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江左士人入隋初期的生存境遇
随着南陈灭亡，江左士族和官僚贵族“无论是侨姓还是吴姓，除了吴兴沈氏等个别家族以外，在江南基本上不复存在”[41]，大多迁入关中。不同于山东士族，江南士族虽仍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基本上丧失了实际的政治实力。一方面侨姓没有宗族乡里根基，三吴地区的吴姓与宗族乡里的联系也日渐淡薄；另一方面，风气所及，南朝士族官僚的政治实践能力普遍较弱，很多人放诞不任政事，高门士族尤其鄙薄军武[42]。江左集团特别是其中的士族阶层，其社会身份逐渐转变成以文学修养著称的文化名流，并由此而进入政治体制内。所以入关之后，他们根本对关陇集团的政权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关陇集团也不像对待山东集团那样有意地防范和打压江左人物。陈亡次年，江南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反隋暴动，几乎遍及故陈境内，其组织者大多是地方土豪和偏远地区的酋豪[43]。暴动平息后，也未见对在长安的江左人物有何明显影响。
入隋的江左人物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招致关陇集团的刻意压制，这是他们较之山东士人幸运之处。对关陇集团来说，他们的利用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建设和用以制衡山东士族的文化优越感（这一点上章多有涉及），除此之外，他们一时很难得到实际的政治利益。前文曾提到，隋承周制，选举上打破旧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注重功勋和实际行政能力，江左士族原来以门荫入仕的道路行不通[44]，又没有多少实际政治才干，进入政权运作的体制非常困难。文帝朝时皇帝又不喜南朝文风，依靠文学修养而得到现实的政治利益，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刚入隋时，有些江左旧贵族居然陷入了非常困顿的境地，连生活都难以维系。虞世基入隋后“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凄切”[45]。虽然被授予了官职，但却家贫如此，南陈降人的处境可见一斑。出身陈氏皇族的陈子良一家更为凄苦，他回忆甫入关时，“属金陵乱离，王室版荡，人伦东丧，礼乐西归。洎于一门，同迁灞岸，是则开皇九年之四月也。家君有钟仪之操，怀敬仲之心，遂屏迹杜门，茹忧成疾。忽悲风树，痛深陟岵。其時，余年十九，尔（陈子良弟陈子幹——引者注）始八岁，伶仃辛苦，实迫饥寒。青门乏种瓜之田，白社无容身之地。一溢之米已索，一瓢之饮屡空。日夕相悲，分填沟壑”[46]。虽然有些情绪化的夸张，但也确实反映了南陈旧贵族们入隋后一度非常狼狈的窘境。对照山东士族，他们中有些人也只被授予虚职，有的不仕，但都未闻有饥寒交迫之困，因为他们毕竟还有宗族基础。
入关之初，江左人物有几位得到相对优待，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江总在后主朝，“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对南陈亡国负有一定的责任，孔范就被文帝“投之边裔，以谢吴越之人”[47]。但是由于江总入隋时年事已高（时总年已七旬），再加上南陈降人中江总名声最大，所以还享受上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政治待遇。后又放其南归，遂能卒于故土[48]。裴蕴则因为父亲早年陷入关中，仕陈之时就“阴奉表于高祖，请为内应。即陈平，上悉阅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蕴，上以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仪同。……即日拜开府仪同三司，礼赐优洽”[49]。许善心在隋军攻陈之前正好出使于隋，被扣留在长安。“累表请辞。上不许，留絷宾馆。及陈亡，髙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经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是我诚臣也。’”[50]于是赏赐甚厚。许善心对故主恰如其分的忠心表现，使文帝认识到他身上所具有的利用价值。优待许善心就是暗示那些南朝旧臣：你们可以回忆过去，但必须面对现实，将对陈氏的忠心转移到对杨氏的忠诚上来。而许善心日后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宪、萧摩诃、任忠、姚察等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在陈末政治军事上本能有所作为，也试图尽力挽救败局。正因为奸佞所间，他们的策略未能得到实行，隋军方能轻易灭陈。对这些人给予一定的优待，可以显示文帝的识人，使南朝人物中有真才实学者能为其所用。不过，萧、任二人与江总一样，只是享受相对较高的荣誉待遇，并无实际政治权力。萧摩诃因为郁郁不得志，后来还依附于杨谅作乱，兵败被杀。至于袁宪，“上嘉袁宪雅操，下诏以为江表称首，授昌州刺史”[51]，作为文帝最欣赏的江左士人，他根本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相比山东集团中的李德林等人，入隋后的江左集团在文帝朝，整体上所获得的政治权利要差得多。
