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师法与家法的渊源
“师法”二字始见于《荀子》，清人沈钦韩、王先谦等据《荀子·儒效篇》：“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以为汉代的师法观念，远源出于荀子。[30]徐复观已经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他认为荀子所谓“法”，指“制度”“礼义”而言，汉人的师法，是赋予师说以法的权威性，两者之间最多只是“名言”上的关系，而不是内容上的关系。[31]
笔者细检《荀子》，“师法”见于《修身》（一处）、《儒效》（五处）、《性恶》（四处）三篇，计有十处。常见称引的是《修身》篇中的一段话：
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臂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
文中礼、法互称，师、法并举（《荀子》书中“无师无法”∕ “无师法”、“有师有法”∕ “有师法”并见），“师法”谓师所传授之礼法（礼制法度），与汉人所说的“师法”意义不同。徐复观的说法可为定论。
“师法”一语又见于《韩非子·八说》，文曰：“错法以道民也，[32]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王先谦谓“所”字为衍文，[33]则句当为“民之师法也疑”。上文又言“息文学而明法度”，此处“师法”，乃为效崇、学习法度，也与汉人所说的“师法”意谓不同。
关于师法、家法的渊源问题，清人蒋湘南有特别的见解，他说：
师法、家法皆本于古之官法。古者设官必有师……师者，即其官之长，以所掌之法传人者也。有官必有法，有法必有学，有学必有业。凡在官之执业者，皆学于其长，奉之为师，而习其法。而古之官人也又以世。……学于官者谓之师法，世其官者谓之家法。……官守学业，源出于一……儒生之师法仍本在官之师法……[34]
蒋氏文长不具引，他的观点似乎出自章学诚“六艺诸子出于王官”之论。蒋氏用来解释汉代经学的师法与家法，由此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在汉代以至中古时期，除了经学之外，其他各门学术也都有“师法”之传。谢承《后汉书·刘宽传》：刘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35]。《三国志·吴书·孙登传》（卷五九，第1363页）：“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隋书·经籍志二》（卷三三，第957页）：“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南齐书·高逸传》（卷五四，第947页）：“诸张米道，符水先验，相传师法，祖自伯阳。”《隋书·天文志上》（卷一九，第507页）：“宣夜之书，绝无师法。唯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凡《史记》《汉书》、道教、天文、律历，百家之学，并有“师法”之称。
综而言之，关于汉代经学师法与家法的渊源流变问题，似不能局限于经学范围之内，而应当以整个古代学术的传承为背景，才能获得进一步深入的认识。相信蒋湘南提示的是一种富于启发性的思路，很可能以此为起点，从另一个方向上开始讨论，将会丰富我们对于汉代经学师法与家法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1] 皮名振：《皮鹿门年谱》，第94页。
[2]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36页。该书的最早版本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思贤书局刊《师伏堂丛书》本。
[3] 姚洵：《汉经师家法大指说》，《国粹学报》（影印分类汇编本），第9387页，原载第82期（1911年9月12日）。
[4] [日]本田成之：《经学史论》，第195—196页。
[5]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9页。
[6] 其他袭用皮氏说的，例如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139页）、毛邦伟著《中国教育史》（第115页）、郑鹤声等著《中国文献学概要》（第57页）等。
[7] 《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本于1928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刊行，收入《学生国学丛书》；次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收入《万有文库》。前者有商务印书馆1931年、1934年、1937年重印本。据笔者见闻所及，并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981年、2004年，上海书店1996年，香港中华书局1961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59年、1966年、1974年、1975年、1987年、1996年、2000年，台北世界书局196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1966年、1968年、1972年、1978年、1984年，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台北汉京文化出版公司1983年、2004年，台北庄严出版社1984年，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台北鸣宇出版社1986年等各版。
[8]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27，第227—228页。按：《十七史商榷》于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刊成（参见黄文相《清王西庄先生鸣盛年谱》，第60页），《师法》一条之作，当不晚于是年。
[9]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27，第228页。
[10] （清）阮元：《王西庄先生全集序》，《揅经室集·揅经室二集》，卷7，第546页。
[11] （清）赵春沂：《两汉经师家法考》，载（清）阮元辑《诂经精舍文集》，11：13b。按：本书注释引用古籍标注卷次、页码时，为了节约篇幅及避免重复，较多采用数字标注方式，“11：13b”指卷十一，第十三叶下。下同例。
[12] （清）蒋湘南：《经师家法说》，《七经楼文钞》，卷1，第9页。
[13] 缪荃孙：《汉经师家法考》，《艺风堂文漫存·癸甲稿》，卷3，第251—252页。
[14]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27，第228页。
[15] （清）赵春沂：《两汉经师家法考》，载（清）阮元辑《诂经精舍文集》，11：13b、14a。
[16] 缪荃孙：《汉经师家法考》，《艺风堂文漫存·癸甲稿》，卷3，第252页。
[17] （清）蒋湘南：《经师家法说》，《七经楼文钞》，卷1，第9页。
[18] 以下引文所用正史版本均为北京中华书局原点校本，随文标明卷次、页码。
[19] 《史记·梁孝王世家》（卷58，第2091页）载袁盎等言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
[20] （宋）洪适：《隶释》，卷7，第86页。按：原文“食”字作“仓”，当以形似致讹。（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09，第768页）、高文等编《四川历代碑刻》（第176—177页）载宋崇宁三年（1104）重刊石刻作“食”，可证。
[21] 黄开国：《汉代经学的师法与家法》，《经学研究论丛》，第2辑，第83页。黄先生认为：师法有广、狭二义，一切经师的师说都可称为师法，可谓广义的师法，包含成一家之言与未成一家之言的师说；未成一家之言的师说因沿师法之名，为狭义的师法；广义的师法包含家法。家法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五经之各经家法、各经内的一家之学、由一家之学分出者，此三个层次依次有主从、包容的关系。关于师法广义、狭义的分别，家法的三个层次，在黄先生的论文中都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持。笔者赞同师法即指师说，但并不同意他的这种区分。
[2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91页。
[23]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3，第176—177页。
[24] 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3—4、183页；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古文献丛论》，第318—328页。关于清代“家法”观念的演变与经今古文问题的重新提出，笔者另有专论，此不详及。
[25]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11，第608页。
[26] （清）洪震煊：《汉经师家法考》，载（清）阮元辑《诂经精舍文集》，11：16b。
[27] 沈文倬：《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第492页。
[28]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页。
[29] 参见（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1，第2页。
[30]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88，第1517页。
[31]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西汉经学史》，第94—95页；并参见许道勋、徐洪兴《经学志》，第378页。
[32] 清人王先慎谓：“错，施行也。”见氏撰《韩非子集解》，卷18，第326页。
[33]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18，第326页。
[34] （清）蒋湘南：《经师家法说》，《七经楼文钞》，卷1，第9页。按蒋氏字子潇，先世回部，迁居河南固始，清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授虞城教谕不就，先后主讲陕西关中、同州书院，著作有《七经楼文钞》六卷、《春晖阁诗钞》六卷、《蒋氏杂著》四种等。有关蒋氏生平与学术，参见（清）夏寅官《蒋湘南传》，载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50：9b—12a；张大新：《蒋湘南和他的〈七经楼文钞〉》，《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45—51页。
[35]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册，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