了伏笔，而使其认为“商品的真实价格”仅仅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6]。对于所谓的野蛮社会，斯密这样说：“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品通常应可换购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7]也就是说，即使取得和生产该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在作用上属于不同的范畴，但量上仍可保持一致，但是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已经发生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的分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而按照新的社会关系，劳动产品不是完全地属于劳动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也需要按照各自的权力对劳动的产品享有自然的占有权力，所以“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8]而是“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结底都分解为那三个组成部分或其中之一。在进步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9]。斯密的这第二种价值理论成为后来庸俗经济学所遵循和信奉的绝对教条。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试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李嘉图对斯密在价值规定性问题上的这种“断裂式”的转向提出批判。一方面，关于耗费的劳动和购买到的劳动，李嘉图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量，两者并不是自然相等。另一方面，李嘉图赞同斯密关于交换价值在“非野蛮的社会”已经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三种收入的观点，但是李嘉图完全不认可斯密将交换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等价于交换价值由分解的三种收入决定。李嘉图对斯密价值理论的批判是积极的，但是李嘉图对于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坚持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都是等价交换的，那么利润来源于哪里；二是等量的资本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或者说在劳动密集型不同的部门间，如何获得等量的利润，这将与自由竞争下的资本本质发生矛盾。19世纪20—30年代李嘉图学派的反对者们抓住以上两点对其展开批判，而李嘉图的追随者始终不能够解决这两大理论问题，直接导致了该学派的最终解体。
历史的观念在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上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斯密注意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有区别的，但是他的处理方法是采用一种断裂式的逻辑思维，从劳动价值论转向收入决定论，事实上摒除了劳动价值论仍然适用于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李嘉图的问题则在于缺少历史思维，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等同于任何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试图将劳动价值论直接用于解释资本主义规律，但是却无力解释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与现象之间的所谓“矛盾”。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提出劳动力商品学说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解决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所面临的两大困难。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元素商品出发揭示出劳动价值论的一般规律，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时，一些人甚至嘲讽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序言中向我们展示了庸俗经济学家们在该问题上所呈现出的鲁莽。
根据恩格斯在第二卷的序言中所说，洛贝尔图斯曾指责马克思剽窃了他对于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自哪里的解释。恩格斯试图去澄清事实。恩格斯提醒读者，马克思早就注意到并坦率承认斯密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但是洛贝尔图斯和他的崇拜者们已经遗忘了这一点，而且即使是斯密，他也“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的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10]。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还并不在于是不是已经知道有剩余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剩余到底是什么以及是如何产生，而且这种剩余如何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这一点，斯密和李嘉图都没有成功地解释，洛贝尔图斯更没有揭示任何的“中间环节”。
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力商品学说和生产价格理论解决了对剩余价值的说明。至于马克思如何解决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所面临的矛盾，尤其是第二个理论难题的解决，恩格斯在该序言的结尾也幽默地向洛贝尔图斯们提出邀约，说他们仍然有时间提供说明“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11]
从恩格斯的序言中，人们已经可以感觉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回答将直接关系到劳动价值论能否仍然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如约谈到第二卷序言中的邀约，但是，洛贝尔图斯和他的支持者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倒是另外一些人，包括威·莱克西斯、康拉德·施密特、彼·法尔曼、尤利乌斯·沃尔夫、阿基尔·洛里亚、乔治·斯蒂贝林，尝试考虑问题能否得到真正的解决。
作为马克思所定义的庸俗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威·莱克西斯虽然根本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在恩格斯看来，他还是含糊地、肤浅地，然而大体上正确地提出了该问题。但是，他却是以这样一种庸俗经济学的逻辑提出，“工人在资本家面前所处的不利地位，使他只好按照等于劳动本身费用的那种价格出卖劳动……因此，这种价格追加对于那些作为买者的雇佣工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使总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资本家阶级手中”[12]。恩格斯认为，这个理论实际上只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一种改写，恩格斯还提到莱克西斯的庸俗经济学也有些特别，甚至可以称之为伪装成庸俗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莱克西斯的这种逻辑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这一逻辑看到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但是，它的庸俗经济学方法使其完全不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公平交易下的不公平本质，从而认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提高工人阶级的议价权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困境。
恩格斯提及，第一个试图真正回答问题的是康拉德·施密特。施密特认为“产业资本家从他的产品中首先得到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物，然后又得到他没有支付任何报酬的剩余产品。但是……剩余产品是按照生产它们所必需的资本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而不是按照实际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这样，每个资本单位所应得的份额，就等于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的总和除以所使用的资本的总和。因此，相等的资本在相等的期间内会提供相等的利润”[13]。恩格斯认为，施密特的这种解释逻辑是巧妙的，但却是按照黑格尔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施密特并不是从一般的价值规律出发去说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而是相反，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去调和一般的价值规律。实际上，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去调和价值规律已经在事实上确认了构成资本的过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之一，因此，这也就已经在事实上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关于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观点。
施密特之后，据恩格斯说，彼·法尔曼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这主要在于他已经看到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是如何存在差别，而且法尔曼甚至使用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然后考虑了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组成的部门，商品出售的价值与各自的价值并不一致，但是，作为出售的价格总额在总量上仍然与价值的总额相等。法尔曼甚至还直接说“这种不一致是一种‘干扰’：不过，在精确的科学上，人们从来不把可以估计到的干扰看成是对一个规律的否定”[14]。但是，恩格斯也指出，法尔曼对于价值规律如何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仍然缺少很多中间的环节。
至于尤利乌斯·沃尔夫，恩格斯虽然不屑但还是专门提及了他，更多是因为不仅他完全说了与马克思相反的话，而且还污蔑恩格斯事先将问题的答案交于施密特，然后公之于众等待回答。我们在这里提及这样一位学者，是因为他对马克思的赤裸裸的误读和歪曲，与近代以来的一些马克思的批评者们有些相似，即使沃尔夫实际上正确地注意到了问题，但是却污蔑马克思不承认该问题，反而将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歪曲为对规律的否定。
至于意大利人阿基尔·洛里亚，在关于价值规律能否成为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的基础上，或者说能够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问题上，据恩格斯说，洛里亚的卑劣在于当他没有能力去解决某一问题时，他也将别人所承诺的解决斥之为诡计；然而当他读到施密特的解决方案时，又几乎以同样卑劣的手法据为己有，把被他10年前就已经宣告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了。[15]
在恩格斯的该篇序言中，对于如何解决劳动价值论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之间矛盾，最后提到的是纽约的乔治·斯蒂贝林。据恩格斯说，斯蒂贝林使用了一种构思巧妙但却是完全错误的计算方法来证明矛盾的消除。在恩格斯的提示下，读者可以非常容易看到斯蒂贝林的问题在于错误地假设了他本应去证明的事情，即以两个部门剩余价值的相等为前提，实际上已经直接将利润等同于剩余价值了，因此，如恩格斯说，他的全部计算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了。
劳动价值论，从朴素的概念在中世纪的初步产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才开始重新开拓。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所展现出的经济现象，斯密首次在经济学的真正意义上进行阐述但却最终主动摒除，李嘉图试图坚持但却最终因不能够解决相应的矛盾而最终导致学派的解体，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了基本规律，然后在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提供了所谓矛盾的解决方案。从斯密和李嘉图，以及恩格斯在序言中所提及的马克思的赞同和批评者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现象之间所谓矛盾的解决将是一个多么关键的角色作用。这一矛盾的解决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经济学家们坚持和放弃劳动价值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