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不仅受制于鲁迅及其《野草》的情感、意蕴，而且来自众多的《野草》研究文献资料，更是方法论研究的结晶。

一 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一）研究的问题

本书主要探讨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的问题。不仅探讨鲁迅、《野草》《野草》研究文献资料，而且也探讨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并将这些基本知识与《野草》文献史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多维视野中《野草》研究概论的基本体系。

《野草》研究著述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至2016年这92年间，《野草》研究论文4000多篇，《野草》研究论著50多部。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更加活跃。以往的大量《野草》研究著述，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而且为他们的进一步思考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事实证明：文献史料的多少、研究者占有文献史料的多少，决定着研究者能不能写出研究史、研究史论，决定着研究史、研究史论质量的高低。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学术思想、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鲁迅、《野草》《野草》研究史等，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仅从研究史来说，孙玉石、张梦阳、王吉鹏、张娟等研究者的相关成果陆续问世。从2011年到2016年6月，仅《野草》研究著作，就有王姝懿的《〈野草〉的哲学》、余放成的《“难于直说”的爱情——〈野草〉主题探微》、范美忠的《民间野草》、张枣的《张枣随笔选》、李玉明的《“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张洁宇的《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陈安湖的《〈野草〉释义》、汪卫东的《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田建民的《鲁迅、钱钟书论稿》、朱崇科的《〈野草〉文本心诠》、孙宝灵的《隐藏于语言迷阵中的旷世孤独——〈野草〉研究》等10余部《野草》研究专著相继面世。而支撑“《野草》学”学科得以成立的，且较为系统的《野草》研究史论方面的著作尚不见有人出版。可见，《野草》研究史论，或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等这一类的研究，确实是一个亟须解决的新问题。

（二）研究的意义

理论意义。一是丰富鲁迅学的内容。有人言，鲁迅仅凭一部《野草》就可以不朽。这看起来似乎荒诞不经，不就是一本3万字左右的散文诗集吗？实际上此言不虚。从具体研究看，鲁迅、鲁迅作品、《野草》研究文献史料等，都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而《野草》研究史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把《野草》研究史论或《野草》研究概论作为“《野草》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提出来，对“《野草》学”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发展和创新。二是本书区别于年代史论。多维视角中的研究概论的特点在于：每一个视角都统帅整个研究史从初始到现在，乃至当下所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同一领域的每一论文、著作、论者等都纳入同一个视角下予以研究。

现实意义。一是影响当下的研究。在弄明白了这一研究有益于“《野草》学”的拓展与深化的同时，本书将会给当下的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据已有的《野草》研究成果而建构起的多维视角下的《野草》研究概论，是90多年来《野草》研究发展历程的再现。知道了已有《野草》研究的观点和角度，就会更好地谋划当下及未来的《野草》研究发展。不去重复已有的研究观点与研究角度，自然会诞生新的研究观点与新的研究角度。从而减少无效研究，提高研究的效率。二是活跃后续研究者的思维。众多的《野草》研究著述，实则是不同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者思维结合的产物。解读得比较好的，其实是这二者结合得比较好。这至少启发后人：只有选择一个恰当的“点”来切入《野草》文本，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解读效果。后来人便积极思考，寻找他理想中的解读视角。三是有助于理解《野草》的多维内涵。因为《野草》的内容晦涩难解，站在不同立场的解读者能解读出来，而且是成立的，就能被读者接受、认可。这也如鲁迅所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即便站在不同角度，能作出多种解读，虽然说明研究者的眼光各异，但也深刻地反映了文本内涵的丰富。

二 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一）研究现状

国外《野草》研究史的研究现状。如加拿大籍华人李天明的《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一书后面附录的《英语世界的〈野草〉研究》[2]，向中国读者介绍英语世界《野草》研究的概况，是我们了解西方英语世界《野草》研究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罗福林《永久的对立：鲁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一文，认为：“聚焦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探讨该时期中国学者在《野草》接受过程中大相径庭的多种解读，并将冯雪峰的文章视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3]从罗福林的具体论述看，他从1928年的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开始论述，一直论述到2001年孙玉石的《〈野草〉重释》为止，远远超出了他所认定的“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这一论述范围。就写作目的看，罗福林提出的左翼批评家批评《野草》的具体路径、历史意义等问题，就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对肢解式的《野草》研究现状，罗福林的批评是中肯的，是有道理的。能做到整体性的研究，是需要功力的。而在实际研究中，这种人为、主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割裂的研究，并不少见。这自然与研究者自身素质、理解能力、驾驭文本的能力有关。

