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作为清政府对外交往体制的“广州制度”，最主要的内容包括一口通商、公行垄断贸易、拒与外人平等交往、限制外人自由等。其中与十三行商最关紧要的是前两项，但鸦片战争以前公行垄断贸易早已因漏洞和弊端而被侵蚀，如清政府虽设行商垄断，却又未能完全禁止中国行外商人的广泛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虽与十三行进行贸易，但也与行外商人及走私商交易，同时大量西方散商亦与行外商人进行贸易，唯有行商不肯放弃垄断特权，不作变通（实亦无法变通），并避免与散商贸易，陷入自我孤立。一口通商虽然维持到《南京条约》的签定，但实际上在战前鸦片走私等非法贸易的冲击下也已遭受侵蚀。
在清政府的压榨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西方散商以及华商行外商人的反对和竞争下，行商经营日益困窘屈缩，而外商在实际贸易中愈居强势。
面临西方各国散商、以中西贸易汇兑为主要业务的代理行号（西方银行侵华的先驱）、洋行（西方资本“商业大王”孕育者）的竞争和冲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王国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其贸易垄断的取消，除了顺应时代之大趋势外，还反映了以英国为首的外商对华贸易之根本点在于维护、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对“广州制度”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虽其言行常显矛盾，但基本原则始终未变。
近代以降，外贸重心从广州移往上海、香港，又因华南粤人排外的情感特别强烈，从事外贸的粤商主要移往港、沪以及国外发展。
由此可见，十三行行商的命运是由“广州体制”决定的；鸦片战争后新的“条约体制”不可能容纳旧的公行；鸦片战争期间及其战后广东的对外环境已经没有十三行生存的空间，旧行商组织遂烟消云散。因此，有谓十三行行商与清朝政府衰荣与共，“在作为广州制度组成部分的行商制度下，包括行商在内的中国商人都成为牺牲品”[39]。
关于十三行的历史终结，革命家评价很低，如孙中山说清末广州十三行的潘、卢、伍、叶四大家“子孙骄奢淫逸，安富尊荣……他们的财产，不过几十年就化为乌有”[40]。廖仲恺也认为清末“广东的潘、卢、伍、叶四大姓，统是因和外人通商而赚大钱的，教国人用洋货，为外人寻销路……利益终流于外……所以传及三代，就堕落不堪，男盗女娼，无所不为”[41]。然而，从根本上讲，中国近代外贸行商的兴替，却是制度变迁的必然。十三行与东印度公司这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们肩负各自政府的垄断使命，但最终也在市场的发展中失去垄断的地位。[42]博弈的最终结果，尽管可以描述为从“广州体制”向“条约体制”的转变，实质上则是自由竞争制度对垄断贸易制度的胜利。
（原载赵春晨、冷东主编《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
[1]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195页。
[2] 行外商人是除了行商以外对西洋贸易有关系的商人的总称，是清朝广州外贸商中的两大类之一，包括他乡的华商、洋货店、行商的司事及买办等。“广州制度”时期，他们在小额进出口贸易中分得行商的贸易余润。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8、144—145页。
[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4]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5] ［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 ［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7页。
[7] 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8] 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16、35、75页。
[10] ［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第28页。
[11] 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12、14、57页。
[12] 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111页。
[13] 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102页。
[14] 黄启臣、梁承邺编著：《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十三行之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5页。
[15]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合译，第2—3页。
[16]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70—71页。
[17]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187页。
[18] 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代理行号与中国行商，就长期存在过资金的借贷关系，这种放款的记录至迟在17世纪末叶就已出现。19世纪初叶，广州的代理行号已有40家以上。在1832年广州对外贸易中，有1/4的私人汇票是通过当时广州的大行号怡和行（Jardine and Matheson Company）之手的。参见汪著第4页和第311页。
[19] 汪熙：《约翰公司：东印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7、347页。
[20]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188页。
[21] 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196页。
[22] 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195页。
[2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377页。
[24] 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第308页。
[25]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277页。
[26]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301页。
[27]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673页。
[28] 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2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342页。
[30]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159、209页。
[3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第348、364—365页。
[32]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17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104页。
[33] 《吴健彰》，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340页。
[34]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7页。
[35] 莫应溎：《英商太古洋行近百年在华南的业务活动与莫氏家族的关系》，载《香港一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36] 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37] 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潮商俊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283页。
[38]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73页。
[39] 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第63页。
[40] 孙中山著作丛书，黄彦编著：《论军事及对军人演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41] 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5页。
[42] 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