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隋帝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从文帝杨坚开国（581年）到炀帝杨广亡国（618年），不过历时两代三十七年。大概与这个朝代在政治上的昙花一现有某种连带关系，隋代文学也常被人忽略，似乎在风花雪月的南朝和昂扬盛大的唐代之间，它只是一个匆匆的过渡。而事实上，隋的不少文士，本即梁、陈旧人；至如虞世南、李百药等诗坛大家，更在唐初显赫一时，隋也就成了他们中年暂时栖身的一个客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常被人提起的话头，那就是此时虽然是北方人坐天下，但诗文领地却颇受南方轻靡风气的影响，特别是在炀帝一朝，不少诗人吟唱的诗篇多趋向轻软华丽一途。这样一来，就常在整体上被后来力倡风骨的盛唐人看轻，也被更后来学盛唐学汉魏的诗人和批评家看轻。而隋代文学的一些真面貌、新特点，也就这样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遮掩起来。

当然，也不是没有深心大力的研究者。陈寅恪先生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即推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大著，对“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之“吾国中古极盛之世”的隋唐两朝制度渊源，进行细密而深入的考察；他如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崔瑞德教授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亦就此期社会政治文化深耕细作，多有发明；而从文学角度予以探究者，如曹道衡、沈玉成二先生之《南北朝文学史》，杜晓勤教授之《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在涉及隋代文学时均不乏深度和新见。不过，其间亦有未尽如人意处：前者多致力于社会政治，于文学较少用功；后者虽重在文学，但主要方向在南北朝或初唐，因而，还算不得研究隋代文学的专著。如此看来，李建国副教授推出的这部《隋代文学研究》，作为从整体上集中研究隋代文学的第一部专著，便很有些开荒拓宇或将相关研究向纵深掘进的性质了。

从《隋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架构看，作者以三编九章二十九节统摄全书，其中上编四章从整体着眼，重点考察隋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士人生存状态和群体命运、文学基本格局和三大渊源；中编三章由总而分，对山东、关陇、江左诸地代表性作家展开个案分析；下编二章变换视角，分别对隋代之文学批评、诗歌格律化进程进行考查。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这种研究也算得上是多角度、全方位了。虽然如此，但又非平均用力，相比之下，上编由于重在文献爬梳和历史文化分析，重在对南北朝至隋之社会政治背景的把握，所以给人的感觉更为扎实厚重，某些看法也别具深度。比如作者提出自南北朝以来存在两个二元文化体系的架构：其一是永嘉之后，汉文化传统在南北经历了不同继承、演变和发展，由此形成一个南北文化的二元体系；其二是胡族入主中原后不断与中原汉文化和南方汉文化发生关系，由此形成一个胡汉文化的二元体系。而文化的交流，即发生在每一文化体系内和两个文化体系之间，并由此形成北魏分裂后的三个不同文化圈。这一看法，既有相关史实做依托，又得到了系统论证，因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作者以此理论为出发点，来宏观南北朝至隋这一历史过程的文化发展大势，进而考察其文学的动态进程，其脉络也就较前人清晰了许多。

既重历时性考察，又重共时性考察，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考论，是这部书的另一特点。我们知道，陈寅恪先生曾对关陇、山东、江左三大政治文化集团有过精到的论述，此后西北大学的李浩教授更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的专著中将此一问题向前大幅推进。但作者不为所限，而能在前贤基础上拓展视野，既关注三大集团的文化渊源及其权力博弈，又聚焦于特殊文化背景下各集团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创作特点和文学风貌，并从两个方面提出新见解：其一，不同意一些学者关于文帝、炀帝两朝因对山东、江左文化或排斥或提倡，遂导致隋代文学创作水平前低后高的意见，明确指出事实恰恰相反，隋代文学不仅在文帝时期取得高于后期的整体成就，而且还呈现出三类突出的群体性文学风貌，即山东逐臣的草泽怨刺之词、江左降虏的南冠之诗、关陇武将的雄豪之声。其二，针对传统研究中多重南朝而轻北朝的倾向，将其考察重心转向北朝，用较长的篇幅来梳理隋代文学的北方渊源，由此形成对山东、关陇两系较前人更为深细的描述，认为北朝文学（尤其是前期）风貌异于南朝文学的一大要因，在于北方汉族士人在艰难生存环境下缺乏文学创作空间，在文化渊源上更多地继承南渡以前、汉魏西晋之学术文化遗产，由此导致他们在文体取向、语言艺术素养、文化精神等方面衍生出自己的特色。此后虽经南风熏陶，诗赋类作品增多，语言也渐趋华丽，但其源自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却始终不绝，并在环境的刺激下不断顽强地表露出来。此一见解，我以为根据可靠，眼光敏锐，既对研究对象之认知不无意义，也对不同时期地域文学之考察具有启发性。

诚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隋代文学只是短暂的一瞬，也存在前边说过的若干常被人忽略的“不足”。可是，如同作者认为的那样，这些“不足”，不仅不应成为其缺乏研究价值的理由，反倒应该成为入思的契机。事实上，作为六朝之结束，唐朝之先声，隋代文学既承上启下，又独具特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尚待进一步开掘的文化空间也是颇为广阔的。大概正是基于此一原因，我认为这部专论隋代文学的著作格外值得重视；同时，也希望建国君能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日后倘有余暇和精力，可在已有基础上，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对这一课题作出持续的更深入的思考和推进。

尚永亮，癸巳初夏匆笔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