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一 选题缘起与意义

（一）选题缘起

德国当代汉学家裴古安（Andreas Pigulla）把自15世纪到18世纪这一时期欧洲人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对中国的描述、对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的研究统称为“前汉学”（Protosinologie）[1]，其突出特点是：除了个别商人（如马可·波罗）之外，传教士是与中国接触和研究中国的主体；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完全出于他们的传教策略需要，他们翻译中国经籍、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但探讨的重点是宗教问题；欧洲学者的中国知识主要来自传教士的翻译和著述，他们同耶稣会传教士一样，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生活表示赞赏，但多有理想化和虚构的成分。科学的研究尚付阙如。

进入19世纪，汉学研究在德国兴起，但最初多为业余爱好者所为，故有“业余爱好者的汉学”（Amateur Sinologie）之称[2]。至19世纪下半叶，学术性汉学研究开始出现，但最初仍隶属于东方学，并且与印度学和犹太学相比，仅处于边缘地位。[3]1887年，柏林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arachen），但主要以培养掌握实用语言的人才为目的。

另一方面，在重商主义、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优越论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德国知识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积极肯定转变为批判否定。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谴责中国为守旧落后的化身，认为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发展的动力，中国没有历史，只有王朝的循环发展，中国还处于“世界历史之外”[4]。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也把中国人归入“永远静止”的民族之列，认为他们对世界历史毫无贡献。汉学研究纯属多余[5]。

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建立。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研究所，曾在德国驻华公使馆工作13年之久的福兰阁出任首位汉学教授。1912年，柏林大学也设立了汉学教席。1919年，汉堡大学成立，东亚语言和历史研究所一分为二，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和日本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均成独立建制，汉学也成为了独立学科。稍后，在1922年，莱比锡大学成为德国汉学的又一重镇，著名的东方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正式担任汉学教授。1924 年，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中国研究所，由早已以翻译中国古典作品闻名于世的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掌门。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文化在西方社会再度受到了高度重视。不少知识界人士出于对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反感和对机器文明的厌恶，重新把眼光转向了东方，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产生了新的认识。而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成为中国研究专家的学者们则致力于向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社会传播中国文化，并为汉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汉学家群体中，福兰阁[6]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是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的首任教授，也曾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还担任过汉堡学者联盟主席、柏林高等学校协会主席、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哥廷根科学院荣誉院士。他在1888年来华担任外交译员后，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工作。回到德国后，他长期在大学任教，培养出了很多后来也成为德国汉学研究的栋梁之材的学生。终其一生，他写作并发表有关中国的著述二百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作出了全面而又系统的阐释，至今仍颇具影响。完全可以说，福兰阁是德国大学近代汉学学科的最重要奠基人之一，其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很值得研究。本书试以他的原著为基础，对其有关中国的论述做专门考察。

（二）选题意义

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很有现实意义。

其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汉学学科的创立时期，在这一时期，汉学学科正式的从东方学中分离出来，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德国大学，有大量论述中国的游记、新闻报道、中文古典作品的德译本和有关中国的研究性著作问世，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呈现。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位重要汉学家，福兰阁的著作和论述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奠基意义，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对于了解德国的汉学发展史是非常重要的。

其二，在这一时期，在德国社会，汉学家已成为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主体，而在当时的汉学家当中，其社会经历和学术实践又各有春秋，有的是从东方学家转变为汉学家的，有的是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的，还有的是从外交官转变为汉学家的。不同类型的汉学家，在研究志趣、研究重点和学术观点等方面自然有许多不同。在从外交官转变为汉学家这一类型的中国研究者当中，福兰阁也堪称代表。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不仅可以使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外交官—汉学家的独特视角和见解，也可以弥补被其他类型的汉学家所忽略的内容。

其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西方主要国家而言，总体上还是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其主流思想还是对中国持歧视态度的，或者是否定中国文化进步性和现实意义，或者是从种族主义立场出发，污蔑中国是“黄祸”。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总体上是与主流话语背道而驰的，在许多方面也是对主流观点的一种批判和纠正。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可以使人们看到一种对中国充满同情和热爱的观点，并由此对所有与福兰阁持同样观点的西方汉学家产生无限的敬意。

其四，尽管大背景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但不可否认的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德两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中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关注中国、研究中国、论述中国的作家和作品更是不断增加。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也是中德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研究这一缩影可以深化人们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认识。

