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是方法

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解为理论体系，而且将其理解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特质才能彰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命题，其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第二国际思想家在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新康德主义这一哲学基础时，关涉哲学（辩证法）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缺乏深刻认识几乎是第二国际所有理论家和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的缺陷”[54]。

一 伯恩施坦对哲学和辩证法的失足

新康德主义满足了伯恩施坦理论修正的需要，于是，他直接搬用新康德主义作为其理论修正的哲学基础，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感谢《前进报》学术副刊上康拉德·施米特的一篇论康德的文章对我的直接启发。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55]《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通篇都渗透着新康德主义哲学。伯恩施坦认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分为“纯粹理论”和“应用科学”。所谓“纯粹理论”指“凡是在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所谓“应用科学”指“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56]。前者是不变部分，后者是可变部分，在这里“变”与“不变”只是条件上的理解。伯恩施坦将“纯粹理论”“应用科学”同思维、存在一一对应起来。他认为“纯粹理论”是某一种社会学说的基础：“如果把纯粹科学的任何一个原理去掉，也就随之去掉了基础的一个片断，于是整个建筑的一大部分就失去了支柱，成为摇摇欲坠的了。‘应用科学’的原理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些原理可以取消，却丝毫不致震动其他基础。”[57]

伯恩施坦宣称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即构成马克思主义“纯粹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加以评述。同其他第二国际思想家一样，伯恩施坦也注意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学说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但不同的是，他不是以捍卫它而是以修正它为目的。伯恩施坦提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原理的论述，是夸大了社会存在的作用，是把“存在”和“意识”截然地对立起来，是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还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论断也夸大了客观规律的作用，因而带有宿命论的论调。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是夸大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们的晚期著作便不同了。他认为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以及于1895年10月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的恩格斯的两封信都强调了“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叫作最初形态，把其晚期著作叫作成熟形态。伯恩施坦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而有意制造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同晚期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同成熟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等等。伯恩施坦是恩格斯逝世后第一个制造种种对立的。西方马克思学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对立论的先行者。伯恩施坦说：“今天应用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人有义务按照成熟的形态而不是按照最初的形态应用它。”[58]

伯恩施坦认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除经济因素外，还有非经济因素。在他看来，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经济因素的支配作用就愈受到限制。随着人们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入和指导经济发展能力的增强，经济自然力也就相应地从人的主人变成仆人。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经济力量的原始支配作用也就消失了。伯恩施坦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只有缓慢的进化，各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没有飞跃。伯恩施坦不仅修正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他还从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入手，否定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他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在1844年到1847年制定的。在那个伟大革命动荡时期，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思想主张远远地超过了它的实际需要。在这个历史时期，黑格尔哲学解体了。从黑格尔哲学解体中，出现了以斯蒂纳为代表的黑格尔哲学的激进派，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在这一流派的魔力圈内度过。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反而按着黑格尔的辩证法规律，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他甚至说马克思恩格斯“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59]

伯恩施坦以《共产党宣言》为例，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宣布“德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序幕”，是犯了“历史的自我欺骗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不仅是对一个政治行动的前途的过高估计，而且是对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的成熟程度所作的纯粹思辨的预测”，是把“一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的事，竟根据对立面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60]。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错误正是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辩证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他说辩证法是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以及其他辩证法妙语，一再妨碍对事物做出充分的说明。“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61]伯恩施坦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改造辩证法的可能性：“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末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62]

