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齐鲁历代服饰文化
第一章 先秦齐鲁服饰文化
齐鲁文化即是产生在今山东大地上的文化,它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从地域文化圈来讲,它与中原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相并提,是一个有别于这些文化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其地域范围,当以古齐、鲁领地,即今山东地区为主;时限上则贯通古今。狭义地讲,齐鲁文化是指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文化,是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融会、各有特点的两种文化。秦汉时期,它们完全融于传统文化之中而不复单独存在。齐鲁文化的两层含义,也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广义的齐鲁文化是狭义的齐鲁文化互相渗透融合的产物。所以,我们所指的齐鲁服饰文化,也就是山东服饰文化,其上限起自旧石器时代的沂源猿人,下限为近现代。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至西周前的服饰
齐鲁地区在历史上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已形成了泰山文化区,先后创建和发展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代表性文化。新石器时期精美的石器、陶器、玉器、骨雕等优秀的古代文化呈现出齐鲁地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图1—1)。[1]
图1—1 山东省临朐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簪
服饰是人类文明生活的重要支柱和组成部分,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类的演变经历了直立人—智人—现代人等历史阶段。在智人阶段,齐鲁先民开始用兽皮裹身御寒。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后逐渐积累了经验,开始了农耕畜牧,营造房屋改变了野居的生活方式。男子外出狩猎,女子从事制陶、纺麻、缝制衣服,改变了原始的裸态生活,转变为戴冠穿衣的文明生活。
在山东省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几处规模较大的文化遗址中,几乎都有纺纱捻线的原始工具“石纺轮”,织布的工具“骨梭”、“木机刀”及“机具卷布轴”等。在1959年泰安县大汶口文化遗址挖掘的陶具中,有各种各样的精美纹饰。继大汶口文化后的是山东龙山文化(现在章丘龙山镇)。龙山文化是中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制陶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这些出土的工艺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穿戴情况。其中有:人面鱼纹,多数戴有尖顶高冠,冠缘及左右底侧有装饰物,左右底侧对称外展,并有向上弯翘的两支冠翅。另外,还出土了阴刻兽面纹玉锛、三牙璧、鸟形玉饰等。常见的纹饰有划纹、弦纹、竹节纹和镂孔等,这些精美的陶制品,都是齐鲁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为我们研究齐鲁服饰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2]考古界认为,它们的出土表明龙山时期社会显贵阶层确已出现。同时,从服饰考古角度也可认定,这一时期中国佩饰工艺已趋于成熟。
第二节 先秦齐国的服饰
两周(西周、东周)时期,在黄河下游、海岱之间这块古老而又肥沃的大地上有两个大的封国,一曰齐,一曰鲁。齐国的第一位君主是姜子牙,都城设在临淄;鲁国的第一位君主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都城建于曲阜。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两支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即齐文化和鲁文化。秦汉以前,齐鲁文化双峰并立;秦汉以降,齐鲁文化互相交融,共同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齐文化形成于西周初叶的封邦建国,与鲁文化融合于西汉前期的独尊儒术。齐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源头,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衣帽装束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经济状况、风俗习尚、审美情趣等最直观的体现。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衣饰成为人的等级、地位的重要标志。先秦时代的齐国,有着植桑养蚕、发展纺织业的传统,自太公始封,便“劝其女功,极技巧”,最终使“齐冠带衣履天下”。这些记载说明,当时齐国的服饰文化相当发达。