其五，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涉及历史文化、学术思想、中外关系和现实政治等诸多方面，是在充分掌握资料并对中国有密切的亲身体验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有些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个别思想已显陈旧，甚至是成问题的，但大多数相当精辟，至今仍耐人寻味。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一位资深的、德国研究者对于中国的评论，也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进行自我反思的宝贵素材。

其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包括德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评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对当时知识界的本国文化信念的重新建立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因此，现在重新检视那一时期德国汉学家在德国所做的中国文化传播，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助于重建社会的本国文化信念，亦有助于中国文化外交的开展。

二 学术史回顾

到目前为止，中外学术界尚无研究福兰阁论中国的专著，相关研究虽然已有一定数量，并且对于本书的写作不乏借鉴意义，但就其内容和观点而言，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兹梳理评介如下。

（一）国内研究状况

中国学者最早的有关福兰阁的评论，大概是徐道临1931年在《中国》（Sinica）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7]。徐道临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之一，30年代初曾就读于柏林大学。他在文章中对福兰阁著《中华帝国史》一书进行了批判分析。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很大程度就是儒家文化，中国人的认知和生活方式跟孔子思想密不可分，而福兰阁想写一部“脱离儒家”的中国历史无异于空想；福兰阁写作《中华帝国史》的主导动机是反对儒家学说、诽谤中国和中国人；福兰阁的著作特点是“所有他想要驳斥和否定地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东西，正是那些中国人视作好的和令人尊敬的东西，所有他想要强调和突出的东西，都是适合于证明中国人作为人是没能力的，道德上是劣等的东西”[8]。这一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但在后来并没有为中国学者广泛接受。我们也认为有些偏颇。在历史上，儒家学说虽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则有失于片面。这种片面性恰恰是福兰阁要予以纠正的。在他看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虽然影响巨大，但也只是塑造和统治中国国家和中国社会的众多力量之一，并且同任何一种力量一样，儒家学说的力量也是有其时间限制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在那里，儒家学说尚未出现；也有这样的时期，在那里，儒家学说已经不再存在。因此，当福兰阁考虑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时候，他首先列举了一个“前儒学时期”（古代），在这个时期，孔子和儒家学派还没有诞生，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和国家却早已出现和形成，儒家学说只是对这个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自汉代起始成为官方学说，经过宋代新儒学的教条化，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直到19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的崩溃，才退出历史舞台。而在近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某些方面重新接近了在儒学体系发挥作用之前时代的状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学术和思想流派竞比高下。由此可见，在中国，除了儒家学说，肯定还有其他力量。儒家学说虽然是强大的力量，但决不是唯一的力量。[9]因此，编纂中国历史必须超越儒家学说，要有更远大和更宽广的视野。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可谓精辟之见，很值得深思。

至于徐道临的有关福兰阁“诽谤中国和中国人”的指控，我们认为也有些过度情绪化，从福兰阁的著述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同情和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诚然，作为一名学者，福兰阁很富有批判精神，但是他不仅批判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在他看来是错谬的思想观念，也批判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种种误解。他的批判是一种学术性的，是应当予以认可的。

徐道临的批评意见虽然不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但它毕竟是有一定的研究深度的。在他之后，虽然也有中国学者关注到福兰阁，但仅仅在翻译介绍方面做了些工作，迄今尚未见到真正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性著作。就是认真阅读过福兰阁著作的人恐怕也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对于福兰阁作品的翻译，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的翻译者有朱炳荪、杨丙辰、程明洲、关琪桐、胡隽吟、李相显和吴兴华等人。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福兰阁的作品则有：《中国历史学的要质》（Das Wese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现下德国之中国学》（Die Sinologie in Deutschland）、《十六世纪中国之思想斗争》（Der Chinesiche ideologische Kampf im16.Jahrhundert）、《莱布尼茨与中国》（Leibniz und China）、《中国治外法权史》（Zur Geschichte der Exterritorialität in China）、《十一世纪中国文官职务的改革》（Chinesische Beamtenreform im 11.Jahrhundert）和《歌德与中国》（Goethe und China）等。几乎全都是文章，并且都刊登在当时在北京建立的中德学会主办的杂志《研究与进步》或《中德学志》上。[10]

