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社会语境
任何实践活动都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以及对以前的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并构成某种文化发展的社会语境。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大背景和社会语境。
一 时代背景
经济全球化已经形成和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国际环境。各种体制的全面改革以及中国与外国交流的深入进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国内环境。
（一）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仅和客观世界的发展有关，还和主观努力息息相关。邓小平强调20世纪70年代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特征的前提下，我们党才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在主观主义泛滥的“四人帮”时期，我们对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情况把握得不准确。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党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必须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任务。我们党和政府对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了改革，建构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总产值约占75.97%，集体经济总产值约占23.54%，城乡个体经济总产值约占0.02%，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总产值约占0.47%，公有制经济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2002年，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总产值约占40.78%，集体经济总产值约占8.68%，非公有制经济总产值约占50.53%。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大大上升，和公有制经济共同促进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形成。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领域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上升。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了社会分层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社会发生阶层分化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三大社会群体构成。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除了以上三个传统群体之外，我国还出现了新兴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随着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我国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些社会群体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又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必须重视这一客观的社会结构状况。
（二）实行对外开放
各个国家、民族要发展，除了借助自己的力量之外，还需要与其他国家、民族进行对话与交流，这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纵观人类文明史我们可以发现，越是文明交流频繁的地区，其文明程度越高。改革开放前，我国仅单方面向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西方世界先进文明来发展自己。所以，邓小平主张进入新时期以后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领域采取一些开放举措。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四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场。第二个重大举措是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上海、广州、天津、大连、连云港、宁波、秦皇岛、烟台、青岛、南通、温州、福州、湛江、北海。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开放了半个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采取的最豪迈的战略。第三个重要举措是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国内开放的领域，进而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第四个重要举措是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利用我国沿海地区拥有优越的劳动力资源，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做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主要是经济、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情况，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表现在派出留学生和智力引进上。据相关资料统计，自1978年至2002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是改革开放前的48.9倍，其中90%以上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大学生、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和文艺、体育等专业人才。到2013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05.86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44.48万人，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61.38万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又制定了一系列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的“出国热”开始转变为90年代末的“归国潮”。与此同时，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也与日俱增。1978—2002年所接收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是改革开放前的9.2倍。至于智力引进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校恢复了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的制度，并且人数不断攀升。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的校际交流也成为一种制度，中外合作办学这种新的文化交流形式由此诞生，外国图书进口数量不断增多。总之，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已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二 文化资源
文化的发展是在对已有文化成果的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是在文化资源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大大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