齐国依山傍海,疆域辽阔,这一地域特征赋予了齐人豁达开朗的性格。其衣冠服饰也以宽缓舒裕为特点,体现出东方泱泱大国之风。齐人的衣服相当讲究,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人们,多是冬衣裘,夏穿绸。裘是带毛的皮袄,毛向外而衣。裘以狐皮为贵,尤以白狐皮为最。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齐孟尝君被囚于秦,知道秦昭王的幸姬贪财,便暗地里派人向她求救,幸姬表示“愿得君狐白裘”。于是孟尝君又派人偷回已送给秦王的狐白裘,献给幸姬,孟尝君因此得以脱险,足以见得狐白裘价值连城。能着狐白裘的人,不是君王,也是贵族。《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说:“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于堂侧阶。”另据载,齐景公曾赐给晏婴狐白裘,其价值千金。除了皮衣之外,丝绸也是齐人的重要衣料。齐国丝织业相当发达,生产出罗纨、曳绮、縠等多种精美丝织品,并且,这些丝织品在贵族的生活中已相当普及。如《国语·齐语》载,齐桓公对管仲说:“昔吾先君襄公……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文绣”是指带有花纹的丝织品或服饰,齐国宫廷中大小宫女皆衣着华丽,甚至于“君之厩马百乘,无不披绣衣而食菽粟者”。
齐人穿着讲究装饰,一般衣服上都有花边,并且注重衣服的颜色搭配。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齐景公为追求衣饰华丽,“衣黼黻之衣,素绣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是说齐景公穿着绣花礼服,白绸子绣花的下衣,一身衣服五彩俱全,鲜艳无比。除了色彩外,衣服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长裙、短裙、窄袖、曲裾、短袴、长袍等式样齐全。同时,也有束红、白腰带、珠玉器等饰物。
在注重衣饰的同时,齐人还喜欢戴巨冠。《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齐景公临朝听政时“为巨冠长衣”。齐国君王所戴之冠曰高山冠,“形如通天冠,顶不邪却,直竖铁为卷梁,高九寸,无山展筩”。齐国的武将也戴大冠。如《战国策·齐策六》就有田单“大冠若箕”的记载。可见,在当时的齐国,戴高帽子是一种卓显高贵的时尚,这对齐国“冠带衣履天下”局面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齐人还注重帽子的修饰,《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晏婴曾劝谏齐景公“冠足以修敬,不务其饰……冠无觚嬴之理,身服不杂彩,首服不镂刻”。意思是说,戴帽子能表示严肃恭敬就行了,不要过分追求帽子的装饰,更不必讲究什么方圆棱角了。当时齐人所戴帽子两侧各有一根小系带,叫做“缨”,可以在颌下打结,以免掉帽子,《史记·滑稽列传》曾载:“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意即系帽子的带子被挣断。
文献中关于齐人鞋子的记载也很多。如《晏子春秋·外篇上》记载:“大带重半钧,舄屦倍重,不欲轻也。”舄是屦的另名,即古代的鞋子,屦为单底,舄为复底。齐国贵族对屦舄非常讲究,追求豪华。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景公为屦,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良玉之纟句,其长尺,冰月服之以听朝。晏子朝,公迎之,屦重,仅能举足。”对景公之屦的大小、质地、装饰描述详尽,既显示出景公的奢侈,又指出了他不切实际的窘相。景公曾经问晏婴市场行情,晏子答曰:“踊贵屦贱”,以此进谏景公修德减刑。另外,逢于何的母亲死后,“遂葬其母路寝之牖下,解衰去纟至,布衣滕履,元冠茈武,踊而不哭。”对逢于何服丧期间的衣着鞋帽也都有交代。
此外,由于国君的喜好与提倡,臣属和百姓争相效仿,齐人形成了一种效君王、追时髦的着装风习。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醒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公曰:‘诺’。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又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齐国曾盛行过女着男装之风,究其原因也是和齐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灵公指派官吏以“裂衣断带”而禁之,仍不能止。最后,还是从灵公自身做起,才平息了这股女着男装的风气。[3]由此可见,上行下效,齐人的着装风习确与齐君的喜好提倡有关。