这两份杂志都是由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主编的，最初叫《研究与进步》（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1940年改版为《中德学志》（Aus deutschem Geistesleben），扩充篇幅，增订内容，专注人文科学的编译和论述，并增载关于研究中国学术的文章，前后6卷共22期，很受中国学术界的欢迎。在上述翻译作品中有不少是论述中国的，对于本书来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多种原因，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包括德国汉学的研究，十分薄弱。对于福兰阁，也不见有人译介。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人再度关注到这位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1994年，张国刚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书中独辟一章，专门介绍了《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福兰阁和佛尔克》[11]。在有关福兰阁的章节中，张国刚简要介绍了福兰阁的生平，描述了他走上汉学研究之路和写作五卷本《中华帝国史》的经过。到了1997年，张国刚又著文《从外交议员到汉学教授——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传》[12]，更加详细地论述了福兰阁的生平著述。但也仅限于介绍，对于福兰阁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只是蜻蜓点水，几笔带过。

2009年，福兰阁的孙女傅复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将福兰阁在1888—1901年间所做的11次东亚旅行日记编辑成册，出版了《“异国啊，请预告我吧”——东亚旅行日记和照片（一八八八—一九〇一）》[13]。李雪涛也发表了有关这本书的书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上下册）[14]。在这里，作者强调说，这11次旅行日记的出版为研究福兰阁提供了重要依据。“福兰阁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为后来自己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最生动、最直接的素材，催生了德国学术汉学的诞生。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福兰阁的这部东亚旅行日记本身就是重要的汉学著作。”[15]李雪涛认为，福兰阁在东亚的旅行日记中客观地描述了中国，记载了对中国的直接印象，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现在德国人面前，逐渐影响到德国人对东亚观点的形成。福兰阁眼中的中国与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16]眼中的中国是不同的。李雪涛的肯定性评价，代表了当代中国学者对福兰阁的比较普遍的认识。我们基本赞同这样一种认识，但也主张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更全面地阅读福兰阁的原著，更深入地探讨福兰阁的思想观点。2013年李雪涛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福兰阁与西方汉学的转型》[17]一文，作者从汉学研究是通过历史文献认识当时的中国和汉学学术史本身就是范式转换的历史两方面肯定了福兰阁对当代德国汉学研究所做出的前瞻性的贡献，文中指出，福兰阁认为“要从历史文献的研究去认识当时的中国”以及当代汉学研究“应包括对当时中国的研究”，这两种观点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研究中是具有超前意识的。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写作海外（或西方，或国外，甚或德国）汉学史，并且几乎都提到了福兰阁。这些著作多属教材性质，东拼西凑而成。据此，大体了解一下情况可以，细究起来，往往破绽、漏洞百出，不敢恭维。

（二）国外研究状况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相比，德国学界对福兰阁的研究要好一些。但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

1933年9月，在福兰阁70岁生日的时候，申得乐（Bruno Schindler，1882—1964）在《泰东》（Aisa Major）[18]上发表文章[19]祝贺他70岁寿辰。申得乐称福兰阁为“德国汉学家的前辈”，“德国的中国学必须要以福兰阁为荣”。福兰阁虽然年岁已高，但是他仍有旺盛的创造力，《中华帝国史》的出版就证明了这一点。申得乐是福兰阁的学生，况且是祝寿之作，溢美之词情有可原，但作为学术评论恐怕要打点折扣。

同样是为福兰阁贺寿，颜复礼（Fritz Jäger，1886—1957）在同一期《泰东》杂志上发表了福兰阁的著述目录[20]。其中福兰阁的著作和论文有196篇，书评78篇。之后他于1944年又在《泰东》杂志上对福兰阁的著述目录进行了补充[21]。这个书目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非常有用。至于是否有遗漏，尚需做更深入的调研。

1946年6月5日，福兰阁病逝。他的学生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文章说“自福兰阁逝世，其最后目睹老大帝国与其所领导西洋汉学家同归于尽，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19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22]。字里行间痛悼先师之情令人感怀。

1947年，舍尼森（Beatus Theunissen）也发表了一篇纪念福兰阁的文章，并对福兰阁的著述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23]。这种梳理对于进一步研究也是非常有用的。

