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六朝外贸始发港变迁与苍梧郡地位下降
秦汉时期，番禺为岭南的经济都会和对内贸易的港口。由于远洋贸易仍然是近海航行，徐闻、合浦等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和南海丝路的起点；魏晋南朝时期的对外贸易始发港为广州（实为广州治所番禺）。南海丝路始发港的变迁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苍梧郡在内外贸易中的地位，处于南北交流通道中的苍梧郡逐步成为交州和岭南西部北上的通道。
秦汉时，番禺利用东、西、北江和海上交通之便，成为对内贸易港口，“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38]，“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39]。时番禺为象牙、犀角、珠玑、玳瑁、金银器物以及各种水果等岭南特产荟萃之地。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来自象郡南部即后来汉设日南等郡所辖地区的物品。故岭南的许多珍奇特产和中原内地的物产都应汇集在番禺。虽然番禺曾经一度成为南越国的都城，其间也会有域外国家的朝贡或通过海商而来的海外舶来品，诸如南越第二代文王墓中出土的带有波斯风格的银盒即是例证，但在番禺的市场上这些稀世珍宝却难以见到。而在番禺常常见到的产自南中国海地区和域外的象牙、犀角等贵重物品，普通人也难以购买得起，一般只作为贡品上贡朝廷。考古学家在广州梅花村二号汉墓中出土的五枚陶制象牙和四枚陶制犀角，在马鹏岗发现十五枚陶制犀角和两面用朱滦绘有的犀牛木胎黑漆扁壶，这些汉代明器应是当时番禺工匠据所见的活象和活犀牛加以绘制和制作的。象牙和犀角明器尚是陶制，一般这些物品当是在番禺通过贸易取得，这其中还应包括从徐闻、合浦以及日南等而来的舶来品。因此，番禺为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中外货物集散地。从严格意义上说，番禺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而当时对外贸易的港口在徐闻、合浦和日南等地。
合浦位于南海西北角北部湾顶端，为东汉合浦郡治所，沿海还是采珠场所，溯南流江而上，经桂门关进入北流江，入西江可达苍梧，或经桂江和灵渠北上，而西南行从陆海皆可达交趾郡。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合浦成为对外港口。虽然此时其南的交趾、日南也是对外贸易之地，但由于其远离岭南腹地和经济发达的黄河及江淮流域，故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集中在南中国海的北部沿海。东汉交趾部土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除部分从交趾郡、日南郡运输外，大多从合浦、徐闻运出。由于历任刺史和太守贪暴，“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184）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40]考古工作者也在合浦汉墓出土大量的琥珀、玛瑙、玻璃器等，这些都证明了合浦对外贸易的发达。《汉书·地理志》所载，汉遣使西南洋的起航点为徐闻、合浦和日南障塞，这与徐闻、合浦的地理位置以及人们的航海水平有关。由于当时人们航海技术和能力有限，多沿近岸航行，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徐闻、合浦两港的繁荣。“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41]，官方海上丝路初成雏形。而居于漓江与西江交汇处的苍梧郡无疑是陆海丝绸之路的对接点。
至东汉末吴时，国内形势和航海路线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州初设和交广分治，六朝时期广州政治清明，历代刺史经营有方，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番禺商业活动频繁，各类珍奇异物琳琅满目。这里“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42]。番禺已经确立了岭南对外贸易中心城市的地位。特别是对外贸易港口已东移至广州。主要表现在：（1）史书记载外国使节和商人多以广州为登陆口岸。明确记载番禺成为海上丝路的时间是西晋太康二年（281），“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广，众宝既丽，火布尤奇”[43]。由于“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44]，但广州（即番禺）外贸港的声誉已远播域外。法显从海上归国，在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岛东部，一言爪哇岛）“东北行，趋广州”。来往于此途的“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45]。人们已可利用信风，准确掌握航行时日。这比《汉书·地理志》所载沿近岸航行要迅捷。刘宋元嘉七年（430）诃罗施国（今爪哇岛）“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46]，要求保护其国外贸船只。虽然这一时期有侵夺事件的发生，但丝毫也不影响番禺“商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事。