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政治哲学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末就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并很快成为一门显学，但对何为政治哲学人们却从一开始就存在种种不同的理解，而且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们的理解深受当代西方学者对政治哲学的不同界定的影响，二是人们对在当前中国建构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有不同的追求。为了充分展示我国学者对何为政治哲学的探索过程和研究成果，本册论丛选录了在国内期刊先后发表的22篇有代表性的论文。现依照它们发表的时间顺序对其各自的内容做一简要介绍。

万斌发表在《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3期的《略论政治哲学》是国内学者较早探讨“何为政治哲学”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对政治哲学的对象、内容、内在规律给出了简要的规定。在他看来，政治哲学是广义政治理论的分支学科，居于政治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广义政治理论，是以政治和一切政治现象、政治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体系。依据认识主体的需要和主体认识所涉及的政治现象的性质、层次和范围，广义政治理论大致可划分为四个依次递进的层次：通俗政治学、应用政治学、理论政治学和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学和哲学政治学，都是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高层次的政治理论，都是企图由具体的政治认识升华到对政治一般的总体把握，建构起一般的、整体的政治学体系和法则，因而往往被合称为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基本宗旨，是从政治的普遍性来界说政治，探寻政治的起源、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社会历史进步的一般法则作为政治评价的价值准则。

俞可平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评析》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 期。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在当今西方，政治哲学流派众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政治多元主义、政治精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的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国家内部权力中心的多元化。精英主义认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或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从来就是一个虚构的神话，绝大多数群众始终受极少数统治者的统治。新保守主义理论家推崇自由，但却竭力反对平等，认为维持自由是国家的目的，但维持平等却绝不应当成为国家的目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既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也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它的基本特征是试图根据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来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论断，或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论断加以自己的理解，然后反过来又用这种修改过的理论来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

应奇的《当代政治哲学的三足鼎立》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应奇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在当代社会政治哲学中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批判理论三足鼎立的态势。自由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内部即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右翼自由主义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后者认为洛克式的权利是基本的约束，而前者则否定这一结论。社群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桑德尔等人对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桑德尔看来，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仍然是承诺自我是拥有独立特性的个体，其特性可以与所有社会价值和目标区分开来。批判理论的影响则体现在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对话”，可以把他们二者的理论视为对当代社会的合理的多元分化和人们在基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真理方面的深刻分歧的两种不同的反应方式。

韩冬雪的《政治哲学论纲》发表在《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韩东雪认为，政治哲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政治现象起源、反思既存政治关系和为政治发展提供价值指向的理论体系。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奠定了政治与道德一体、人类通过政治实践获得德行生活的基调。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以抽象人性论和机械唯物主义为基础，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的感性生活的至上性，因而完成了政治的世俗化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中介，通过对人的劳动实践的分析，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物质与精神自由的全面发展，国家必须以真实的自由和全面的平等为基本理念，通过倡导积极的公共生活而实现人的道德提升和精神自由的历史性命题。

任剑涛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发表在《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任江涛认为，在一切制度都无法直接提供什么是最美好生活的答案的情形下，为宪政寻求价值支持与提供合理证明，就是现代政治哲学所要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最能够提供追问何谓美好生活的社会政治支持条件。政治哲学提供的价值研究成果，是最深层次的价值追问结果。这同政治学某一方面的研究对于价值问题的追问，自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一般的政治问题议论，与时代相伴随的特点相当之强，而政治哲学的价值追问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事实上是围绕政治价值观问题展开的。假如说政治科学在处理政治现象的分析时具有某种技术性的一致性的话，政治哲学就从来未曾在一致性上有什么成就。或许正是这种不一致性，使得政治哲学具有了它的理论活力。