1950年，颜复礼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24]。作者高度评价了福兰阁的巨著《中华帝国史》。颜复礼认为福兰阁是“德国中国研究的巨匠”，“福兰阁拥有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另外一个汉学家曾经拥有过的创作性地编写历史的天赋”。他认为，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的两卷本注释更有价值，因为它不仅标示出了必要的史料信息，而且讨论了很多在文章中出现的问题，福兰阁一个人完成了需要很多研究人员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华帝国史》应该获得荣誉席位。如果还有历史学家（比如兰克）认为，中国历史应该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因为中国人没有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做出过贡献，那么福兰阁的这部著作就会使这些历史学家相信，中国历史其实是“在总的人类历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有借鉴性的、非常吸引人的一部分”。

五卷本的《中华帝国史》是福兰阁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对于此书，西方学者十分重视，不少人发表过评论文章，但意见分歧较大，甚至截然相反。

德裔美籍社会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东方语言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先后发表了三篇论文[25]，对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作出了相当高的好评。艾伯华认为，《中华帝国史》是福兰阁所有著作中最具闪光点的一部。在福兰阁之前，虽有很多论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但这些著作或多或少都以《通鉴纲目》为蓝本。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是第一部综合展现中国历史的著作，其学术价值和贡献是应该肯定的。[26]

奥托·拜克巴赫·范·德·施珀伦克尔（Otto Berkelbach van der Sprenkel）也写有评论福兰阁五卷本《中华帝国史》的文章[27]，他认为，福兰阁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中国历史视为发展的、演变的，完全摆脱了西方学者声称“东方不变”的愚昧神话。

西班牙汉学家杜牧善（Wihelm Schiffer）和以研究宋代社会出名的汉学家柯睿哲（E.A.Kracke）着重讨论了福兰阁著《中华帝国史》第五卷，并且也是评价甚高[28]。他们认为，认真仔细研究第五卷可以获得大量信息，作者用来说明自己观点的中文史料数量之大令人折服。

我们基本上赞同上列评价。

与之不同，美国的著名汉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却对《中华帝国史》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29]。魏特夫说福兰阁是一位“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缺少活力的特赖齐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他把巨大的语言学能力浪费在‘按照史料’来描述宫廷阴谋和千篇一律的战争报道”。赖德烈则认为，福兰阁比他同时代的其他同事更多地相信“传统观点”，他的《中华帝国史》第一卷本没有或者说很少为我们提供对于认识这个研究对象有价值的东西。马伯乐甚至认为，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是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基础来创作的，不仅形式上跟朱熹的著作相同，整个《中华帝国史》的精神都是与朱熹相一致的。