[47]宋末，扶南国等“遣商货至广州”，至齐时，“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轫积王府”[48]。梁时，番禺“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49]。萧劢为广州刺史时，变“每年（外）舶至不过三数”为“岁十余至”[50]。六朝时期朝廷偏居东南，虽然中国使节聘问的离陆地点与外国商使的登陆地点史少记载，但从康泰《扶南传》提到的（南海丝路所经）“涨海”和诃罗陀国要求保护在广州的本国商船，[51]以及“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来看，[52]外国商使多以广州为重。这一时期与中国往来的国家有林邑、扶南、呵罗单（诃罗陀）、婆婆达、婆皇、苏靡黎、天竺、波斯、大秦等二十余个国家。（2）僧侣来华也以广州为登陆地点。据冯承钧先生统计，南朝时往来南海东渡中国的僧侣有十人。其中天竺国的昙无竭、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拘那罗陀、菩提达摩，罽宾国的昙摩耶舍六人都是在广州登陆的。其中菩提达摩建西来庵（今华林寺），昙摩耶舍建王园寺（今光孝寺）等，寺院的建立，便于传法译经，使广州成为六朝时期全国著名的译经中心之一。（3）考古实物也证实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达。在西沙群岛的北礁打捞出南朝六耳罐、陶杯等遗物，这足以证明南朝时南海丝路确实已东移至海南岛东和西沙群岛附近。南海丝路的东移，为广州（番禺）对外贸易港口的形成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南海丝路始发港东移番禺，主要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1）岭南经济区和番禺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政治清明，人口南迁，加之招诱俚人等措施，促使了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岭南独立的经济区。卢循及后来的陈霸先问鼎政权都是以岭南为经济支柱的。六朝历任广州刺史多囤积居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番禺外贸有丰厚的利润。岭南地区经过秦汉时期的经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真正奠定其在全国经济地位并形成独特的经济区的是六朝时期。由于地处南岭以南，面向南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岭南地区远离六朝统治中心长江下游地区，少受战乱影响。加之，这一时期岭南政治清明，因此无疑成为黄河和长江流域民众南下的理想之地，经过东汉末吴初、西晋末东晋初、梁末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六朝迁徙岭南的人口至少有250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完整意义的经济区。随着岭南地区人口的增加，六朝时，政府在此增设了许多州县。
除设县安置外，南朝宋时还在岭南设有“流民都护”官职，让地方官员来兼职安辑流民，杜慧度、杜弘文在升交州刺史前就曾任这一官职。[53]安辑流民的郡县和流民都护官职的设立，无疑有利于六朝岭南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秦汉时越过南岭的诸道以越城道、临贺道、桂阳道为重要。东汉建武初，“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54]。其后大庾岭道兴起，成为3—6世纪越过南岭的主要通道。岭南主要通道的东移，加上时江左人南下和军事上的需要，“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55]，粤东沿海道也逐渐兴盛。卢循起义军和东晋沈季高、沈田之的军队等都是从粤东沿海南下番禺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的便利，对番禺中心城市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番禺居三江之会，北江、西江、东江交通方便，粤东海路也可达江左，故沿江和沿海多南迁之民，而居于三江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低平，土壤肥美，无疑成为南迁人口的聚居中心。东汉永和五年（140），南海郡人口少于苍梧郡，每县平均户数稍高于苍梧郡。[56]而到刘宋时，番禺所在的南海郡不但户口数在岭南诸郡中名列首位，而且，每县平均户数都远远高于其他诸郡。这与广州政治清明，少战事侵扰，社会安定有关。上述六朝岭南农业、手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兴盛。这一时期除海路外，还有越过南岭的越城岭道（始安道）、九疑岭道（临贺道）、骑田岭道（桂阳道）、大庾岭道（南康始兴道）等道路。商贸活动发达，形成了以广州（实指番禺）、合浦、徐闻、始兴、苍梧、郁林等治所为中心的商业城市。正是岭南区域商业城市的形成，以及粮食储存量的增加，使岭南成为与巴蜀相当的经济区。这些都为广州治所番禺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提供了条件。