国外的《野草》研究史论方面的著述，截至目前，笔者尚未见到。

国内的《野草》研究史的研究现状。一是有的刊物论文从年代史、主题学等角度梳理了《野草》研究史。如年代史的相关研究：20世纪60年代秦德林的长篇论文《革命风云和艺术家的苦闷——论二十年代的鲁迅和他的〈野草〉》[4]，扬州师院中文系科委分会通讯组的《中文系关于鲁迅〈野草〉的讨论情况》[5]。如姜洪的《新时期〈野草〉研究述评》[6]，如彭小燕的《“虚无”的意味——一份具有特定倾向的〈野草〉解读报告》[7]，田建民、李美琼的《〈野草〉研究史略》[8]，笔者的《“褒贬所加，辄不一致”——论20世纪30年代的〈野草〉研究》[9]、《世纪转型时期〈野草〉研究综论》[10]。而主题学的相关研究：如田建民、贺莹的《新世纪〈野草〉研究综论》[11]，笔者的《“猩红的栀子花开时”——鲁迅〈野草〉爱情主题研究述论》[12]等。年代史折射着各个不同年代鲜明的时代意识、时代精神，主题学研究展示了不同主题研究之间的质与量。二是学术著作中设专门章节讨论《野草》研究史。如孙玉石、张梦阳、王吉鹏、张娟等对此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孙玉石《〈野草〉研究》中的《〈野草〉研究五十年》分为上、下两章，以时间为经，以《野草》著述为纬，纵横交错，梳理了《野草》研究史。这两章内容，史学线索极为分明。如对卫俊秀《鲁迅〈野草〉探索》一分为二的分析，对冯雪峰《论〈野草〉》“里程碑”的定位，对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在特殊时期“凤毛麟角”的评价等，都表现了孙玉石的独特认识。以简洁扼要的史家笔法，在这两章中用5万字的篇幅，勾勒了《野草》研究50年的主要轮廓，给后来的研究者梳理了这期间《野草》研究的基本脉络。虽为两章，但将其作为第一部《野草》研究史，当之无愧。2002年，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一开篇的《“野草”丛中探哲学——〈野草〉学史》专章，基本反映了《野草》研究史的概貌。就《野草》研究而言，这虽为一章，但贡献不小，阐明了诸多重要的《野草》著述的得失，其反思有确定未来研究基调的指导作用。其贡献在于：择取典型，进行“微观透视”；表现“史的眼光”；突出“理性反思”；勾勒“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2002年王吉鹏等编著的《穿越伟大灵魂的隧道——鲁迅〈野草〉〈朝花夕拾〉研究史》一书，不仅资料翔实，而且反映了《野草》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学理精神等特点，具有切实的启发性。

国内《野草》研究史论的研究现状。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所展示的“史论”局面：有对《野草》研究论文的评议，也有对“评议”的再评议。2002年在香港大学举行的“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朱崇科、叶瑞莲、司徒国健、向明四位教授对梁敏儿教授的论文《散文诗的艺术形式：鲁迅的〈野草〉与佩特的〈文艺复兴〉》作出有针对性的中肯评议后，梁敏儿适时在论据并不充足的情况下作出了“艰难”的应辩。陈思和对这一“评议”再次进行了评议，即总结和综述了《野草》与《文艺复兴》的关系、《文艺复兴》对《野草》的影响、《野草》的体裁、梁敏儿教授论文的论证方法等问题。[13]这里的再评议，实际上是一种既尊重史实又加以客观判断具有史论性质风格的研究。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无法回避那种主观臆断式的论述，这样的论断也常常是捉襟见肘的。但坚持客观公正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无疑是正确的指针，这显示客观准则难能可贵的价值。

（二）研究内容

绪论：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体系及特点。根据众多的《野草》研究文献资料，选择更多研究者集中关注的研究视角，可以把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的内容体系划分为如下各方面：从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心理学视角出发，以相关的研究史料为基础，通过对各个视角不同历史时期文献资料的集中考察，进而梳理和分析相应视角下的研究概貌，以此形成不同视角下《野草》研究概论的内容体系。之所以能形成不同视角下《野草》研究概论的内容体系，这既与众多的《野草》研究著述资料相关，也与多维视角中的《野草》研究概论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其特点在于：一是描述了鲁迅及其《野草》自身蕴含的多维视角逐渐被发掘的过程；二是中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与《野草》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三是在辨别与比较“难于直说”的《野草》的过程中逐渐明辨是非而形成的结晶；四是研究者自觉和主动思考鲁迅及其《野草》的理性收获。