除了文献记载外,有关齐人服饰的考古资料也非常丰富。1976年,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出土的女性陶俑,其长裙收腰曳地,窄长袖,上有红黄黑褐等彩色的条纹。山东长岛发现的战国时期齐国贵族墓,出土的女性陶俑上衣为窄长袖,交领右衽,多为淡青色,也有红黄色,下衣为长裙,以红、黑直条纹作饰,也有束红、白腰带的。同时出土的铜鉴人像服饰,有的穿上衣短袴,有的穿齐膝长袍,也有的穿长衣曳地。通过这些考古资料我们直观地看到,不同职业的人着装习惯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齐人服饰的务实性与多变性。
第三节 先秦鲁国的服饰
一 西周时期鲁国的服饰
西周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稳定阶级内部秩序,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相应的冠服制度。在周代众多邦国中,鲁国由于其封国的性质和特殊地位,与周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受赐极为丰厚,不仅得到了土地民人,还得到祝、宗、卜、史等掌礼之官职及备物、典策、彝器等器、礼仪和礼乐典籍。让其他封国更不能企及的是鲁国还被周王室特许使用天子之礼乐。所以鲁国自建国之初,就比较完整地具备了周的礼乐制度,成为推行周礼的示范性大国。[4]另外,也是由于周公的原因,鲁人对周礼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先君周公制礼”成为其津津乐道的口头禅,在行动上循礼而行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些原因使鲁国成为保存和实施周礼的典型邦国。特别是进入春秋后,由于周王室的文物典籍、礼器在西周末年的犬戎入侵和平王东迁的动乱中丧失殆尽,王室的地位亦日益衰微,鲁国则成为保存典型的周礼最多的国家。
以冕服为首的冠服体系在西周礼制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周礼》是遗存至今记录这些条文最详细的材料,从中探寻西周的衣冠服制应是较为准确的。鲁国作为接受周统观念最坚定的国家,其服饰应该与《周礼》所载内容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从《周礼》来探讨同一时期鲁国的服饰。
冕服在西周形成以后,在历代沿袭中虽有所损益,但其等级意义被完整保留下来。冕服是中国古代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冕冠、冕服和佩饰附件三部分组成。
(一)冕冠
冕冠是周代礼冠中最为尊贵的一种,穿着起来威严华丽、仪表堂堂,专供天子、诸侯和卿大夫等各统治者官员在参加各种祭祀典礼活动时穿着,成语“冠冕堂皇”一词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冕冠由冕板和冠两部分组成,冕板是设在筒形冠顶上的一块长方形木板,称为板。板用细布帛包裹,上下颜色不同,上面用玄色,喻天,下面用纟熏色,喻地。冕板宽八寸,长一尺六寸,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冕板固定在冠顶之上时,必须使其前低后高,呈前倾之势。这样设计的用意,据说是为了警示戴冠者,虽身居显位,也要谦卑恭让,同时也含有为官应关怀百姓之意。冕板的前后沿都垂有用彩色丝线串联成的珠串,也各有称谓:彩色丝线叫“藻”或“缫”,丝线上穿缀的珠饰叫做“旒”,合称为“玉藻”或“冕旒”。每颗玉珠之间要留有一定的间距(约一寸),为使珠玉串叠为一起,采用在丝线的适当距离部位打结固珠的办法,两节之间称为“就”。所用彩色丝线和玉珠也有讲究,如天子位尊,用最多的青、赤、黄、白、黑五种色彩合成的缫(藻)和串有朱、白、苍、黄、玄五种色彩的玉珠共同组成的玉藻,每旒所用玉珠的数量可用最多的十二玉为饰。而诸侯只能用朱、白、苍三色组成的九旒玉藻。这里用五色丝线和用五色玉珠按顺次排列,象征着五行生克及岁月流转。悬挂在冕沿上的冕旒犹如一副帘子,刚好遮挡了一部分视线。这样设计的目的,据说是要求戴冠者对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要有所忽视,“视而不见”一语就是由此而生的。[5]冕板下面是筒状的冠体,冠体两侧对称部位各有一个小圆孔,叫“纽”。它的用途是,当冠戴在头上后,用玉笄顺着纽孔横向穿过对面的纽孔,起固冠的作用。从玉笄两端垂黈纩(黄色丝绵做成的球状装饰)于两耳旁边,也有称它为“瑱”或“充耳”的说法,是表示帝王不能轻信谗言,成语“充耳不闻”就是由此而引申出来的。这也就是《汉书·东方朔传》所讲的:“冕而前施,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从冠上横贯左右而下的,是一条纮,即长长的天河带。
(二)冕服
1.冕服
冕服是采用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即上为玄衣,玄,指带赤的黑色或泛指黑色,象征未明之天;下为纟熏裳,纟熏,指浅红色(赤与黄即纟熏色),表示黄昏之地(图1—2)。[6]
图1—2 皇帝冕服及各部位名称说明图