正是“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57]。“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瑰宝溢目”[58]。当时外国的金、银、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琉璃器、螺杯、吉贝、郁金、苏合、沉檀、兜鍪等宝物，国内丝织品和高凉生口等充斥番禺市场。广州“卷握之资，富兼十世”[59]，“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而诸如萧劢等廉洁官员，“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地供于朝廷，难怪梁武帝感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60]从一定程度上说，广州的富庶正是依赖于中外贸易的发展。
（2）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主要海上航线东移，即由原来两汉的近岸航行而东移经涨海航行。徐闻、合浦已没有太大的地理位置优势。相反，番禺的海陆港口和岭南腹地的地理优势显现出来。而魏晋南朝，海舶制造技术的提高，使原来的近岸航行转为取道海南岛东岸和南岸直达广州。时岭南人用“（桄榔树）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61]。而广州境内“土人伐船为业，随树所在就以成槽”[62]。卢循、徐道覆出兵南岭，于南康山（今大庾岭）贮积船材，旬月而成“船舰皆重楼”的数百艘大船，[63]至东进攻建康时，“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64]。据朱杰勤先生考证，这种八槽舰底舱分作八个隔槽，便于修补和远航，使船只更加安全。造船业发达为海上远航提供了便利。上述的“重楼”“八槽舰”应是使用于海上航行。这些船体较大，随风调整帆数和帆向，为远航提供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时吴国万震《南州异物志》和康泰《扶南传》都载涨海（今南海）有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65]；“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铁
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66]。盘石和磁石皆为今南沙、西沙群岛的暗礁和珊瑚礁。无论是作者亲身经历或是道听途说，吴时已有远航船舶经过南海航行。海上始发港东移降低了苍梧郡原来在两汉的交通、政治中心的地位。
（3）徐闻、合浦一带的俚人和乌浒人时叛时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两港口和沿海外贸活动的开展。东汉末，徐闻县已不见于史载。吴时合浦沿海禁民航海采珠，加之俚人及乌浒入侵扰，都影响了徐闻、合浦的对外贸易。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67]。经济的凋敝使该地失去了对对外贸易的吸引力。而南朝时合浦、徐闻附近及以北多俚、僚之地。从宋时开始，在合浦及附近地区设置越州，但“刺史常事戎马，唯以贬伐为务”[68]，“俚人不宾，多为侵暴”[69]。这些都不利对外贸易的开展。吴晋时对外贸易港口以日南较为著名。“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十折二三。”日南太守韩楫贪暴，“估较太半，又伐船调炮，声云征伐，由是诸国岔愤”。继任的谢擢“侵割如初”[70]。贪官污吏的侵暴，大大影响了日南对外贸易的发展。东晋永和三年（347），林邑王攻陷日南郡，“杀五千人”。此后复陷日南，“又袭九真，害士庶十八九”。“至义熙中，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71]其他南方港口的衰落，为番禺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提供了便利。
主观方面：（1）由于孙吴时广州初置和交广分治，番禺成为广州治所。原来两汉时政治中心即交趾（州）刺史治所所在苍梧郡或交趾郡已经东移，番禺较苍梧或交趾距六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业）更近，北上逾大庾岭沿赣江入长江即达建康，而交趾、苍梧偏于西南，到达建康不如番禺迅捷。这些条件使番禺更易于朝廷辖制，理所当然地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而六朝的徐闻是齐康郡和齐（乐）康县的治所，合浦是合浦郡和合浦县的治所，政治地位根本无法与番禺相提并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广州治所番禺政治地位的重要。吴国末期郭马政变、东晋初年的王机叛乱等政治事变都发生在番禺，南朝卢循、陈霸先等都是以广州治所番禺为根据地而后北上的。
（2）广州即番禺自身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各项职能日渐完善。广州治所番禺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为岭南中心城市的形成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交州刺史步骘即在迁治番禺的同时，“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随用宁集”[72]。在南越国番禺城（越城）基础上修建和扩建州治，“步骘以越城就圮，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后又迁州治于此，自是不改”[73]。就在筑城修廓的同时，六朝还开凿甘溪从城北引水入城，“（陆）胤又畜水，民得甘食”[74]，这条引水渠直至后来仍发挥作用。与此相对应，番禺城南部临珠江。