（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5000多年灿烂文明的国家，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曾经创造了不少辉煌的成绩，如今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宝贵遗产。
1.伦理道德文化
中华民族以注重伦理道德为特色，主张努力提升道德境界，以道德境界来衡量价值观，反对沉溺于对物质的追求。儒家甚至还认为，道德是人与兽的分界线。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将道德上的荣耻视作最高标杆。伦理道德主要表现在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两个层面，在家庭伦理方面，父母要慈，兄姊要友，子女对父母、弟妹对兄姊要尊敬。在夫妻关系上，主张男女承担不同的家庭义务，妻子跟随丈夫的步伐。家庭伦理始终以仁爱为主线，它有利于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从而保持家庭和睦。社会伦理表现为个人应该如何处理与他人、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仁、义、礼、信四个方面。“仁”指同情心，人们应该乐于助人，这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义”是指行为合宜，主要强调如何调节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礼”主要是指合乎礼仪。“信”应包括“诚”与“信”两方面，即宽以待人、遵守承诺。
2.治国理念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里，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治国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国家观。它诞生于西周，以后又被春秋末期的儒、道、墨三家思想所极力倡导。②基于“民惟邦本”国家观的治国方略。儒家崇尚“德治”“仁政”；道家倡导“无为而治”，要顺应自然天道和社会人道，因势利导；墨家推崇“相爱相利”，通过给天下人以利，来实现“兼爱天下”的目标。③举贤任能的用人标准，它是我国传统政治实践中的基本准则。墨家“尚贤”，强调重用贤德之人才能让政治变得更加理想，这就要求国家政权应该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强调，只有德与才都高于正常水平的人才能治理国家。④科举考试选官制度。科举制度的优点和缺陷都是很明显的。其优点在于：这种制度使普通老百姓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进而激发普通老百姓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力的发挥，不断为上层社会注入新鲜血液，并且避免了任人唯亲的选官现象，发扬了社会公正的良好风尚。缺陷在于：选官渠道比较单一、死板，仅凭考试不能全面考察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过于放大一张试卷的功能。
3.社会政治理想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不乏对社会政治理想的见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注重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对国家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发自内心地热爱祖国的山河和文明，执着追求祖国美好未来。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如岳飞坚定的抗金报国之志、文天祥英勇就义的凛然正气，等等。②政治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的忧患意识在西周就已经形成，是周公旦的治国意识，这种政治忧患意识不仅体现了当事者对成败的远见，还体现了当事者对自己行为的担当。③儒家的政治批判精神。儒家知识分子将夏商周三代政治制度理想化，并据此判断现实的政治形势，甚至导致颂扬“汤武革命”的某种革命精神。儒家的政治批判精神还要求知识分子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境界，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和审美趣味。④包容和谐的精神。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崇尚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这在文化实践中是一种包容和谐的精神，在古代它表现为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在近代则表现为对西方文化采取借鉴、吸纳的态度，在外交上表现为与他国和睦相处。⑤现实的小康社会与理想的大同世界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儒家抒发了对“大同世界”的理想期盼，但又回归现实，主张每个人、每个家庭用完备的道德礼仪和法律来规范行为以创建有秩序的社会，即小康社会，它体现出社会理想的现实性与理想性。⑥追求统一。“大一统”的概念第一次见于《春秋·公羊传》，是视中华民族为整体从而保持族群完整性的精神。在情感上，追求统一意味着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在政治取向上，追求统一是一种以国家统一为乐的价值观，它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4.民间习俗文化
中华文化传统中存在多种形式的民间习俗文化，主要表现为节日文化、婚丧文化以及饮食、居住文化等。
（1）节日文化。节日文化不仅具有调剂民众生活的功能，也巩固了社会秩序。节日是文化传统得以弘扬并延续的重要途径。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首次提出了“文化濡化”的概念，其概念的核心是人与人的文化习得和传承机制。[9]未成年人通常是“文化濡化”的重要对象，他们被成年人带到年复一年的节日氛围之中，接受持续性的伦理及风俗习惯的熏陶，并努力遵守该文化所涉及的一系列行为规范，从而逐渐成为从属该文化的人。节日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灵魂。节日既对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种民俗式的理解，又对历史的抽象化进行折射。它通过仪式化的民俗活动，再现了文化价值观。节日是文化横向共时性传播和纵向历时性传承的媒介。节日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及维系人际情感的精神纽带。通过节日这个机会，人们得以互相联络感情，表达祝福。节日能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聚合感，节日文化的向心力最终必定增强民族凝聚力。
（2）婚丧文化。婚礼是人伦之始，是礼的根本。在中国，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婚”包括男女交往的方式和婚姻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的风尚，蕴含着道德与法律。中国的丧葬习俗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来源于灵魂崇拜。古人认为鬼是灵魂变的，并崇拜脱离于人体的鬼魂，正因为鬼魂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力量，所以原始人对它充满恐惧进而演变为崇拜。为了避灾求福，通常会取悦于鬼魂，妥善处理死者的遗体并举行相应的宗教仪式。丧葬习俗就在这种情形下得以产生。
（3）饮食、居住文化。从“民以食为天”这一俗语中即可看出中国人对“吃”的重视程度。曾经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导致中华民族常常挨饿，由此形成了重视饮食的文化。因此，中国人花费大量心思发明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技术。所以，中国饮食对于原材料的要求相对较低，因为材料本身的缺陷可以通过烹饪技术来弥补。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对味道的重视程度高于营养。另外，受中国辩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菜注重整体的协调以及局部的多样化。中国菜不仅追求“色、香、味”俱全，还常常配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如“孔雀迎宾”“瓜灯之韵”“半月沉江”“全家福”等。在居住文化方面，中国建筑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在建筑材料选择方面，居民建筑、宫殿都选择土木为材料，这表明了人们对大地和植物的特殊情结，展现了人们希望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另外，中国建筑还运用到了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数理理论。