万俊人的《关于政治哲学几个基本问题研究论纲》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万俊人认为，按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诠释，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它是一门关乎公民国家社会治理的正当合法性根据或基本政治原理（原则）的智慧之学。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空前加剧的当代世界，政治哲学的理论视野还应当扩及国际政治和“世界公民”的领域，为建立国际政治的基本正义秩序提供普遍合理的政治原理和理据。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关乎公民社会和国家政府两大领域，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实乃政治哲学的关键概念。由权利与权力这一对核心概念所引发出来的基本政治哲学问题至少包括：（1）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2）政治原则与政治制度；（3）权利与权力的基本结构和互动关系；（4）法治的实践和程序；（5）公民义务与政治家的职责或责任；（6）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理想；等等。

顾肃的《试论当代政治哲学的学理基础》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顾肃认为，从字面上看，政治哲学是政治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但有其特定的理论诉求和学科特征。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有共通之处，即皆以社会政治为其研究对象，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政治哲学更偏重于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即理论化的、哲学化的思想探索和论证，尤其是自罗尔斯以来，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价值的特征很明显。对诸如权力、权威、国家、主权、法律、正义、平等、权利、财产权、自由、民主、公共利益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概念，政治哲学均需要进行基本的概念分析和理论推导，并表明自身的基本理论倾向。当代主流政治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是与非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广义的理性主义，它反对盲从和非逻辑思维，认为经验观察、理性思维、逻辑自洽和推理是伦理、社会和政治原则得以成立和可靠性的基础和标准。

陈晏清、王新生的《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及其意义》发表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他们认为，肇始自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政治哲学不仅追求知识而且追求德行，不仅追求德行而且追问德行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生活的智慧。它的目标是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之别、好坏之分的价值判断，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20世纪后半期以来，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正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当代哲学一个新的栖居地。无论是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问题的沉思所引发的争论，还是罗尔斯对正义问题的辨析所导致的政治学研究的革命性转向，或是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峙所引发的重新审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兴趣，都超越了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精确的政治科学”的范畴，形成一种以考察政治事物的本性与政治事物的应然目的为内容的研究领域和致思进路。这种正在复兴的政治哲学因其不同于第一哲学和其他领域哲学的问题域，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哲学领域，也因其研究问题的方式区别于科学主义的知识原则，而成为一种研究政治问题的独特思路。

侯才的《政治哲学：政治的理性和良心——兼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概念》发表在《哲学动态》2005年第6期。侯才认为，用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与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一方面，哲学需要通过政治的中介成就其反思性，需要政治为自己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辩护；另一方面，政治也需要哲学探究共同体的基础、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提供有关完善的政治秩序、美好的生活、公正的治理指南，以及关于“正当性”的答案。因此，用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与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两者不过是政治哲学中内在的、既相互联结又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完整内涵，都是政治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学科定位来说，如果单纯基于政治的立场，政治哲学有理由被视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例如被视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如果单纯基于哲学的立场，政治哲学则无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属于哲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把政治哲学与政治、哲学三者放在一起来综合考察，那么，政治哲学则成为政治与哲学的中介。

王岩的《政治哲学论纲》发表在《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王岩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与政治学相互渗透所产生的交叉学科，它既是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又是政治理论在哲学高度的抽象和概括；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范畴，并且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层次；建立在价值与事实相对分离的基础上，政治哲学是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以政治价值为内容，对政治生活进行价值评价的学科体系。政治哲学的基本的学理范畴应该体现为与“实然性”命题相区别的“应然性”命题，体现为形而上的学理透析，其价值诉求在于“真理性”，有别于“实然性”所追求的“事实性”；其基本的研究框架体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政治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并由此显现政治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

刘擎的《汉语学术界政治哲学的兴起》发表在《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刘擎指出，政治哲学在汉语学术界的兴起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理路强调对根本价值问题（“应然性”层面）的研究，这对于经历各种“批判理论”洗礼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其次是因为政治哲学关乎政治安排的基础性原理，它超越现实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契合了中国儒生的传统；最后是因为政治哲学也是对“应当如何生活”的哲学追问，在“人文精神失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时代，政治哲学为学人探索“安身立命之道”提供了某种方式。近十年以来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论题有三个，一是“以罗尔斯为中心的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讨论”，二是“以施特劳斯为中心的对古典政治哲学的讨论”，三是“以共和主义为中心的讨论”。未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寻找“适当的”（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方式，来阐释中国古典传统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介入与西方论述的比较与对话。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在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引介和研究逐步深化之后，各种流派（例如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的政治哲学论述完全可能在竞争互补的格局中形成新的综合视野。