满载货物的国内外商船多在城南靠岸，番禺内外贸易港口已初步形成。与货物同来的外国僧侣，也多在此登陆。达摩登岸地（后称西来初地）就在今广州上下九路北侧，这里及坡山附近应是当时的港口所在。而此时建立的大量寺院也集中在番禺城西，王园寺、王仁寺、西来庵、宝庄严寺（今六榕寺）等寺院，多为南来僧侣宣传佛法之地。而珠江南岸的河南之地，卢循据番禺时，曾于此筑城。史载“河南之洲，状如方壶，相传刘宋沈田子破循，焚其巢穴，即此也”。卢循城周长多少史无记载，但“江南洲回四十里，东有荔枝洲”[75]，卢循城规模当亦不小。总之，六朝时广州治所番禺城的建设已具备岭南中心城市的雏形。城西多置寺院，城北引水蓄池，城南为港口所在，河南之洲还一度建有卢循城，城市功能和不同分区已基本完善。番禺城西多置寺院，为宗教文化区；城北引水蓄池，满足城市日益增多人口的需要；城南濒江沿岸应为港口所在，今上下九路北侧的西来初地应为当时的港口。这些都为广州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准备了条件。
（3）六朝时广州治所番禺中心城市的形成，还表现在这里为当时岭南人才汇聚之地。除上述交广佛教发达外，吴时帮步骘立州于番禺的交州治中姚文式“雅好诵读，博通今古”；交州刺史陆胤于此撰《广州先贤传》；晋初南海人王范“好读书，有鉴识，州里推重之”，为广州大中正，著《交广两州春秋》（又作《交广春秋》）《交广二州记》；黄恭“州察孝廉”，“补广州大中正”，著《交广记》《十三州记》。[76]除此之外，广州刺史嵇含撰《南方草木状》，宋沈怀远“坐事徙广州”，著《南越志》。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史书引用这一时期交广地区的地方志就达二十多部。学者名士云集，鸿著大作迭出。
正是番禺中心城市的确立，六朝和隋唐史书一般将番禺城称作广州城，广州城已成为六朝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而随着岭南经济区的形成，广州城的经济地位也日显重要，这都为广州城即番禺城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准备了条件。主客观条件的成熟，使广州代替徐闻、合浦等港成为六朝时期中外贸易和使节往来的起航港和终到港。而处于三江交汇处的苍梧郡在这一时期的地位明显下降，成为区域性的交通中心之一。
（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1] 《资治通鉴》卷7《秦纪二》“始皇三十三年”胡注引，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2页；《后汉书》卷64《吴祐传》注、卷74下《刘表传》李贤注引，“骑田”皆作“甲骑”，以“骑田”为是。
[2] 《水经注疏》卷39《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6页。
[3] 《水经注疏》卷38《湘水》，第3125页。
[4] 《水经注疏》卷38《溱水》，第3181—3182页。
[5] 《水经注疏》卷38《溱水》，第3186页。
[6] 《三国志》卷49《士燮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91页。
[7] 《水经注疏》卷37《泿水注》，第3100页。
[8] 《三国志》卷61《陆胤传》，第1409—1410页。
[9] 《晋书》卷57《膝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53页。
[10] 《晋书》卷57《陶璜传》，第1561页。
[11] 《晋书》卷66《陶侃传》，第1773页。
[12] 《晋书》卷90《吴隐之传》，第2342页。
[13] 《晋书》卷100《王机传》，第2624页。
[14] 《三国志》卷52《步骘传》，第1237页。
[15] 《三国志》卷61《陆胤传》，第1409页。
[16] 《晋书》卷100《卢循传》，第2634—2635页。
[17] 《陈书》卷8《侯安都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43页。
[18] 《晋书》卷15《地理下》，第466—467页。
[19] 《宋书》卷37《州郡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30—1135页。
[20] 《宋书》卷38《州郡志四》，第1190页。
[21] 《册府元龟》卷126《帝王部·纳降》，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10页。
[22] （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之《年表》卷8《梁武帝疆域》、卷9《梁末陈初疆域》，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梁》《陈》，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5页。
[23] 《三国志》卷53《薛琮传》，第1252页。
[24] 《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73页。
[25] 《册府元龟》卷426《将帅部·招降》，第5069页。
[26] 《隋书》卷24《食货志》，第689页。
[27] 《三国志》卷53《薛琮传》，第1252页。
[28] 《晋书》卷90《吴隐之传》，第2341页。
[29] 《南齐书》卷32《王琨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78页。
[30] 《水经注疏》卷39《耒水》，第3211—3212页。
[31] 《水经注疏》卷39《耒水》，第3211—3212页。郦氏错把横溪作耒水支流，误解刘澄之横溪通四会为“而不悉也”，谬。