第一章，《野草》具有丰富的诗性内涵——诗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自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野草》文体争鸣，研究者便探讨了这部书究竟是“诗”还是“文”的归属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野草》研究史上，吴奔星、王瑶、许杰、孙玉石、张闳、郑家建、汪卫东等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论及了《野草》的诗学问题。首次以专著形式，从宏观角度研究《野草》诗学问题的，是张闳的《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一书。张枣从中国新诗起源的角度为《野草》研究注入了新的元素。“客观性”与“整体性”是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试图推进《野草》研究的突破点，是其《野草》诗学表现的重要特点。从诗学的角度，对《野草》全书各篇进行微观阐释的第一部专著，是朱崇科的《〈野草〉文本心诠》。

第二章，《野草》文质兼美——美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发表之初的《野草》，鲁迅的学生章川岛“觉得写得很漂亮，很美”，以及80年代许杰的《〈野草〉诠释》、李国涛的《〈野草〉艺术谈》等，属于艺术美感认识。而60年代吴小美强调其美学内涵，80年代孙玉石提出“战斗的美学”理论说，陈学超、程凯华等意境美的研究，张颂南、殷国明等的美学研究，庆余、李亮等的美术学研究，90年代孟瑞君的专著，即《〈野草〉的艺术世界》，王吉鹏、白建西、任国权等的朦胧美、艺术形式美等的研究，则具有一种理性认识。

第三章，鲁迅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哲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鲁迅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他早年日本留学时期。研究哲学的重要意义，是为了变得智慧，这有助于鲁迅找到思维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出路。摆脱生存危机，对自由意志的追求，这是鲁迅哲学的精髓。鲁迅说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其用意一在于说明其自身作为一个个体生存的境遇，另一用意在于指涉无形的文化带给他的影响。就哲学视角下《野草》研究现状的描述，张蓓和王颖仅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怒其不争”的“立人”哲学、深藏不露的“爱”的哲学三方面着眼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近30年的鲁迅《野草》的哲学研究，做了简略的梳理和论述，尚未将更多的重要著述纳入这一研究视野中。因此本章试图围绕最初的《野草》哲学探索、《野草》哲学研究的曲折发展、《野草》哲学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三方面予以论述，以期较为完整地反映其概貌。

第四章，鲁迅的心性展示在《野草》里——心理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就心理学视角下的《野草》研究而言：20世纪20年代高长虹提出“入于心的历史”说；40年代雪苇和孙机关注鲁迅内心情感的争鸣，胡风、肖军等较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的沉郁风格和悲苦内涵；50年代冯雪峰反映鲁迅的心理印痕；60年代许钦文、胡炳光、李何林就消极情绪、消极的悲观失望和空虚之感进行的讨论；80年代李希凡、钱理群、王吉鹏、张俊山、陈佳民、诸孝正等进行的心理学研究；90年代李玉明、彭定安、阎庆生、刘彦荣、谭玉良、刘福勤、肖同庆、皇甫积庆等关注的意识及心理；21世纪初王景山、刘彦荣、龙子仲、黎活仁、汪卫东等，就意识、想象力、精神世界展开的深入研究，都探讨了《野草》文本中丰富的心理学蕴含。

第五章，《野草》表达文化批评的意蕴——文化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从鲁迅的成长经历看，中外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王雨海的《生命的呐喊与个性的张扬——鲁迅〈野草〉的文化解读》一书，抓住《野草》意象的文化意蕴，围绕空中意象、地面意象、地下意象的文化解读，让《野草》的文化解读变得具体可感。田建民围绕鲁迅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当中，不仅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的作用，而且还要承载着过往的、当下的、未来的诸多的文化信息这一点，确认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意在给《野草》研究的文化观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鲁迅的角色定位，从而增进读者的理解。同时，田建民也强调五四启蒙文化观在《野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邹范平在《新发现的鲁迅：读几本鲁迅著作的札记》一书论述《野草》的文化学内涵时，较为注意“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的潜意识”[14]方面问题。该书是继王雨海之后的从文化学视角解读《野草》的又一力作。张闳从文化学的角度解读《野草》时指出，文化味道最浓，诗意朦胧的《野草》浸淫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野草》的诗学色彩也随之加浓加香。张枣的文化学解读，体现了一种国际视野，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开阔的文化眼界”。尤其是他从语言文化视角下研究《野草》，给人诸多启发。