伯恩施坦承袭了康拉德·施米特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现代唯物主义与康德哲学相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严厉地批判了新康德主义的实质。恩格斯指出：“如果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而不可知论者企图在英国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没有绝迹），那么，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驳倒，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63]伯恩施坦否认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论点遭到了包括考茨基在内的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批评。考茨基指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抽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就成了空壳，并认为，辩证法是最好的工作方法。为了回应批评，伯恩施坦发表《辩证法和发展》（1988）一文，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中的第三编中的六篇文章中的一篇。恩格斯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体系，恢复了其革命方面，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64]恩格斯关于辩证法这一概念的理解实则强调，人的思维（事物的概念）不仅来源于事物，而且人的思维（事物的概念）和事物本身都只能从其暂时性去理解，它们都处在不断生成、变化之中，处于从生到亡的过程。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一切都只从相对意义上去理解。伯恩施坦则回应说：不反对辩证法的原则，而是防止辩证的观察方法的陷阱。伯恩施坦以人为例，对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概念的陷阱作了分析。伯恩施坦抓住了三个关键词：“事物”“过程”“不断变化”。伯恩施坦以生理学研究为证，人在不超过十年的时期内，要更新组成他身体的一切物质部分，新陈代谢是人体发展的根本动力，人在每一瞬间都不是相同的。然而，作为物种的人、人种的人或人格的人是不变的，“人们可以靠一定种类的营养，使一个人在一定的方向发展，但是人们无法靠食物把他改造成另一个人格，改造成另一个人种（种族）的一员，或者甚至改造成动物界另一个物种的一员。”[65]伯恩施坦认为“事物的集合体”标志着构成某一事物的一切构成部分都已发展成熟，其性质即种属是不变的，而变化的只能是概念和它的不变性质前提下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辩证法的陷阱。而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论断意在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方面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尽管它是通过“绝对精神”演绎的唯心主义体系。恩格斯拯救出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方面。“事物”与“过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事物”都表现于“过程”之中，即生成、变化、灭亡之中，而“过程”总是一定“事物”的过程，哪怕这一过程极其瞬间，任何不经“过程”就生成的先验的或先天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概念的变化只不过是事物的过程变化在头脑中的反映而已。

二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世界观

普列汉诺夫居住国外长达四十多年，创办“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广阔的地缘生活和文化背景对于其思想个性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不仅是“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俄国人，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66]。在第二国际思想家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是最为深刻而全面的。研究著作丰富，观点独到，较好地诠释、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突出贡献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代表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作为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敌手的论战性著作，它的影响力正如恩格斯同其敌手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反杜林论》一样，它们各自奠定了思想家们的学术地位。《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将马克思主义阐发为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美学、艺术等领域。这样一来，普列汉诺夫不仅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而且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起，阐发了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世界观，这是现代唯物主义。

普列汉诺夫采用综合与分析法，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又从细微处着手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构成，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整体进行解构。这种解构与后现代思潮方法论不同，它不是要颠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重新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而是逐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的认识。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完整的最高阶段的世界观，称为现代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以所有唯心主义丰富了自己，同时，汲取了旧唯物主义的一切成就，而使唯物主义再生了。其中，关于历史的和经济的内容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见解的总和”[67]。为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普列汉诺夫的重要理论任务，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及结构作了更细致的解构。

和其他第二国际思想家一样，普列汉诺夫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关于人的行动与人的观念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关于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观点，关于物质利益是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钥匙的观点，关于人的天性的自我改造同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相统一的观点，英雄人物与普通群众在历史中的不同作用的观点，政治因素、思想因素及其他因素对经济运动产生影响的观点，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等等。普列汉诺夫将这些观点用“五项因素公式”进行了集中表达：（1）生产力的状况；（2）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68]根据普列汉诺夫的看法，“五项因素公式”是一元论公式，它与一切折中主义完全无缘，它不是一般地说明各因素的相互影响，而是更进一步地说明了它们的起源问题，从“最后”的原因上说明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这样一来，普列汉诺夫解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通过层层解构与分析，既清晰地说明了自身的构成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又同一切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根本区别开来。当然，“五项因素公式”的一些观点是否真正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多样的社会关系中，普列汉诺夫仅提到经济关系，忽略了其他社会关系。此外，普列汉诺夫把社会心理分为两类：一类由经济直接决定，另一类是通过政治制度这一中介所决定。从社会生活实践来看，社会心理是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生活状况等决定的，具体说来，应包括受生产方式、经济条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条件制约，这些条件形成一个影响系统，相互交织，共同起作用，只是在这一系统中，经济因素起首要的决定作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从总体上说明存在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只有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理解，才有实质性意义。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而常常被诸多意识形态所笼罩着、遮蔽着，他们并没有把经济因素同其他因素的关系描述为一一对应的、直接交互的关系。由此看来，普列汉诺夫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微观化、实证化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但存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三 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第二国际思想家普遍关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体系的意义，而重视对其方法的研究，要算普列汉诺夫了。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普列汉诺夫主张要认真研究哲学，这里所指的“哲学”主要就是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69]。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建立在一定时代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规律，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用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这种哲学表明“马克思世界观的各方面是极密切地相互联系着的，因此不能任意地割掉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用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中随便抓来一些观点来代替”[70]。辩证唯物主义既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体系的方法论，又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的行动工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在普列汉诺夫这里就已经有了早期的雏形。俄国思想家拉孔布等“经济唯物主义”者从人性论出发，把人的需要划分为：衣食住的需要、性的需要、对自己的亲人的爱和憎的需要、唤起人的赞许的需要、艺术和科学的需要等。其中，关涉物质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各类工业，被拉孔布等列为经济范畴。拉孔布等“经济唯物主义”者由于没有正确理解经济的独特地位及其与其他需要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将人性放置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去理解，这种抽象的人性不可能丰富多彩，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更无法获得对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解。针对于此，普列汉诺夫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通过回顾唯心主义、空想主义等流派关于人性观点，指出：“经济唯物主义”人性观点没有跳出唯心主义巢穴，仍然“属于唯心主义者行列的”[71]。