[32] 《太平寰宇记》卷157《岭南道·广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12页。
[33] （南朝）徐陵：《徐孝穆全集》卷4《广州刺史欧阳頠德政碑》，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54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81页。
[34] （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赶墟》引《南越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35] 《三国志》卷49《士燮传》，第1191页。
[36] 《三国志》卷57《虞翻传》及注引《江表传》，第1321—1324页。
[37] （三国）牟子：《牟子理惑论》，（南北朝）释僧祐撰，李小荣校笺《弘明集校笺》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38]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8页。
[39] 《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0页。
[40] 《后汉书》卷31《贾琮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11页。
[41] 《汉书》卷28《地理志》，第1671页。
[42] 《隋书》卷26《地理志》，第888页。
[43] 《艺文类聚》卷85《布》引（晋）殷巨《奇布赋及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3页。
[44] 《梁书》卷54《南海诸国》，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83页。
[45] 《佛国记·耶婆提国》，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页。
[46] 《宋书》卷97《蛮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81页。
[47] 《宋书》卷97《蛮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99页。
[48] 《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18页。
[49] 《梁书》卷33《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70页。
[50] 《南史》卷51《萧劢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62页。
[51] 《太平御览》卷69《洲》引《扶南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7页。
[52] 《南史》卷78《海南诸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60页。
[53] 《宋书》卷92《杜慧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4—2265页。
[54] 《后汉书》卷33《郑弘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6页。
[55] 《晋书》卷73《庚亮附弟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2页。
[56] 《后汉书》志23《郡国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30—3531页。
[57] 《晋书》卷90《吴隐之传》，第2341页。
[58] 《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18页。
[59] 《南齐书》卷14《州郡志》，第262页。
[60] 《南史》卷51《萧劢传》，第1262页。
[61] 《南方草木状》卷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62] 《艺文类聚》卷82《藤》引《广州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4页。
[63] 《晋书》卷85《何无忌传》、卷100《卢循传》，第2216、2341页。
[64] 《太平御览》卷770《舟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15页。
[65] 《太平御览》卷69《洲》引《扶南记》，第327页。
[66] 《太平御览》卷988《磁石》引《南洲异物志》，第4372页。
[67] 《晋书》卷57《陶璜传》，第1561页。
[68] 《南齐书》卷14《州郡志》，第267页。
[69] 《南史》卷51《萧劢传》，第1262页。
[70] 《晋书》卷97《四夷传》，第2546页。
[71] 《晋书》卷97《四夷传》，第2546—2547页。
[72] 《水经注疏》卷38《溱水》，第3100页。
[7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95页。
[74] 《三国志》卷61《陆胤传》，第1410页。
[75] 《太平寰宇记》卷157《岭南道·南海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15页。
[76] （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