韩水法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韩水法认为，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乃是构造和确证人的基本社会行为的规范，而后者也就是社会基本善品分配的根本原则，即正义原则。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与任务就是为社会善品的分配提供原则，作为原则根据的观念，以及对上述两项的确证，即正当性证明。政治学是对人的行为从权力关系或善品分配角度所作的实证研究或考察，而政治哲学探讨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并且旨在营造和确证某种被认为是正当的规范。前者重在分析和考察人的政治行为是如何的，后者重在关切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应当是如何的。政治哲学作为一门旨在营造和确证正义规范的学科，它面临特殊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困难：它构造和提出一套正义规范或原则，但后者又必须得到社会成员或曰现实的人的实际接受才能够成为现实有效的东西。现代政治哲学一方面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其所营造的规范的应当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要着力建立这些规范或原则与实证现象之间的复杂却又必不可少的关联，并且尤其重要的是，那些被营造起来的规范总是被期望落实为现实的行为。

吴根友的《政治哲学新论》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吴根友提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它涉及的对象包括国家的起源与组成原则、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理想的国家制度及制度的根基等问题，但核心问题是关于权力与理想社会的理性思考。就政治哲学发展的思想历史来看，人类大体上经历过神权政治、君权政治与民权政治的历史时期。如何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学人来说，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是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

郭齐勇的《再论儒家的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发表在《孔子研究》2010年第6期。郭齐勇认为，从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平等观、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来看，儒家在分配上的“应得”和“配得”，以及机会公平、对“最不利者”的关爱及其制度建构方面，均可以与之相呼应。此即儒家正义论的最有特色的内涵，乃实质的正义。儒家对政治权力的源头、合法性、权力分配与制衡等，有其系统论说、制度与实践。儒家重视社会力量的培植、社会自治、士大夫参政及言路开放。儒家的“道德的政治”就是要坚守政治的应然与正当性。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中的政治正当性，即认为政治权力之根源在天、天命、天道，之根据、本位在人民、老百姓、农工商，之基础是广阔的民间社会空间、民间力量及其自治，之指导、参与、监督与言责则在士人。由此可得出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士大夫是政治的主体。道德仁义系统、仁政学说及以上四方面为中心的儒家的政治哲学在今天还有极高的价值。

姚大志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发表在2013年9月24日《光明日报》的第011版。他提出，政治哲学所关心的独特问题包括三个方面：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虽然这三者密切相关，但是它们所指涉的领域是不同的。政治价值涉及的是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政治制度涉及的是国家理论，而政治理想涉及的是传统上所说的乌托邦理论。政治哲学家不仅要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更要给出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政治哲学的论证具有三个特征：政治哲学的论证是深层的，它要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某种更稳固的基础之上；政治哲学的论证是理性的，它在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应该始终诉诸公共的理性；政治哲学的论证是道德的，也就是说，它在证明中归根结底诉诸的是道德理由。

王新生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发表在《哲学研究》2014年第6期。王新生从三个方面对什么是政治哲学做了说明。第一，作为一种存在已久的学术传统，政治哲学的规定是萨拜因所谓“关于政治事物的受过规训的探究”。第二，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学，后者定位于认知性问题的研究，前者则定位于规范性问题的研究；政治哲学也不同于伦理学，后者处理的是私人领域中的价值问题，前者处理的是公共领域中的价值问题。第三，作为第一哲学，政治哲学关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政治活动的应然规范，同时也关注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而言之，政治哲学应当被理解为哲学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被理解为在一种特殊的场域内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哲学形式。通过对政治事物一般本性的反思和对人类生活应然价值的终极追问，各种类型的政治哲学不仅以它们的“政治观”呈现了政治生活的本质，而且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世界观”。

