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双向开放”面临新问题与新挑战

2015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双向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5年全国共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575家，同比增长1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6.4%；对外直接投资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到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在出口方面，虽然出现了震荡下滑，但情况仍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商品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上升至13.8%，比2014年提高1.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提高最快的一年；出口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人民币成功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大幅提高。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签署中韩和中澳两大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成果文件正式签署，对原协定进行了丰富、完善、补充和升级；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稳步推进。

在新一轮开放进程中，中国在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只有正确认识和理性分析存在的问题，才能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主动应对挑战，及时破解发展难题，实现新的突破。

（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如何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度，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防范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这是中国在开放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关注度不断提升，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包容共享的开放战略表示认同，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不断深化，合作意愿持续升温。但也有的国家对“一带一路”产生误解，对中国的动机表示猜疑，尤其是普通民众对相关项目抱有疑虑，甚至抵触和反对，国际上还有些人妄言“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中国掠夺性开发沿线资源，造成沿线国家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甚至有人借此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借“一带一路”改变地区的稳定和平衡。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地缘政治、各国政党的左右倾向、文明冲突、宗教、种族等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左右着全球发展方向，影响着国际安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政治动荡、商业环境并不成熟，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地缘政治风险不容小觑。因此，如何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度，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通过有效的外交和经济途径防范地缘政治风险，这是中国在开放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二）亚投行成立之后，如何积极参与重构国际金融秩序，处理好亚投行与现存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

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形成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其重要载体，由极少数国家垄断了话语权和决策权。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等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和缺陷不断暴露，与全球经济格局越来越不匹配。亚投行的建立标志着国际金融秩序变革的序幕即将拉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在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有望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面临重重困难。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就等于触动了几个主要国家的核心利益，必然会引起这些国家的强烈竞争甚至阻挠。如2015年美联储加息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汇率剧烈波动，石油价格持续下挫，从本质上反映了大国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重构过程中，不断展开新的博弈，导致新的竞争。

现有国际金融组织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将“政治透明”“人权”等问题作为附加条件，IMF的援助也会附加财政紧缩、市场开放和破产清算等条件，使得经济问题政治化。与之不同的是，亚投行的项目审批不会附加政治条件，只要求贷款项目合法透明，保证社会和环境效益，与现行国际组织相比，贷款标准更低，审批灵活性更大。尽管亚投行能够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但作为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在如何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如何动态调整各方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

（三）人民币加入SDR之后，如何谨慎推进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新挑战

IMF对篮子货币有两条标准，第一是该货币的发行国（或货币联盟）在过去5年内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位居世界前列，第二是IMF认定该货币“可自由使用”（“Free Usable”Criterion），具体包括在国际储备、国际银行借贷、国际债券和外汇交易中的自由使用情况。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大幅降低直接投资资金流动的难度，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快速增长。就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判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比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更快。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庞大的储蓄资金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组合再配置，可能会产生一定规模的资本外流。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资本渐进开放是必然趋势。2014年，上海自贸区开展金融改革试点、深圳前海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沪港通”试水资本市场开放，这一系列举措都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统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资本账户管制的40个子项中，中国有34项达到部分可兑换及以上水平，占比达85%。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剩下尚未开放的项目是中国保障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如果完全放开则意味着人民币将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因此，在这些领域的开放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

（四）英国脱欧对中欧贸易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人民币国际化部分通道受阻，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2016年6月24日，英国通过公投决定退出欧盟，给中欧贸易投资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部分通道受阻，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英国作为高度开放、自由的经济体，一直是中国进入欧盟市场的关键通道，英国一直支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欧盟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设置严格的贸易投资准入标准。英国脱欧将使得中国失去一个在欧盟内部推动中欧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向英国的出口有限，英国与中国FDI的联系相对较少，但中国很多的贸易和投资是通过香港完成的，因此，英国脱欧对中欧贸易投资产生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

近年来，伦敦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跳板和通道，已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2015年，中国财政部在伦敦发行人民币国债；中英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互换规模；中国人民银行在伦敦发行50亿元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英国脱欧后，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会受到冲击，通过英国在欧洲推广人民币的成本将会增加。

英国脱欧会使本来已经疲弱不堪的欧盟经济雪上加霜。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欧元、英镑兑美元汇率一路走低，美元升值会给人民币及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带来贬值压力，同时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