第六章，《野草》再现社会批评的图景——政治伦理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一）社会学研究方法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一直持续到新时期之初的相关研究。《野草》的反抗精神、战斗精神、革命精神、政治热情等受到了强调，甚至是极端的强调。而高长虹、章衣萍、茅盾、钱杏邨、胡风、卫俊秀、张禹、冯雪峰、吴敏之、毕奂午、吴奔星、李何林、杜一白、闵抗生等研究者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二）社会学研究方法受到质疑，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发展，多种研究视角介入《野草》研究中，通过对比，研究者看到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因而予以猛烈抨击。这种抨击过分夸大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弊端。实际上，《野草》文本有社会学思想的成分，因而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解读无不可，只不过解读方法并不只这一种。但爱情视角下的《野草》研究备受质疑。20世纪20年代后期，孙伏园和高长虹便简略地开启了《野草》爱情视角研究序幕。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认识变得日益理性化，对鲁迅及其爱情生活的探索也逐渐增多。因为这样，我们更容易认识到血肉丰满的鲁迅。研究鲁迅的爱情生活，离不开对其相关作品的探索。李德友、范庆林、王吉鹏、蒋锡金等研究者对《野草》文本蕴藏的爱情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实际上，《野草》中的《我的失恋》和《腊叶》确实是反映爱情主题的散文诗。研究者将《我的失恋》与《腊叶》中完全相反的恋爱态度进行对比，从而突出了鲁迅高尚的爱情观，是有其深刻道理的。这样对比，容易表现鲁迅的人性和人情色彩。但这样的声音十分微弱。直至21世纪初以来，这一声音突然变得强大。如李天明、胡尹强、邹范平、余放成、刘彦荣、梁锦瑛、王莹等研究者著书立说，专门挖掘和论述《野草》的爱情因素，既引起轰动，又受到质疑。

第七章，比较研究是认识《野草》的重要途径之一——比较方式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野草》自诞生以来，直至当下，其研究著述不可谓不多。在众多的研究著述中，东西方文学比较视角下的《野草》研究，显示了对各族、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化内涵的触及、认同和接受。而梳理和分析这一视角下的《野草》研究成果，既有利于寻找到《野草》研究的规律、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为国内外《野草》研究者提供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基本判断。从史学研究发展历程看，孙玉石、张梦阳、王吉鹏、张娟、田建民等的研究成果，都是有代表性的《野草》研究史，但较为全面系统论述比较方式视角下的《野草》研究发展历程的工作仍需进一步细化、比较、对照和甄辨。本章对《野草》发轫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时期和新世纪这样几个阶段的相关成果进行研究的目的，是知史实、识真伪、探规律、究根源。

结论：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规律及启示。《野草》研究的规律：一是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来自众多的《野草》研究文献史料，二是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受制于鲁迅及其《野草》文本的情感、意蕴，三是研究者自身学养以及意识形态的合力作用，共同促成了众多的《野草》研究成果。《野草》研究的启示：一是由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研究成果由数量众多逐渐向研究质量不断提高发展，二是研究角度日益增多，三是自然而然地融入激变的时代是《野草》研究的主动选择。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从《野草》研究发表至今，90多年的研究发展历程，出现了众多研究者，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提出了“《野草》学”的概念，具备了多角度阐释的可能空间，形成了一个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历史定型文献也有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态的研究场域，循此研究场域，来分类、整理和爬梳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发展历程，确是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在广泛爬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不同的主题为研究视角，先综观各主题视角下《野草》研究的概貌，然后选择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同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对《野草》研究发展历程的影响，从而深入思考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发展的演变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本研究的基本体系。

借助多维视野及年代史的撰写要求，将与多种维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野草》研究发展历程联系起来。在联系过程中，坚持摒除主观因素，力求客观公正的研究原则，一方面对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探讨相关视角下的文献资料的研究者们在相关资料中都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为什么这样写，以及带给我们的影响等问题。再从这样的探讨、讨论中，概括出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的规律、启示等。

就《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的整体框架、思路而言，先谈诗学和美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既有对众多《野草》研究者关注《野草》内在的核心价值的考量，也有从《野草》诗美内涵的考量。因为散文诗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诗美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是不容回避的。再谈哲学和心理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是为了阐释《野草》是鲁迅的哲学、是鲁迅的“心的探险”的结晶。后谈文化学、社会学、比较研究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有将《野草》、鲁迅放置在中外文化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中进行阐述的考量，目的在于研究与《野草》密切相关的外部环境。因此，本书力图形成由《野草》到鲁迅，再到更广阔的文化社会生活，即由内到外的逻辑思路。