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地道的哲学家，较为系统地研究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他认为，研究哲学既是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是理论斗争的现实需要。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主要阐述了以下基本问题：第一，全面评述黑格尔哲学，阐述其体系的矛盾性及其瓦解过程；第二，全面分析费尔巴哈在哲学、历史、宗教等的历史功绩与局限，阐发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第三，论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大意义，全面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二版的译者序言》中，普列汉诺夫在基本忠实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前提下，重点比较、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在此基础上，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意义。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科学统一，“唯物主义使辩证法‘脚踏实地’地站起来，从而揭去了黑格尔给它穿上的神秘外衣。这样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就显露出来了”[7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绝不是思维范围内的关于“是”与“否”的三段论的序列问题，而根本上关系到它们是否是经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证明了的自然物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及思维运动规律的统一。马克思辩主义证法的革命性、批判性同其意识形态立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憎恨。但在俄国现实生活中，唯心主义哲学促使资产阶级社会意识适应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为此，那些唯心主义思想家的著作赢得热捧，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却受到冷遇。当普列汉诺夫回答读者关于学习哲学的最大体会时，他强调：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不应该促使社会意识适应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而应该培养工人具有反对这种存在的思想”[73]。

根据苏联学者И.С.纳尔斯基等的观点，在第二国际思想家及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只有普列汉诺夫和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74]苏联学者的这个判断虽有失真的一面，但对于梅林给予哲学上的贡献的评价是恰当的。梅林毕生的专门性哲学著作只有《论历史唯物主义》，写于1893年，作为《莱辛传奇》的附录问世于斯图加特。恩格斯高度地评价了《莱辛传奇》，认为它是创造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典范。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梅林反对滥用“历史唯物主义”名称的两种错误思潮：第一，混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界限的思潮；第二，混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思潮。学术界习惯把这两种思潮称为庸俗唯物主义。[75]在哲学思潮斗争中，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这种庸俗唯物主义必然滑向唯心主义。梅林认为，历史唯心主义不能正确看待理想、道德等意义，过于夸大它们的作用，反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理解为贪吃、肉欲等“龌龊行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追求“美好世界”，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观念力量，把人说成是机械发展的无生命的玩具，否认一切道德尺度，”[76]梅林讥讽道：“要信仰历史唯物主义，就得有一种高度道德的唯心主义。”[77]在人的历史活动规律与社会历史关系问题上，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止于人的自然性，即把人当成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由自然进化而生成的，人的意识是作为自然性的人的特性的一部分，但它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人一定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的存在物，它没有进一步追问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中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因此，当进入历史领域时，它就转化为唯心主义。除了从五个主要方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外，[78]梅林通过引证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表明恩格斯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当成现成的公式到处乱套的做法，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将其视为“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79]。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反对把多样化的人类生活硬塞在一个死板的公式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解决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的辩证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质与存在、意识与观念、人与历史、现实与理想等都是有规律地生成的。梅林以大量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实际材料，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观念、道德、宗教等精神的作用及其背后的经济动因。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但并非否定观念等的作用，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不否认野心、复仇、宗教狂热等观念推动力的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些推动力归根结底是由另一种推动力，即经济推动力所决定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