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现象，并不意味着给我们提出要不要GDP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回答这个核心问题，过去的高速增长，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教训。

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于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中国奇迹”有各种解释。经济学家联系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效果的事后评价，分别进行了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如华盛顿共识和北京经验；进行了关于改革方式的讨论，如改革的渐进性和激进性；进行了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如威权型体制和中性政府。

有趣的是，针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学者们常常得出针锋相对或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多数学者利用中国经验证明“华盛顿共识”失效的同时，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理论（也就是说遵循了“华盛顿共识”）^[19]。实际上，这种认识混淆了治病的“处方”与“疗效”两个不同的概念。讲到中国的改革，没有证据说我们从出发点上遵循了什么理论教条，但是，令世人瞩目的是我们达到了什么实际效果。

造成上述运用概念上产生歧义和观察现象上出现矛盾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理念和实践具有以下特征，即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确定的，具体的目标模式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却可以不确定，而呈现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性质。可见，如果未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对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的指导与引导，则无法准确地理解“中国奇迹”。

从某种教条出发，在评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效时，西方经济学家习惯于用一个固定的、先验的参照系来进行比较^[20]，但是，往往发觉这个参照系并非中国改革所自觉遵循与主动追寻的。其实，这里体现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改革哲学上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先验地要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而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为最终目的，依此来选择改革的步骤和路径，进而逐步明确目标模式。

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逐步探索出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并没有固定成为独立的模式，而是服从于改善民生和提高国力的目的。也正是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的不同，使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

但是，改革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这个原则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并得以坚持。在这个改革理念指导下，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也是党的宗旨在经济发展思想上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只有150美元，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因此，一旦改革焕发出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第一要务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是加快了经济发展，GDP总量和人均GDP是不是得到提高，有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检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因此，在一个时期里，发展速度至关重要，“又快又好”把“快”放在第一位。

在1978年以来的40年中，中国实现了年平均近10%的GDP增长率和超过8.6%的人均GDP增长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相继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生产要素禀赋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协调的紧迫性愈益突显。因此，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靠牺牲资源、环境和均衡性的高速发展之后，更“好”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第一选择。

很久以来，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地进行了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一致认为要把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的模式上来。在制订“九五”计划时，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的要求。鉴于经济增长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与增长模式相关，经过经济学界的长期讨论，“十一五”进一步强调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意义。

“十一五”规划指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为此，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指标，特别是约束性指标，要求实现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体界定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把以往所用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本身就体现了更加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更加深刻，实践中更加自觉。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新常态所具有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特征。这一深刻判断已经成为认识经济形势、找准主要挑战和着力施策的定盘星。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回顾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可知，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发展方式的转变才具有至关紧迫性。有助于克服增长制约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由增长的需要所诱致形成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经具备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机遇。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不仅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新常态，还要求按照新常态的内在逻辑积极引领新常态，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向创新（生产率）驱动的转换，保持经济中高速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迈入中高端和经济效率明显提高，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第一个一百年任务目标。

许多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主席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假设2016年之后中国人均GNI以6%的速度增长，按照不变价格将从目前的8260美元提高到2023年的12420美元，即跨越中等偏上收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分界线。

然而，着眼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含义而非统计学含义，鉴于以下因素，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首先，世界银行对国家分组的划分标准是动态的，今后也有可能向上调整，并且也会受到汇率变化的干扰而改变我们的排位。其次，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NI远远高于门槛上的收入水平，目前就高达41046美元。达到这个人均收入水平，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并非仅仅一种判断或预言，而是提醒一个国家，实现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转变，不再能够简单沿袭其跨越低收入陷阱时的做法，哪怕很多是彼时彼地行之有效的做法。基于对这一现象形成原因以及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的减速原因的分析，首位的任务是要对症施治，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解决好收入分配，提高发展的共享水平，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以支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早在2010年，中国按官方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把中等收入阶段作为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立足于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定位，应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是重视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所在。性命攸关的则在于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同时，相关领域的改革不会是一路坦途和一帆风顺的，需要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包括：经济增长动能转向生产率提高，要求清除一系列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和生产单位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经济增长需求因素转向出口、投资和消费更加均衡，有赖于投融资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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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章。

[2] 引自百度百科“逃港”，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3%E6%B8%AF（2017年10月2日下载）。

[3] 参见Alwyn Young，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1，No.6，2003，pp.1220-1261；Paul Krugman，Hitting China’s Wall，New York Times，July 18，2013。

[4] 英文版请见Gordon Chang，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New York：Random House，2001；中文版请见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台北：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2003年版。

[5] 参见蔡昉、都阳、王德文《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报告No.10——提升人力资本的教育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6]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7] Jeffrey Williamson，Growth，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6244，1997.

[8] 根据2017年的最新划分标准，人均GNI不足1005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在1006—39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956—122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超过1223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9] 参见余永定主编《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3页。

[1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11] 参见朱利安·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彭松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ur Common Fu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3] 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4] 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第六版），黄卫平、彭刚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15] 斯蒂格利茨：《新的发展观：战略、政策和进程》，载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

[16]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 S.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5（1），1955，pp.1-28.

[1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19] 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0] 例如，一本在美国出版的讨论中国改革的著作，就套用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而取名为“离彼岸还有多远？”参见Nicholas C.Hope，Dennis Tao Yang and Mu Yang Li（eds.）How Far Across the River：Chinese Policy Reform at the Millenniu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