（二）研究方法

史论融通法。本书在使用各种文献史料的同时，坚持论从史出，有史有论，史论融通的方法，在史述中论其优劣得失。“史论”中的“论”，表现在对《野草》研究著述、文献资料的引证、解读、分析、辨析、思考、讨论中。本书的基本构成体系（具体表现为本书的研究框架），是从众多的《野草》研究文献资料中凝练出来的。

文献研究法。1.本书涉及文学史、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哲学、美学、诗学、中外作品比较等多种研究视域，可供研究的诸多视角都蕴含在丰富的文献资料中，只有对“全部”文献资料进行发掘、整理、归纳、分析、研究、比较，才能权衡出孰轻孰重。基于此，本书拟将文献法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搜集尽可能“全部”的相关文献资料，其次是通过文献了解鲁迅写作《野草》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最后是运用历史文献，了解多维视野中研究者的思想意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后人想了解前人的研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去了解它不失为一条好途径。2.粗略一翻本书，给人的感觉是，貌似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资料的堆积。但本研究决不是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笔者不断思考、融合的结晶。在细读过程中，读者自能体会到著者意图抓住材料的“神”，从文献史料中提炼出来的“气”，从而凝结成这个文本。

四 创新之处与存在问题

（一）创新之处

理论建构的创新。本研究不同于已有的按照年代先后为序展开论述的（如孙玉石的《〈野草〉研究五十年》，张梦阳的《〈野草〉学史》，王吉鹏、张娟的《鲁迅〈野草〉研究史》，笔者的《中国鲁迅〈野草〉研究史论》等）相关研究成果，而是试图从多维视角下梳理和分析《野草》研究成果，探索全新的《野草》研究概貌，从而体现多维主题学的建构。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作品、研究著述、研究史、研究史论等关键要素。而完成建构“《野草》学”这门学科的建构，已经具备了鲁迅的《野草》、众多的《野草》研究著述，以及孙玉石、张梦阳、王吉鹏等的《野草》研究史等关键要素，但还不具备《野草》研究史论这一方面的内容。所以，本研究拟完成“《野草》学”学科史论要素的建设任务。从“《野草》学”学科的建设方面看，本书是作为其中的必不可少的理论支撑要素——《野草》研究史论——而呈现出来的。

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多维视角即多个角度，就是多个主题。不同年代，众多研究者围绕《野草》展开的多主题研究。每个主题的研究，都代表了那个时代《野草》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梳理和分析多角度的《野草》研究，就会发现《野草》研究是方法论研究的结晶。

（二）存在问题

本书不能将更多的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资料纳入进来，令笔者十分不安。因为在《野草》研究发展历程中，还有语言学、文化学、文体学、文字学、美术学、色彩学、教育学、佛学、宗教学、写作学、教材分析等多种研究视角，尚需给予关注，都是本书所无法完成的。当然，这些研究视角、研究资料对《野草》研究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本书也要尊重研究视角较为突出、研究材料相对集中的事实，因而做了相应的取舍。同时，也由于笔者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见识、视野等的局限，本研究对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的理解可能还不够深刻，对鲁迅、《野草》《野草》研究文献的阐述可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这也是笔者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2]李天明：《英语世界的〈野草〉研究》，《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

[3][美]罗福林：《永久的对立：鲁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孙静译，《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4期。

[4]秦德林：《革命风云和艺术家的苦闷——论二十年代的鲁迅和他的〈野草〉》，《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1期。

[5]扬州师院中文系科委分会通讯组：《中文系关于鲁迅〈野草〉的讨论情况》，《扬州师院学报》1961年第11期。

[6]姜洪：《新时期〈野草〉研究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7]彭小燕：《“虚无”的意味——一份具有特定倾向的〈野草〉解读报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8]田建民、李美琼：《〈野草〉研究史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9]崔绍怀：《“褒贬所加，辄不一致”——论20世纪30年代的〈野草〉研究》，《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0]崔绍怀：《世纪转型时期〈野草〉研究综论》，《齐鲁学刊》2015年第2期。

[11]田建民、贺莹：《新世纪〈野草〉研究综论》，《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69页。

[12]崔绍怀：《“猩红的栀子花开时”——鲁迅〈野草〉爱情主题研究述论》，《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2期。

[13]陈思和：《草心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5页。

[14]邹范平：《新发现的鲁迅：读几本鲁迅著作的札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