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反叛

任何学术创造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学术背景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亦是如此。列宁总结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规律时说道：“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7]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构筑了其发展的线路图。“经济决定论”、新康德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导致第二国际思想家一定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机械化的倾向。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用新康德主义全面置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从而蜕变为党内反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及其体系上全面消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具有彻底的颠覆性。

一 “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有两个代表性派别：一是以巴尔特为代表的“技术经济历史观”；二是以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巴尔特在其代表作《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可以直接理解为经济观点，或可称为“技术经济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归结为工艺过程和技术的作用。以此为依据，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及革命理论理解为物质的进化论，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只是经济、技术发展的结果，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巴尔特把唯物史观歪曲为机械论、“社会静力学”，片面强调生产力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否定思想等观念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把思想看成消极的东西，否定其积极意义，把人类变成一种机械发展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巴尔特还认为，马克思至多只是个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学而不是世界观。由此可见，以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把历史发展的客观性片面夸大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最终结果是否定历史自身生成与发展的规律。同时，他没有能够把社会理解为有机体，进一步说，不能理解社会有机体的生命构成及其交互作用，不能运用辩证思维方式理解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不能理解经济在何种意义上起决定作用。以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忠实的追随者，另一方面像法国等青年人一样，也不肯静下心来花一番功夫潜心学习和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想获得真理性认识，就必须下气力真心研究。对此，马克思曾提出告诫：“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8]他们同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片面、庸俗地理解经济的作用，看不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把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归结为经济、技术决定作用，用实证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他们看来，历史完全是自动形成的，人仅仅只是经济关系玩弄的“棋子”、历史必然性的奴隶。“青年派”把唯物史观当作现成的公式和套语，像贴标签一样到处乱贴，忽视其方法论作用，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在社会运行中，经济的强大作用显现于社会结构的表层，“经济决定论”片面地抓住了这种社会表象，因此，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它把马克思主义降格为认识论意义，而没有能够将其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从“经济决定论”出发，只能得出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工人经济条件的结论，即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改良主义，不可能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命题。为了彻底消除“经济决定论”的消极影响，恩格斯晚年在同康·施米特（1863—1932）、约·布洛赫（1871—1936）等人的书信往来中系统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论述了精神文化与经济状况、个人意志与历史规律等辩证关系，驳斥了“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表现出以鲜明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然而，任何错误的思潮并非一下子就能够彻底根除的，到第二国际时期，“经济决定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起了催生作用。

二 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是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开始在德国露头、19世纪70年代以后广泛流行的一个唯心主义流派。[9]新康德主义尽管支流很多，但共同特点是打着“回到康德那里去”的旗号，在倡导回到康德的同时改造其哲学，极力恢复康德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抛弃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他们推崇康德的“自在之物”，认为先验方法是一种把认识、科学事实等当作意识和思维创造发展的方法，否定客观实在性的意义，而片面夸大主观意识的作用，把人的能动的反映论叙述为对全部固定“存在”的主观意识过程，描述为“一种思维运动”。[10]先验的方法论是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所谓“先验方法”，可归结为两点：第一，从已有被创造的科学、文化的事实出发；第二，从这些事实中找出支配人的创造科学、文化的规律。[11]也就是说，按照既定的科学、文化规律引出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先验逻辑，从而把自然史（包括社会史）看成纯思维的创造物。

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在其伦理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得到体现。在考察社会主义规律时，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柯亨提出了伦理学考察方法。他根据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公式，提出了伦理的社会主义。柯亨认为，考察社会的方法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经济领域的角度，这是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方法，另一种是从目的的角度，这是伦理的社会主义的方法。柯亨指出，社会主义不仅属于经济方面，还应该属于精神方面。他批评道：马克思重视经济这一物质领域，而忽视人作为目的的精神领域。

伦理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大相径庭，伦理的社会主义是新康德主义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其基本特点就是将社会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割裂开来，用康德的伦理学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康德的伦理学对于反对私有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把人的价值推到前台。然而，康德的伦理学是建立在抽象人性基础上的人道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个人”。两者在理论基础上的根本差异必然导致其政治价值目标的分歧。伦理的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就不是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现实社会中，伦理的社会主义诉求的不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它把道德原则确定为人的最高原则，人按照道德行动。在伦理的社会主义看来，对于社会主义不应该有太多的功利，不能把无产阶级解放、把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当作社会主义的目的。新康德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是伦理学的方法论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永恒的运动，它把无限趋向“纯粹意志”作为自己的永恒任务。伦理的社会主义宣扬人们对未来长远目标不要有太多规划，只要顾及眼前当下生活本身即可，“道路本身就是道路的目标，生活的目标和价值不要到永恒的内容的实现中去寻求，而应当到对生活和意志的不断的肯定中去寻求”[12]。康德以其渊博的知识构建了较为庞大而周密的思想体系，在思想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其思想体系不断在后人那里得到复活，“回到康德那里去”很长时间贯穿于西方思想史，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俄国马赫主义等在哲学上复活了康德哲学。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各类反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

三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笼

如果说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费边社等改良主义的影响还只是局限于个别国家的话，那么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则将改良主义的影响国际化。与其他各种思潮不同的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具有实质性的载体：民主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来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笼伊始，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诸多经验与政策的调整，而这些恰恰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主张相契合：第一，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成为人民党，以赢得最广泛的支持；第三，拥护“社会主义”允许有不同动机，可以有多样信仰，以吸收各类人员入党；第四，把发展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一方面表明其较强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表明其党的性质和宗旨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迎合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种现实需要。