2.王权的标志:十二章服饰纹样
在冕服的玄衣纟熏裳上要绘、绣十二章纹样,前六章作绘,后六章纟希绣。十二章纹样不仅本身带有深刻的意义,其纹样的章数还带有鲜明的阶级区别,与其他西周服装元素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冕服的基本形制。十二章纹样是帝王在最隆重的场合所穿的礼服上装饰的纹样,依次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和黻,分别象征天地之间十二种德性。所用章纹均有取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稳重;龙,取其应变;华虫(一种雉鸟),取其文丽;宗彝(一种祭祀礼器,后来在其中绘一虎),取其忠孝;藻(水草),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白米),取其滋养;黼(斧形),取其决断;黻(常作亚形,或两兽相背形),取其明辨(图1—3)。[7]
图1—3 冕服上的十二章纹样[8]
(三)冕服的附件
冕服的附件主要包括:中单、芾、革带、大带、佩绶和舄等。
1.中单:是衬于冕服内的素纱衬衣。
2.芾:又作黻或韨,即蔽膝,由商代奴隶主的腰间韦鞸发展而来。系于革带之上而垂于膝前,由于最早衣服的形成是蔽前之衣,因此加之于冕服之上有不忘古之意。天子用直,色朱,绘龙、火、山三章;公侯芾的形状为方形,用黄朱,绘火、山二章;卿、大夫绘山一章。
3.革带:宽二寸,前以系黼,后面系绶。
4.大带:是系于腰间的丝帛宽带。以素色为主,等级区别以带上的装饰为标志:天子素带朱里,诸侯不用朱里。大带之下垂有绅,博四寸,用以束腰。
5.佩绶:天子佩白玉玄组绶,诸侯佩山玄玉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等。
6.舄:是与冕服配套使用的一种复底礼鞋。分为底和帮两部分:底的上层为皮或帛,下层为木质;帮以帛为之。[9]
(四)西周时期的一般服饰
西周时期,统治者不但对冕服做了严格的规定,对一般服饰也有严格规定。西周时期的一般服装主要有:深衣、玄端、袍、襦、裘等。
1.深衣
西周时期出现了一款新样式——深衣。深衣含有被体深邃之意,故得名。周代以前的服装是上衣下裳制,那时候衣服不分男女全都做成两截——穿在上身的那截叫“衣”,穿在下身的那截称“裳”。深衣是上衣与下裳连成一体的上下连属制长衣,一般为交领右衽、续衽钩边、下摆不开衩,分为曲裾和直裾两种。为了体现传统的“上衣下裳”观念,在裁剪时仍把上衣与下裳分开来裁,然后又缝接成长衣,以表示尊重祖宗的法度。下裳用6幅,每幅又交解为二,共裁成12幅,以应每年有12个月的含义。这12幅有的是斜角对裁的,裁片一头宽、一头窄,窄的一头叫做“有杀”。在裳的右衽上,用斜裁的裁片缝接,接出一个斜三角形,穿的时候围向后绕于腰间并用腰带系扎,称为“续衽钩边”。深衣是君王、诸侯、文臣、武将、士大夫都能穿的,诸侯在参加夕祭时就不穿朝服而穿深衣。深衣是比朝服次一等的服装,庶人则用它当作吉服来穿。深衣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图1—4)。[10]
2.玄端
玄端衣袂和衣长都是2.2尺,正幅正裁,玄色,无纹饰,以其端正,故名为玄端。玄端属于国家的法服,天子和士人可以穿。诸侯祭宗庙也可以穿玄端,大夫、士人早上入庙,叩见父母也穿这种衣服,诸侯的玄端与玄冠、素裳相配,上士亦配素裳,中士配黄裳,下士配前玄后黄的杂裳。
图1—4 深衣示意图
3.袍
袍也是上衣和下裳连成一体的长衣服,但有夹层,夹层里装有御寒的棉絮。袍根据内装棉絮的新旧而有不同的名字:如果夹层所装的是新棉絮,则称为“茧”;若装的是劣质的絮头或细碎枲麻充数的,称之为“缊”。在周代,袍是作为一种生活便装,而不作为礼服。
4.襦
襦是比袍短的棉衣。如果是质料很粗陋的襦衣,则称为“褐”。褐是劳动人民的服装,《诗·豳风》:“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5.裘
中华祖先最早用来御寒的衣服就是兽皮,使用兽皮做衣服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原始的兽皮未经硝化处理,皮质发硬而且有臭味,西周时不仅早已掌握熟皮的方法,而且懂得各种兽皮的性质。例如天子的大裘采用黑羔皮来做。贵族穿锦衣狐裘,《诗·秦风》:“君子至止,锦衣狐裘。”狐裘中又以白狐裘为珍贵。其次为黄狐裘、青狐裘、麛麑裘、虎裘、貉裘,再次为狼皮、狗皮、老羊皮等。狐裘除本身柔软温暖之外,还有“狐死守丘”的说法,说狐死后,头朝洞穴一方,有不忘其本的象征意义。这无形之中给狐裘增添了一些忠义色彩,因此备受士人的青睐。天子、诸侯的裘用全裘不加袖饰,下卿、大夫则以豹皮饰作袖端。此类裘衣毛朝外穿,天子、诸侯、卿大夫在裘外披罩衣(裼衣),天子白狐裘的裼衣用锦,诸侯、卿大夫上朝时要再穿朝服。士以下庶人无裼衣。
(五)西周时期的饰品
西周时期,随着阶级的分化,首饰佩饰除了被赋予宗教性的内涵之外,还被赋予了阶级的内涵。当时的首饰佩饰,主要包括:发笄、冠饰、耳饰、颈饰、臂饰、佩璜、扳指等,有骨、角、玉、蚌、金、铜等各种材质,其中以玉制品最为突出。周代统治者以玉衡量人的品德,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德是根据治者德政的需要,将玉固有的质地美转化为思想修养和行为准则的最高标准,以玉德约束君子的社会行为,玉在周代成为贵族阶级道德人格的象征。
1.佩璜
