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转向发展新理念
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质疑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观点虽然的确仅限于少数人之中，其存在也是不无其针对性的。说到底，这些人看到并担忧中国经济中出现的GDP挂帅倾向，特别是这种倾向表现为：地方政府一度把经济总量的增长当作经济工作的重心，甚至当作唯一目标，不遗余力地追求GDP总量扩大，以致形成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积重难返。下文中，我们概括并讨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经济发展存在着与资源、环境和生态之间的不协调性。很长时间以来，保持高速增长速度压力与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环境的容忍限度发生矛盾。过度依赖于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趋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高能耗和高污染倾向，以及生产过程的贫困恶性循环，都放大了上述矛盾的表现。
各级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的政绩观，以及增值税激励导致重化工业化的强烈动力，与中国面临的能源供给的不可支撑性之间的矛盾。许多地区，甚至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高速增长的地区，认为本地区已经到了重化工业化的阶段，借实施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之由，鼓励重工业优先发展和人为拔高重工业比重。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绩观，以及由于重工业比重高有利于增加税收的增值税体制，都推动了重工业化动机。近年来，机械、汽车、钢铁等重化行业已经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这是一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误解。把经济增长从过度依靠要素投入的模式，转到依靠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的轨道上，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要义。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曾经处在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而资源绝对稀缺的发展阶段。首先，在这个阶段发展重工业违背比较优势原则，事后结果表明其成本是高昂的。其次，这种重工业化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在中国发展资源绝对稀缺的条件下，资源的国际政治学制约着我们的发展。依靠重化工业化的经济增长，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都是巨大的。最后，即使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生产率导向，而不是按照产业结构的轻与重进行选择。
地方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嗷嗷待哺的饥渴症，鼓励甚至顺应了发达国家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倾向，增强了增长不可持续性的程度。中国的高速增长及其潜力，吸引了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毋庸否认，在看中劳动力丰富和廉价，以及庞大的市场和潜在市场的同时，许多外商直接投资输出国家和地区的意图是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在世界能源供给趋紧、减排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这种倾向将日益强烈。
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不顾环境代价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地吸引投资，污染和能耗产业将以空前的速度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造成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对可持续性要求的严重背离。
对于经济发展包容性的关心，也使得社会上有一些人对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产生疑虑。解决温饱和收入增长的迫切要求，使得上项目不顾环境污染，用工行为不计伤害，造成污染事故和人身伤害以及重大事故频仍不断。这一方面导致对污染的危害的低估，另一方面也导致在追求生产扩张的过程中，对安全的忽略，乃至对生命的蔑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网络媒体的发展，环境污染事件和工伤、矿难等伤害事故得到及时的报道，引起全社会的更大关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监督。
此外，相对于经济增长成绩来说，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构建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作用，不像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那样有力，造成实际社会保护水平与需求相比严重不适应。很长时间里各种类型的收入差距都呈扩大趋势，发展成果未能均等地为全体人民所分享。
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如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认识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也应该从坚持发展与赋予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性质着眼。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以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的极大提高为支撑。201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经超过82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8]。但是，从这个发展水平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并非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也不是人均收入达到12235美元就算大功告成。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教训表明，这是一个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阶段。复兴中华民族的宏伟愿景，要求中国必须保持合理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并非所有人都懂得这个必须坚持发展的道理。在2010年的一个会议上，在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有位学者站出来否认这个命题本身，认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达到所谓高收入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而且，世界资源不能支撑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为了避免导致资源、生态和环境的竭泽而渔，中国不应该追求更高收入的收入目标。因此他建议，中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只要实现全社会比较公平的分配，大家可以生活得相当不错[9]。
这堪称从良好愿望出发，得出天真结论的典型言论。从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验看，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条件下，收入分配状况是根本不可能改善的，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大家是无法“生活得相当不错”的。社会公平当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分好蛋糕的前提是有蛋糕并且不断做大蛋糕。如果没有充分涌流的社会财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的任何承诺，都只是一纸空文，难以真正兑现。
据说有一种幸福感排位，在其榜上，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的不丹王国名列前茅。不丹总理引人入胜的TED讲演也大受欢迎。这似乎是一个老百姓的幸福感与人均收入水平彻底分家的典型案例。可是，进一步观察的结果表明，这个2015年人均GDP只有2380美元，位列全球第129名的国家，物质和文化需求尚不能得到满足，不足温饱或者贫困还是其首要特征。所以，充其量只能说，这是个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国家，距离客观评价的幸福，不啻千里之外。
