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源起与价值预期

一 问题的源起

在文化哲学的视野范畴内，“文化并不简单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1]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不仅体现了人们自觉有意识的精神活动和价值观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刻地体现“人们未曾意识到的自发的生存模式”。所以一个适当的文化语境的设定，不仅是溯清研究对象内部关系的重要渠道，更是综合探索其外部关系的不二法门。作为20世纪中国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成果构成了纷纭繁复的鲁迅阐释的意义之林，折射着不同年代的鲁迅研究深浅不一的历史景深，构成了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学术史重要的表述内容。在不断延续、不断进行的精神探寻中，映入本书研究视野的是鲁迅与上海都市语境共生关系的探讨，而在学界各据要津的研究视阈下，鲁迅与都市上海这两个独特的“这一个”显然在各自的话语和发展道路上鲜有相遇。实际上，鲁迅与上海是有遇合期的，无论是正面的交融还是反向的冲突都是缠绕着问题、衍生着意义的关节点。在既有的常态理解中，20世纪30年代是鲁迅与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城市现代性发展得最为充分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最为纷纭复杂的年代。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和鲁迅放置在一起加以研究，其中最根本的理论预设是将鲁迅和上海看作多重文化语境中多元创生并可以加以审视的对象，在社会历史动态变迁的源流上，加强对二者或遇合或牴牾微观细部的考察，并对由二者所牵引出的相关理论问题加以分析总结，诸如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由城市文化所衍生的城市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现代都市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文体特征、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的生存策略和文化选择等。对这些问题的再探讨不是“旧事重提”，而是意在一个更为宽阔、更为切近的文化语境中，敞开或“照亮”那些不多加以言明的，但实质上客观存在的某种渊源，以质疑那些历史延续下来的似是而非的“前理解”和主导叙事——在部分研究者和批评家的眼中，上海与其说是现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性都市、贸易和金融中心，不如说是只取不予的生在中国肌体上的“赘疣”，是罪恶的渊薮，是腐朽堕落的象征；鲁迅与上海之间是绝不兼容的，鲁迅到上海之后“老调子已经弹完了”，鲁迅的创作力枯竭，鲁迅没有都市写作；鲁迅的杂文创作是“骂人”艺术，是“仇恨政治学”，鲁迅的生命力耽溺于人事和意气之争中，在思想和艺术上并无质的推进和飞跃。这种单一向度的研究模式和理解是不利于将问题向纵深领域开拓的，也影响并囿限了两个领域因交叉互动而产生的意义补充。1986年，英国著名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违反意愿》一书中说出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解构’就是要在更为广阔的运动和结构中对意义、事件和客体进行重新注册和定位。在此容许我打个比喻，这就像是翻转一幅盛气凌人的挂毯，以便暴露这幅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线脚细密的画面背后是一团毫无魅力可言的纹路凌乱的丝线。”^[2]本书的意图并不是想抹杀以往鲁迅研究和都市文学研究的成绩，而是想在二者关系研究的罅缝地带扩充历史想象的既有空间，在看似“解构”实为“建构”的过程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事实上，从1845年英国租界在上海正式设立，到1943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百年光景中，上海以开放的姿态承受着殖民统治的同时，也接受着“飞地”城市“被植入”的现代文明的洗礼，并逐渐攀升为国内最为繁华最具现代意味的国际性城市。作为“中国现代性文化母体的城市”（李欧梵语），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沿江城市日益明显的资本主义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整体变迁，城市开始成为国家生活主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至1930年，上海全市人口已达314万，1933年又增至340万，按国外观察家的话来说，上海达到它由来已久的命运的顶点”^[3]。同时，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末辗转于厦门和广州，屡遭革命之梦和心灵之梦的放逐，最终将生命的最后岁月留给了上海，以上海作为最后的壕堑之所，并与之发生着深刻的纠结和碰撞。寓居上海的鲁迅，生命渐临晚境，思想领域的斗争更加峻厉，文化选择、职业身份和生存面向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文化和公共空间中心的上海在这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充当了怎样的文化角色？在寓居上海的十年里，鲁迅的文化选择和思想质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跃进还是一种规约后的“转向”？鲁迅怎样面对上海？鲁迅从上海那里扬弃了什么？鲁迅在上海改变了什么？保留了什么？坚持了什么？鲁迅是否有都市写作，鲁迅的都市写作与乡土写作有什么差别？反映了怎样的一种内涵和风格？在创作景观和思想内容、形式艺术等方面提供了什么新质素？鲁迅以杂文创作为主代替了白话小说的写作，是一种无奈之举还是深度的抵抗？是一种生命力的阻遏还是现代质的助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质询自然会涉及都市上海与鲁迅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的推进，也会将两个原本各自显要的对象集结到一起，碰撞出一系列相关并且极富价值的话题来。

二 价值生成与意义探寻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由于鲁迅自身存在意义的丰富和厚重，加之诸多历史因素的促成，对于鲁迅的研究，包括研究之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和深入了，鲁迅研究因此被称作“显学”。在这个看起来已经接近饱和状态的领域中，尚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清理和认识。将鲁迅与上海的共生关系作为考察对象加以分析和探讨，是对鲁迅研究领域中单一将乡土写作作为鲁迅研究“正脉”的一个质疑，同时也是对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中将海派文化视为上海城市研究固有模式的一次突破。正如法国解构主义领袖式的人物雅克·德里达充分肯定文本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一样，上海和鲁迅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关系阐释，而且在都市语境下展开鲁迅上海时期创作和思想的研究，无疑是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海派文化等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鲁迅研究和上海城市文化研究的丰富和补充。这项研究致力于将晦暗不清甚至是莫衷一是的鲁迅与都市上海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是对鲁迅和上海深层意义的另一个层面的“照亮”。在上海城市文化语境下研究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创作，自然会牵动对20世纪30年代政治、思想、文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引起对20世纪30年代诸如京海派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关于启蒙、救亡、革命等一系列民族国家想象和个人话语流变等问题的反思，也势必将鲁迅的创作和思想置于一个比较复杂、多变和矛盾的文化背景当中来。尤其是在与不同思想背景的作家们的上海想象和叙事的横向比较中，鲁迅在文化批判和历史思考方面体现出的巨大的丰富性，在文学表现和艺术想象方面呈现出的巨大的先锋性，在人文关怀和社会救赎方面昭示出的巨大的超越性，就比较容易借都市上海这一文化语境显现出来。由此展开20世纪30年代都市上海作为国家生活主体所呈现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弥补鲁迅研究领域关于鲁迅与殖民都市、鲁迅与都市上海研究的缺失，切实推进鲁迅及都市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