佩璜是一种玩赏性的佩玉,与礼器上的璜无关。
2.发笄
齐鲁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用笄来固定发髻,笄的用途除了固定发髻外,还用来固定冠帽。古时的帽,大的可以戴住头部,但冠小只能戴住发髻,所以戴冠必须用双笄从左右两侧插进发髻加以固定,固定冠帽的笄叫做“衡笄”。从周代起,女子年满15岁便算成人,可以许嫁,谓之及笄。如果到了20岁还没有嫁人,也要举行笄礼。男子到了20岁,举行的成年之礼,则是冠礼。
3.扳指
扳指是射箭时戴在右手大拇指上拉弦的工具,用来保护手指。
(六)西周时期的衣料
西周时期,齐鲁地区的衣料已包括中国衣料的大部分,有皮、毛、丝织、麻、葛各类,高级服装材料已用织锦和刺绣。
二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服饰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崇尚周礼,服饰也不例外。鲁国是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对周朝的礼仪思想自是心领神会,诸侯列国之中,鲁国是礼仪之邦的榜样和模范。当东周列国割据的时候,各诸侯国“礼乐崩坏”,只有齐鲁之地,尤其是鲁国还保持着相当完整的周礼,从而使华夏文化的重心从中原移至齐鲁。
鲁国服饰崇尚周礼,最典型的例子是鲁国大夫臧哀伯。桓公二年,宋国的太宰华父督为了对鲁国表示亲和,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桓公,桓公则把大鼎安放在太庙里,这一违犯礼制的举动遭到臧哀伯的劝阻,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半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纮、,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意思是臧哀伯劝阻说:“作为人君,要发扬道德而阻塞邪恶,以为百官的表率,即使这样,仍然担心有所失误,所以显扬美德以示范于子孙。因此,太庙用茅草盖屋顶,祭天之车用蒲草席铺垫,肉汁不加调料,主食不吃舂过两次的米,这是为了表示节俭。礼服、礼帽、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鞋子、横簪、瑱绳、冠系、冠布,都各有规定,用来表示衣冠制度。玉垫、佩巾、刀鞘、鞘饰、革带、带饰、飘带、马鞅,各级多少不同,用来表示各个等级规定的数量。画火、画龙、绣黼、绣黻,这都是为了表示纹饰。五种颜色绘出各种形象,这都是为了表示色彩。锡铃、鸾铃、衡铃、旗铃,这都是为了表示声音。画有日、月、星的旌旗,这是为了表示明亮。行为的准则应当节俭而有制度,增减也有一定的数量,用纹饰、色彩来记录它,用声音、明亮来发扬它,以此向文武百官做明显的表示。百官才有警戒和畏惧,不敢违反纪律。现在废除道德而树立邪恶,把人家贿赂来的器物放在太庙里,公然展示给百官看,百官也模仿这种行为,那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由于官吏的邪恶;官吏的失德,由于受宠又公开贿赂。郜鼎放在太庙里,等于公开地受纳贿赂,还有更甚的吗?周武王打败商朝,把九鼎运到洛邑,当时的义士还认为他不对,更何况把明显违法叛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里,这又该如何是好?”周朝的内使听说了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在鲁国可能长享禄位吧!国君违背礼制,他没有忘记以道德来劝阻。”[11]这次进谏虽然以“君不从”而告终,但从中不难看出,鲁国的服饰应是遵从周礼传统的,而且知礼的官员还大有人在。
[1] 华梅:《古代服饰》,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 王华莹:《戏剧探索文论·戏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3] 宣兆琦:《齐文化通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4] 梁方健:《鲁国史话》,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5] 赵连赏:《中国古代服饰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69页。
[6]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7]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8] 袁杰英:《中国历代服饰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9]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8页。
[10] (清)戴震:《深衣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11] 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