（一）伯恩施坦思想生平

伯恩施坦出身于柏林犹太家庭，父亲雅科布·伯恩施坦是手工业者——白铁匠，后来当了火车司机。母亲是家庭妇女。伯恩施坦青少年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曾创立“乌托邦”讨论俱乐部。1866年，伯恩施坦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后来当了一名银行职员。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但其思想上还是拉萨尔主义的追随者，尊拉萨尔为思想“导师”。在杜林与马克思恩格斯争论战中，极力维护杜林学说，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14]大搞折中主义，抹杀马克思思想与杜林学说之间的原则性差别，放弃无产阶级战斗性立场。1878年，伯恩施坦辞去银行职务，任青年社会主义者卡尔·赫希柏格私人秘书。德国俾斯麦颁布《反社会主义》后，伯恩施坦离开德国赴瑞士，同赫希伯格、施拉姆组成“苏黎世三人集团”。1880年起任《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主编，直至1890年。这十年间，在恩格斯的关心指导下，为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做了很多有益工作，在思想上赢得了“党的理论家”的称号。

1890年，伯恩施坦以《礁石》为总标题，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连发三篇文章，宣扬议会民主的重要性，把议会民主看成通向完全政治自由的必由之路。1895年恩格斯逝世，伯恩施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1896年至1898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六篇文章，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它们是《空想主义和折中主义》《英国农业状况的发展》《空间的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区域理论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德国工业发展的现状》《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等[15]。1898年发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著名公式。[16]1899年，伯恩施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它成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本书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17]1901年回国并创办《社会主义文献》刊物，由于发行量的原因于第五年停刊。[18]1914年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伯恩施坦晚年到处进行讲学、演讲，四处阐发其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观。1921年出版《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书，1924年发表自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1932年12月18日，伯恩施坦死于柏林。

（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论要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诘难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提出以康德主义替换唯物主义历史观，抨击革命的辩证法，宣扬庸俗的“进化论”，反对根据客观历史发展必然性论证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主张必须“回到康德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新康德主义的代表形式之一。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否定其客观现实基础，认为它们是马克思的纯主观臆造。伯恩施坦认为，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剩余价值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它至多只是道德上的命题而已。伯恩施坦从根本上混淆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论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区别。总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持反对态度。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概念。伯恩施坦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19]。他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步。伯恩施坦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反对暴力，主张民主，要求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转变为改良的社会民主党。

（三）第二国际思想家对伯恩施坦的驳斥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最初出笼时，并没有引起党内和第二国际思想家的太多注意，对其影响和危害的估计也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理论权威——考茨基的态度就显得格外重要，考茨基时任《新时代》主编，他鉴于同伯恩施坦很好的私人关系，表示不支持发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文章。拉法格以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只是“理智的疲劳过度”的结果，认为伯恩施坦的堕落是一种“生理现象”。梅林则认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工人群众中从来未能站稳脚跟，它对工人群众的实际运动根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20]。随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负面影响的扩大，第二国际思想家随即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党内思想斗争运动。在第二国际思想家中，普列汉诺夫算是比较早地认识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本质的，他一边劝说考茨基采取批判伯恩施坦的行动，一边带头展开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场理论斗争运动中，普列汉诺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普列汉诺夫多次致信考茨基，说服他高度重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危害，希望考茨基以《新时代》为阵地，组织对其进行驳斥。普列汉诺夫分别于1898年5月20日和30日连续给考茨基写信道：“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末，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了什么？而实在只有回答说：不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21]他谴责说，伯恩施坦及其信徒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的敌人”[22]。在普列汉诺夫的劝诫下，考茨基愈发认识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危害，并支持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向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宣战：《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1898）、《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1901）、《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1906）等。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民主党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事关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23]普列汉诺夫还提议将伯恩施坦开除出党。普列汉诺夫的杰出表现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许：“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24]虽然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与遏制并未达到列宁预期的效果，但他毕竟为第二国际其他思想家开了一个好头，起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引领作用。同时，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促进了普列汉诺夫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构成的进一步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论、关于“五项因素”公式等著名论断都是这一理论批判的结果。另一个先锋者为卢森堡，分别于1898年9月、1899年1月完成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伯恩施坦的一组文章：社会主义问题》《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后改编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是一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力作，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要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是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不逊色。”[25]卢森堡十分赞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关系社会民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卢森堡深刻揭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它在于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而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

在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等思想家的共同督促下，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由最初的“同情”“怀疑”转向“激烈的反对”。1899年起，考茨基先后发表了《伯恩施坦和唯物史观》《伯恩施坦和辩证法》《伯恩施坦关于价值和阶级的理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可疑的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等，主要批驳了伯恩施坦的宿命论，捍卫唯物史观。此外，考茨基认为，辩证法不是可以对社会做任意解释的工具，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不了解辩证法，就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成就，它是理论研究的最好方法和最尖锐的武器。考茨基作为党的最大的理论权威，他对伯恩施坦的态度的转变无疑起着方向标的作用。梅林、拉法格不久也加入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行列。梅林和拉法格侧重于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新康德主义。梅林的代表性著作有《康德和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者们》等。拉法格的代表性著作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等。他们认为，新康德主义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因此，只有全面揭露新康德主义的实质，才能战胜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梅林认为，新康德主义只是用一种幻想的方式企图绞杀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引起了党的领袖倍倍尔的高度关注，他在读了伯恩施坦的文章以后写信给考茨基说：“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华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葬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26]伯恩施坦的行为必然遭到恩格斯的强烈谴责和批判，恩格斯一定耻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1899）、卢卑克（1901）、慕尼黑（1902）、德累斯顿（1903）代表大会上，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党内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从“伯恩施坦问题”上升为修正主义问题。然而遗憾的是，自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就没再讨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继续活动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