江左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在入隋初期被整体性的冷遇，除了前文提到的诸因素外，还与他们在精神上严重的离心倾向有关。江左士人虽然没有能力和意志来组织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但是他们对新政权的陌生感，以及精神上的痛苦却远较山东士人来得深切。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南陈君臣尽数被俘，很多家属女眷都成了隋军的战利品，所遭受的政治耻辱令他们痛心。开皇九年，隋军凯旋班师。“献俘于太庙，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服御、天文图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铁骑围之”，完全将他们作为战利品展示。后来“帝坐广阳门观，引陈叔宝于前，及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凡二百余人，帝使纳言宣诏劳之；次使内史令宣诏，责以君臣不能相辅，乃至灭亡。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既而宥之”[52]，可谓恩威并施。而北周灭齐时，周武帝接见齐主高纬，“降阶，以宾礼见之”[53]。两者之待遇不可同日而语。陈叔宝后宫诸姬还有他的许多女性亲属都或入文帝后宫，或赐予功臣为妾。其次江左士人对南方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性较山东士族对高齐政权要强烈得多。究其原因，在于高齐政权虽然汉化水平较高，但是胡汉矛盾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一点还不及北周[54]。南朝是纯粹的汉人政权，素以正朔自居。江左士人在精神上对南朝政权的认同感是山东士人比不上的。北齐覆亡之后，很少有山东士人像许善心那样，表现出对旧主的忠诚和哀痛。卢思道算得上对新政权反应最强烈者之一，但比起许善心等人来，其情感取向是不同的[55]。而像许善心这样始终不忘旧主之恩者，在江左士人中并非个别。出身南朝世家的周罗睺，是江左难得的文武双全之才。史载：“陈主被擒，上江犹不下（时罗睺守上江——引者注），晋王广遣陈主手书命之，罗睺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士散，然后乃降。髙祖慰谕之，许以富贵。罗睺垂泣而对曰：‘臣荷陈氏厚遇，本朝沦亡，无节可纪。陛下所赐，获全为幸。富贵荣禄，非臣所望。’髙祖甚器之。贺若弼谓之曰：‘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涉，果如所量。’罗睺答曰：‘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可知也。’”[56]周罗睺在降隋后，始终保持一定的节操和尊严。直到大业初，陈叔宝去世，许善心与周罗睺、虞世基、袁充、蔡征等同往送葬，许善心不避忌讳，在所写的祭文中仍称陈叔宝为陛下[57]。正因为这样，江左士人入关后，虽然被迫接受了国破家亡的事实，但降虏之耻深深地刺激他们敏感而脆弱的心灵；虽然客观上承认关陇集团的军事胜利和政治统治，但长期以正朔自居的文化尊严在此情境下更加深了他们的精神痛苦。
南朝的历史文化培育了江左士人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如此巨大的精神创痛激发了他们一度柔弱纤靡的情绪体验。在吞声含辱的生存境遇中，诗歌成为他们的唯一的宣泄途径。吕让《和入京诗》集中表达了入隋初期江左士人的心声：“俘囚经万里，憔悴度三春。发改河阳鬂，衣余京洛尘。钟仪悲去楚，随会泣留秦。既谢平吴利，终成失路人。”所和的原诗今已不存，但在吕让这首诗中，降虏的政治耻辱、环境改变带来的文化差异，乾坤巨变导致的人生悲剧都得到充分的表现。“钟仪”之悲成为这些“南冠”们的现实体验。特殊的政治环境又使得他们在写作时不得不保持极大的克制，于是江南故土成为他们最大的精神慰藉。许多诗中饱含对故土的无限追思，对被迫客居他乡的万般无奈，并在思乡情怀中隐喻自身的悲剧命运。“百年风月意，一旦死生分。客心还送客，悲我复悲君”（刘梦予《送别秦王学士江益诗》）；“敛策暂回首，掩涕望江滨。无复东南气，空随西北云”（虞世基《初渡江》）；“乡关不可望，客泪徒沾衣”（周若水《答江学士协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江总《九月九日至薇山亭诗》）。这些作品迥异于他们在南陈时的惯常风格，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