对于赖德烈、魏特夫、马伯乐等人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有很多方面是不妥的。福兰阁在引言里就已经指出他的兴趣在于发现“那些创造并支撑中国的力量”。他虽然主要是写政治史的，但从未否认中国艺术、社会和风俗的价值。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展示那些形成和支撑这个伟大国家的基础性概念。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个视角并不是最好的，但它毕竟是十分独特的，也是富有创意的，没有必要予以否定。赖德烈指责福兰阁过于相信“传统观点”，这与我们读书的体会也大相径庭。我们感到，福兰阁不仅否定了西方学者的许多陈旧观点，也对中国学术传统进行了批判分析，他的见解经常令人耳目一新，是很富有创见的。马伯乐批评福兰阁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蓝本，他没有看到福兰阁曾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3年，阅历相当丰富。他也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于购买图书了，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的资料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阅历和资料都是朱熹不具备的，怎么能说福兰阁局限于他呢？就《中华帝国史》一书而言，别的不说，但从分期和体系上看，就完全不同于朱熹。福兰阁认为中国同西方一样，也经历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这种三分法，朱熹肯定没有。福兰阁还认为，中国历史并不是王朝循环，而是有发展的；它也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些观点合理与否暂且不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朱熹所缺乏的。至于福兰阁的其他一些思想和观点，我们将在本论文的正文中予以更详细的论述，读者会从中发现更多精彩绝伦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后，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教授又发表了《福兰阁的中国历史观——“中华帝国史”复读》[30]一文，对福兰阁著《中华帝国史》一书和从这本书中反映出来的中国历史观进行颇为深刻的解读和分析，不仅批判了它们的局限性，也充分肯定了它们的独创性和学术价值。在她看来，福兰阁之所以强调中国与欧洲一样，也经历过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发展阶段，主要是为了证明“中国与欧洲也是有可比性的”，中国历史并不像黑格尔和兰克所说的那样，是“停滞的”。由此可见，这种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按照三分期法来为中国历史分期，也说明福兰阁仍未摆脱“欧洲中心论”窠臼。但总起来看，“欧洲中心论”的思想虽然在福兰阁的著作中有所表现，但从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罗梅君还指出，福兰阁强调“国家”和“政治”的重要性，他写作的中华帝国史主要是一部政治史。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普鲁士学派历史主义的影响所致。福兰阁虽然熟读中国经典著作，也在中国工作生活了许多年，但是他的“德国背景”依然难以摆脱，德国历史主义的历史理论自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历史观。他虽然批判否定了黑格尔和兰克的一些观点，但也不是把他们的所有东西都抛掉了。这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福兰阁要求西方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对待中国要“公平”，要有深入的研究，这种立场态度，在他所处的时代很是难能可贵的。福兰阁还有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普鲁士——德意志民族文化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不仅优越于中国传统文化，也优越于英美现代文化。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可贵的是，他也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希望中国发展强大。罗梅君的分析十分透彻和深刻，对于我们的研究有许多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恰恰试图借鉴她的研究方法，对福兰阁有关中国的论述做更全面的分析。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福兰阁参与中德文化交流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对于福兰阁在1908年到北京与张之洞商讨在青岛建立“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31]一事，罗斯维他·莱因波特（Roswitha Reinbothe）就在《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开端与德国汉学家的作用》[32]一文中作了论述。他认为，福兰阁等人之所以热衷于创办这所大学，主要是为了促进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他说：“对福兰阁而言，最重要的是德国而非中国如何从这项在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中获得经济利益。……福兰阁向政府发出迫切警告，如果德国政府不加强在中国的行动，就有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危险，有使自己越来越陷于不利境地的危险。”在莱因波特看来，福兰阁等汉学家“没有利用有关中国的知识解释权力和文化的冲突，从而启发人们有意识地去深入研究不同的文化，而是用自己的知识去美化那些为在中国传播德国影响而使用的方法。……有效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从而对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平心而论，莱因波特的观点过于偏激，福兰阁并未参与任何实际的侵华行为，也没有涉足德国在华的殖民统治，相反他为办学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是非常有成效的，在当时就受到中国人的好评。清政府工部员外郎蒋凯是参与谈判建校工作的中国官员之一，他在《论青岛高等学堂与中国之关系》中说，这所学校“融道义为一冶，萃中西为一家”。张之洞更认为，如果此校办得成功，“则整个中国教育制度，将按照所采用的德国方案，加以修改”[33]。清政府官员对福兰阁的赞赏，足见他在当时中德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尽管有一些相关研究，但迄今为止仍缺乏专门论述福兰阁中国观的专著，现有的一些研究都是不全面的，不足以反映福兰阁的整体思想。本论文试在前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福兰阁的中国研究和他的中国观做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

三 研究方案

（一）研究方法、重点、难点

1.研究方法

本书是以福兰阁这一历史人物的学术工作和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是围绕着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展开的历史研究，因此，研究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常规的史料整理与考证，要对福兰阁的著述做全面的搜集和研读，力图从史料中找出福兰阁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

福兰阁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有特定的生活和工作背景，他是从外交官转变为汉学家的，他在中国有着长时间的亲身经历，他写作和发表有关中国的著述是出于各种各样的机缘的，他在当上汉学教授之后，在选择研究课题方面，更是有着自觉的意识和目标。凡此种种都要在分析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之前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对他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和重点有更好的理解。

作为一种学术行为，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自然是有承前启后的学术联系的，是离不开对前人的研究工作和学术观点的梳理和思考、批判和接受的，也离不开同时代的环境影响，因此应当充分运用比较的方法，把福兰阁的种种观点与前人的观点和同时代的人的观点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判断承继和发展关系，考察判断地位和贡献。

2.研究重点

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要解决的问题。本书着重要讨论的主要有以下问题：

（1）福兰阁是怎样从外交官转变成汉学家的？

（2）他的著述涉及中国的哪些方面，其重点著作是怎样介绍中国的？

（3）福兰阁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与西方其他学者有什么不同？

（4）福兰阁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有什么独特之处？

（5）与耶稣会士和启蒙思想家相比，福兰阁的中国儒学观有什么不同，他的这种观点和评价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与福兰阁的德国背景（普鲁士学派的影响）有什么关系，其理论依据是什么，中国学术和学者的一些观点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