（二）革命文化传统
中国人民在抗击国内反动统治和国外侵略的过程中，积淀了强大的革命文化传统，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为典型代表。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内涵，具体如下：①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是革命斗志永存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求得彻底解放的坚定信念是整个革命精神体系的首要方面。只有科学分析中国革命的主客观形势，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这种信念和理想才能够获得生存的土壤。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谋利益的群众路线。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革命事业就无法获得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人民群众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正是人民群众给予了党和军队强大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不断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最终走向胜利。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善于在不同时期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并将这些意愿作为努力实现的目标。③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不怕苦、不怕死的牺牲精神是革命斗争胜利的动力。中华民族以吃苦耐劳闻名于世，而这一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用千百万革命先烈的生命换来的。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独立自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自己所处的实际环境决定本党的大政方针、革命战略。对待上级的指示，既要坚决执行，又要有批判性的思考。自力更生是指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满怀信心地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并不是排斥外援，而是强调一个国家应首先向内寻找力量。⑤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因为我们的已有知识决定了如何去认识客观世界以及对客观世界做出何种解释，所以大胆怀疑未经论证的已有知识，是正确认识客观事实的前提。
以上所述这五种革命精神元素，是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体系中，革命为民的崇高理想是核心，其他精神元素皆服务于它。以上所述的革命文化传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西方文化思潮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性理论冲击着我们的思想。西方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现代性术语。现代世界表现为积极进取、排斥传统、全球化，这种进取动力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关系到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对进步的信念，关系到科技的发达。早期现代性理论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追求现代化，它是技术导向的经济增长的社会演进方式。因此，它成为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工具和手段。同时，它契合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急需改变国家落后状况的愿望，因而为我国知识分子所广泛认同。20世纪70年代末期，现代性理论本身的弊端开始显露从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之时，西方世界中“后现代”的术语又开始在我国流行。“后现代”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开端。“后现代性”理论认为，20世纪末期的西方世界的社会层面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将成为经济和社会的交换方式、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第二，消费生活方式和大众消费支配了所有社会状况，消费取代劳动成了“生活世界运转的旨轴心”。而且消费主义没有边界，所有人都会受其影响。后现代主义反对知识趣味的等级制，崇尚地方性而反对普遍主义等，强调沟通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后现代主义首先兴起于文学艺术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后现代社会现象在我国的一些大都市逐渐出现。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性理论成为当今我国文化创新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的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甚至包括前现代文化。另外，值得借鉴的文化因子还包括以下两种：①“与过去对话”的解释方法。对话是一个双向的事情，读者同时也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在吸收西方文化成果时，不能复制照搬、缺乏适当回应。理解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批判性、解放性，科学的反省不能囿于对话的模型，因为反省需要评价，而评价就需要批判。西方文化成果所产生的社会条件虽然对我国的现代化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二者毕竟是异质性的，所以在吸收西方文化成果的同时，还需要具有批判意识。通过民主商谈达成共识来建立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规范，据此我们可以觉悟到哪一种是我们需要的西方文化思潮。②科学精神。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我国的经济发展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只注重于其物质产品是不行的，还必须注重其科学精神。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建立在社会文化氛围的基础之上。社会只有具有崇尚理性的风气，科学精神才能形成。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吸收其科学精神，就无法在整个社会形成自主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也无法真正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大力发展。
[1] 刘克利：《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2] 唐代兴：《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3] 刘克利：《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9] 吴泽霖：《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