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4年，广东省委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2]。随后，在1995年，广东省就提出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在2003年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中，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和“湾区”的全面整合，这是建设环珠江口湾区最早的雏形。到了2010年，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制订了《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提出了“5+2”的宜居湾区概念；^[3]在此基础上，2015年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建议实施“环珠江口湾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提案》，正式提出包括珠三角及港澳在内的“9+2”环珠江口湾区概念，主张加强湾区建设、促进三地协调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由于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地理条件上优越，并有多个天然良港，在文化、社会资本上与港澳台有着天然的联结，因此成了港澳及国际资本与市场进入中国的首要选择。更重要的是，在政策上，我国将试水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都放在了广东，尤其是处于环珠江口的珠江三角洲，这使得环珠江口地区成了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与工业化无可替代的热点地区。珠三角地区抓住了这一机遇，通过不同形式的城镇化、工业化完成了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初步阶段。

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珠江三角洲面临着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珠江三角洲内部城市的区域整合以及与环珠江口湾区中港澳部分整合等重大挑战。如果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系列任务，则不仅能将本地区建设成为集生活、经济、娱乐、科技和人文发展为一体的世界级湾区，全面提高本地区的人均生活质量和发展空间，也对我国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建设有重大的促进和借鉴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环珠江口湾区建设既是我国开放姿态和政策的提升，也是解决当今国际社会发展困惑的创新之举，既可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可以加强粤港澳台地区的经济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国家的统一提供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从中长期看，环珠江口湾区综合改革试验区更可以为中华民族复兴探索经济、法制、社会和文化政治基础。

对于环珠江口湾区建设，我国乃至世界上并无完全相同的前例可供借鉴。以东京湾区为例，它的发展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东京、横滨地区已经成型的城市带，以及战后欧美向日本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和日本整体上近50年的经济奇迹。相比之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起点较低，虽然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但是除港、澳外，即使是在大陆属于较为富裕、发达的珠三角区在人均指标上也只是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具有可比性。而相对不利的条件是，国际间产业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转移，环珠江口湾区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将要始终面临国外其他地区在争取资本、市场和技术上的积累竞争。另外，受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之后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向下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亦开始步入中低速的“新常态”。与东京湾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飞速发展相比，环珠江口湾区建设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更具有不确定性。除此之外，环珠江口湾区还有着中国内地的珠三角经济区与港澳地区的整合、协同问题。

因此，如何在较为不利的条件下，推进环珠江口湾区建设，使湾区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成为今后二三十年我国经济成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经济引擎，并在我国的社会治理、文化科技创新中成为全国性的示范力量，是一个严峻但必须面对的挑战。这就要求在全球经济整体性乏力的大背景下，找准环珠江口湾区自身的战略定位，推进产业升级转型，加快区域间的经济和社会整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些任务无疑更具挑战性，但它们的完成，对于环珠江口湾区建设来说也是重大的机遇，关系到环珠江口湾区乃至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未来近百年的发展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