（6）福兰阁是怎样评价1842—1903年中西方关系，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面对日本和西方其他列强对华的文化输出，福兰阁对德国的“文化任务”有何理解，面对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西方又应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7）福兰阁是怎样评价晚清政治的，对戊戌变法运动的起源、失败及其原因是如何分析的，关于清末新政，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和预备立宪有怎样的评价？

3.研究难点

由于国内外研究福兰阁中国观的著述非常稀少，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因此必须在阅读大量原始著作的基础上对福兰阁的中国观进行归纳、分析；要评价福兰阁的中国观，除了立足福兰阁本人著述之外，还要阅读大量的中文相关资料，只有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儒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体系，才能对福兰阁的中国观做正确的评价。

（二）研究思路、史料基础及创新之处

1.研究思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文化在德国传播的又一个高潮，在这一时期，汉学正式从东方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汉学家们为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福兰阁又是德国汉学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本书以福兰阁的中国观为重点，研究他对中国历史、儒学、中西方关系以及他对晚清政治的分析与评价。本书内容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介绍福兰阁是如何从外交官转变成汉学家的，他的学生时代以及他在中国和德国的工作生活情况；第二章介绍福兰阁有关中国的著述，这些著述涉及中国的哪些方面，可把福兰阁的著述分为游记、新闻报道和学术著作三个部分，着重介绍其重点著述的主要内容；第三章至第六章关于福兰阁的“中国观”，共分为四个部分：“福兰阁的中国历史观”“福兰阁的中国儒学观”“福兰阁论1842—1903年的中国与西方关系”“福兰阁论晚清政治”。

“福兰阁的中国历史观”：从发展而非停滞、相通而非孤立、普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三个方面来阐述福兰阁的中国史观。福兰阁反驳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黑格尔、兰克等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孤立”的观点。他提出了中国的“普世国家”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两种对立形态的国家概念，对中国的“普世国家”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分析了当时中国“普世国家”的缺点与西方“民族国家”的优点。福兰阁还把历史上的中国视为“文化大国”，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时间之长是其他国家所没有过的，对于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大能量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福兰阁的中国儒学观”：福兰阁提出从历史的发展角度评价孔子及儒家学说，这不同于耶稣会士、启蒙思想家和西方其他汉学家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评价。关于儒家学说宗教化的问题，福兰阁对孔子时代的儒家学说到程朱理学产生之后的儒学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儒学究竟是否是宗教的观点。他还一反西方社会尊儒的观点，而崇尚法家和秦始皇，这与他的德国背景不无关系。关于“共和”后的中国是否还与宗教化的儒家学说纠缠在一起，福兰阁也进行了分析，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福兰阁论1842—1903年的中国与西方关系”：福兰阁非常关注1840年门户开放之后的中国怎样与西方相处，面对中西方的互不理解，他提出了西方应该怎样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作为一个甲午中日战争的亲历者和三国干涉还辽的参与者，他对中国战败的原因、日本的战争目标和各大国的态度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为了使德国更多地介入东亚事务，他非常赞成德、俄、法的三国干涉还辽。面对日本和西方其他列强国家对华的文化输出，福兰阁也提出了德国的“文化任务”，主张德国应更积极地对华传播德国文化和德国精神。

“福兰阁论晚清政治”：与西方其他汉学家只关注中国古代史的“闭门造车”的情况不同，福兰阁非常关注中国的时事政治，特别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变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分析了戊戌变法运动的起源、失败及其原因，把清末中国政坛分为了三大派，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关于清末新政，特别是对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和预备立宪中各项政治改革，如官制改革、地方自治运动、财政制度、中央与各省权限关系等问题，都有着很详细的论述。

2.史料基础

本书所依赖的史料基础以福兰阁的原始著述为主体，其主要来源自德国国家图书馆、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德国汉学杂志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福兰阁的个人原始著述。

3.创新之处

（1）以福兰阁本人的著述为资料基础，在阅读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评价。

（2）详细地介绍了福兰阁的一生，清晰地展现出他是怎样从外交官转变成汉学家的。

（3）本书首次将福兰阁的著述分为游记、新闻报道和学术著作三类，并对其重点著作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

（4）在选题上，过去的研究大多以叙述为主，个别学者也只是对福兰阁的某一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罗梅君对《中华帝国史》做了一个全面的评价）。本书将会对福兰阁的中国历史观、儒学观、对中西关系和中国现实政治评论做全面系统的论述。

（5）从福兰阁的德国背景和中国学术传统角度揭示其中国观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