此外，我们面临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本质上并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的问题，希冀靠“罗马俱乐部”式的“零增长”解决资源环境难题，无异于因噎废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世人瞩目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的破坏。这个具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并且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的地区，恰好横跨以巴西为主的8个拉美国家。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广泛存在的贫困现象给资源环境施加更大的压力，其经济增长方式恰恰背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没有能力保护这块生态宝地，反而变本加厉地乱砍滥伐，使得这个堪称“地球之肺”的生态地区陷入危险境地。
在2016年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主席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保护资源、生态和环境并非仅仅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本身，从而达到了这一领域发展理念的新高度。他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0]。
其次，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解决的是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要求发展必须是包容、分享、全面和协调的。早期发展理论的出发点都是提高效率、扩大生产，最终增加经济总量和人均福利水平。然而，经济增长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形成所谓的“涓流效应”，从而并不必然导致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发展的结果，在很多国家产生了带来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中外学者在对增长本身带来的问题进行不同学科的观察之后，形成各种相异的发展理论。发展观所关注的内容广泛，从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演进，到发展过程中个人的痛苦。由于发展的结果与初衷相反，人们提出应该如何定义发展、规定发展的本质等问题。与此同时，各种衡量发展结果的度量方法也纷纷受到质疑，新的办法不断得到尝试。
马尔萨斯最早从人口增长的制约角度反思发展。在他看来，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自然法则”，即人口按几何级数比率增加，生活资料的供给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最终，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使人们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把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食物危机，扩展到人口—资源—环境危机。
作为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指出在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通过知识进步和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并从多方面论述地球资源的丰富性，指出只要政治、制度、管理和市场等多种机制较好地发挥作用，从长期看，人口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11]。
可持续发展思潮追求的是一种新的发展途径，体现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这种发展途径强调以人为本，着眼于从代际关系上解决人口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协调，从而“使人类进步不局限于区区几处、寥寥数年，而且要将整个地球持续到遥远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2]。
法国学者佩鲁把“增长”与“发展”两个概念作了区分。他认为，发展包含比人均GDP的提高更为广泛的内容，他强调的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都有机遇获得效力和能力”的结构变革和演进。[13]
从此出发，托达罗归纳了发展的三个核心含义——基本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从而提出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必须使基本生活必需品得以不断增长，必须通过扩大就业和教育机会，提高人的尊严和文化价值，必须扩大个人和国家的经济社会选择范围[14]。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意味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本身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目的是使个人和社会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15]。阿马蒂亚·森指出：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真正自由的一个过程，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人谋福利[16]。
按照不同的方式定义发展，导致对于发展过程中增长与分配的关系，进而公平和效率关系的看法大相径庭。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要对发展的福利效果进行衡量和评价。库兹涅茨发现，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并到达一个拐点后，收入分配状况便逐渐得到改善。这个似乎有统计数据支持的经验总结，构成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字形曲线[17]。这条曲线本身所隐含的所谓规律，随后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并非一定成立。同时，这种关系作为一种发展观念，也已经遭到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人的摈弃。
早在中国的计划经济建立初期，毛泽东主席就尝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辩证关系。但是，后来形成的经济体制以及在多年的建设实践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有效的激励机制，个人、集体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抑制，这种关系实际上没有处理好，最终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关键在于如何在政策上和激励机制上处理好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邓小平在倡导“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是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而收入先多起来，还指出了这种先富的目的是产生示范力量，带动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人们，最终使全国各族人民都富裕起来[18]。一部分人先富，是激励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效率的必然结果，在任何体制下都必然如此。因此，邓小平这一“波浪式共同富裕论”思想，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对关于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全面回应，具体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其中，创新发展着眼于培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绿色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永续性，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放发展着眼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发展联动；共享发展着眼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