李佃来的《施特劳斯、罗尔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谱系及其内在关系》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李佃来认为，“何为政治哲学”是一个初始但全新的学术问题，而要检思这一问题，有必要将其植入施特劳斯、罗尔斯以及马克思所代表的政治哲学谱系当中。这三种政治哲学谱系彼此之间虽有一些交集，但总体论之，它们则对应着各自特定的总问题，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式。从描述和经验意义上讲，把握这三种政治哲学谱系及其相互关系，需要在它们之间予以必要“划界”。从规范和价值意义上讲，我们又应在“划界”前提下予以必要“越界”，即穿越这三种政治哲学所固有的理论边界，从他者的视角来洞观它们的优长与短缺，进而根据当代性问题意识做出价值排序与选择。从“越界”来看，施特劳斯及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都有其被人们认同与接受的深刻理由，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则应当是最值得我们深入开发的思想宝藏。

龚群的《何为政治哲学》发表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龚群认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既强调公民是城邦政治的参与者，也强调以德行为中心的共同体善，后者是当代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现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则从强调善优先于权利转向权利优先于善，它不把善看成优先于正当或权利，而是把权利（或者说，自然权利、人权或个人权利）看成正义的根本要义。因此，现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是权利的政治哲学而不是共同善的政治哲学。当代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在于诉诸共同体的善还是诉诸权利为其理论重心。

刘莘的《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基础共识：从施特劳斯到罗尔斯》发表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刘莘以施特劳斯的经典论文《什么是政治哲学》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为契机，探讨了政治哲学事业内含的对正义和善的价值追求，勾勒了罗尔斯的经典论文《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核心关切，并通过海德格尔对共在的论述，澄清了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共在意识。他还进而解释了为何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问题，并指出罗尔斯与施特劳斯的区别在于：后者致力于阐释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而前者致力于在此基础上开出适合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政治哲学话语。

杨国荣的《政治哲学论纲》发表在《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杨国荣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系统，政治涉及多重方面，其内容包括：根据一定的政治观念（价值原则、政治理想等），建构相应的政治体制，通过这种体制的运行，使社会形成有序的形态，由此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并进而引向好的生活和自由之境。政治生活的展开过程，既涉及目的层面的正当性，也关乎程序层面的合法性与手段层面的有效性。作为具体的社会生活过程，政治与道德无法截然相分。要而言之，何为政治生活，何为理想的政治生活，如何达到政治生活的理想形态，这些问题既是政治领域所无法回避的，也从不同方面规定了政治哲学的内涵。

段忠桥的《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5期。段忠桥指出，我国学者对何为政治哲学的理解深受西方流行的政治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施特劳斯讲的古典政治哲学和罗尔斯讲的现代政治哲学的影响。施特劳斯讲的政治哲学与罗尔斯讲的政治哲学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前者探求的是关于好生活或好社会的知识，它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的意见的尝试，它的现实着眼点是最佳政制，它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所有政制都至关重要的善，它是解决政治争论的最高权威；后者主要涉及政治正义和共同善的问题，它试图确立规范政治制度与政策安排的原则，它求助于人类理性的权威，它是宪政民主社会的一般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就政治哲学在我国的建构而言，我们应追随罗尔斯而不应追随施特劳斯。当然，追随罗尔斯只是就其讲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框架而言，而不是就其对问题本身的回答而言。

孙晓春的《政治哲学的使命及其当下意义》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孙晓春认为，政治哲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判断，它所关注的是政治的道德层面。如何使社会政治生活来得正当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在最抽象的层次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是政治哲学的基本属性。自哲学产生之日起，政治哲学便处于哲学的核心地带。尽管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是在与伦理学分家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不可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