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散佚内因浅说
——以岭南地区为例
前人总结历代图书聚散情况，提出许多“书厄论”，旨在探讨书厄的社会历史原因。如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提出“四厄”说：（1）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2）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3）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4）受厄于藏弆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1]这是历史上大量图籍遭受天灾人祸不断散佚的主要原因。很遗憾，这些“书厄论”多强调外在因素的作用，对古文献散佚的内因或甚少提及，或避而不谈。
历史上，由于战争等外在因素造成文献散佚和流失的例子不胜枚举，岭南地区的情况也不例外。原藏于粤秀山堂“文澜阁”的《皇清经解》等版片，由于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的入侵而损失过半。[2]存于番禺志局的邑人著作，亦因洋人入侵而毁于火，仅林伯桐一人的遗稿就占20种224卷之多，多于后来刻印的《修本堂丛书》一倍有奇。[3]岭南藏书家梁鼎芬殁后，在广东的藏书由其子学劬捐入广东省立图书馆，日寇攻陷广州后荡然无存。在北京的藏书售与伦明通学斋书店，后全为日本人买走，有诗为证：“寒松零落栖凤空，南北书床浩劫中。”[4]番禺陈融有颙园书藏，专搜罗清人诗文集，数量在2000种以上，欲仿《元诗纪事》《明诗纪事》，以勒成《清诗纪事》。“自广州失陷，颙园藏书尽为强梁劫箧以去，《清诗纪事》，汗青无日矣。”有诗云：“清诗纪事成犹未，谁识兵尘在眼前。”[5]
经战火后，不仅图书被毁，书版也遭严重破坏。广雅书局所刻诸书版片因屡遭敌机轰炸，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陈澧有“东塾书楼”书藏，四部悉备，均有批评点校。民国十三年（1924），广州政变，城南木排头故居焚毁，东塾书楼与其祖传传鉴堂，均付之一炬，《东塾丛书》《东塾集》《东塾读书记》版片，全毁。[6]广州沦陷时，番禺叶恭绰曾想方设法营求徐信符南州书楼、李文田泰华楼、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等藏书，但最终未能保全，以致莫氏近50万卷藏书大部分毁于日寇战火，部分零落于市肆。[7]
日本侵略中国，有目的有计划地掠夺文物文献，造成中国文物文献的严重流失。1938年12月，日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劫掠广州沙面黎氏家；1942年2月2日，日南中国派遣军在间谍的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重要文献文物被夺走。在香港劫去的文献中，至少有28种可称为“国宝”，损失惨重。[8]徐信符《广东族谱目录旧序》载：“（广东族谱）幸前意大利驻粤领事罗斯，于粤罹兵燹之时，独能广为搜藏，至有数百余种，后皆为日人劫夺。杜（定友）馆长于复员后，留心访察，始得往港收回。”[9]
据严绍
统计，广东被日本劫夺的书籍，凡公藏624008册，私藏13865册。数量为所统计的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六省之最。[10]
岭南地处僻远，地理环境独特，加之兵燹蠹蚀，不宜文献久存。岭南文献或散佚不传，或多成残本，损失极大。阮志《艺文略》著录岭南文献2076部，注明已佚或未见者达1392部，而著录存者只有684部，今存者不及散佚或未见的一半（参见表1）。明胡应麟《经籍会通》引《齐东野语》云：“世间凡万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11]只是岭南文献散佚的速度和数量太惊人了。
表1 阮志《艺文略》著录岭南文献统计
我们再以宋元以前的著录和明清的著录比较：
表2 宋元以前与明清两代著录数对比
据表2分析：
（1）明清两代的文献数量较宋元以前总数多1322种，是宋元以前文献数量的4.5倍强。显示入明以来，文献数量急剧增加的趋势。
（2）所谓“未见”者，即在若有若无之间，未确定存亡的文献。宋元以前未见的文献有40种，占著录数的10.64%。明清两代未见的文献有843种，占著录数的49.71%。较宋元以前明显增加，其中大部分为明人的著作，多达536种（参见表1）。许多明代的文献至清道光年间，其存亡已无从查考。
（3）宋元以前，佚亡的文献有291种，占著录数的77.39%。而明清两代仅为218种，占12.85%。迹象表明，明清两代与宋元以前比较，文献散佚速度明显放慢。但明清两代散佚的218种中，又以明代最多，占210种，清代仅为8种（参见表1）。说明明代文献散佚相当严重，正如阮元所说：“明以来，粤中艺文颇盛，而今多散失。”[12]
（4）宋元以前留存的文献仅有46种，占著录数的12.23%。而明清两代则有638种，占著录数的37.62%，留存的数量明显增多。在留存的638种中，清代又较明代为多，达408种，明代仅有230种（参见表1）。这种情况，验证了新书日增，旧籍日减的自然规律。
古文献的散佚，除了上述陈登原所概括的诸原因和因战争而散失之外，就岭南地区而言，其“地湿，易长蠹鱼，藏书无至二百年者”[13]的独特地理环境，无疑是岭南文献散佚的外在因素之一。然而，人们忽视了几个最关键的内在因素，如粤士风不务标榜、作者自身不爱惜、忽略文献的搜集整理和重用而轻藏等主观方面的影响，兹试分析归纳如次。
岭南古文献散佚内因之一：粤士风不务标榜
岭南远离中原，民风淳朴。学者大凡朴实厚道，皆不善标榜之事。番禺凌扬藻认为，“岭海士习，喜实行，耻浮名。故有著作等身，裒然成集者，亦取自怡悦，未尝辄付剞劂以问世。若篇什无几，积经岁月，必耗蠹而不可复留”[14]。书稿未及时出版，久之非蠹则佚，在炎热潮湿的岭南地区，这是必然的结果。
持上述观点的不止凌扬藻一人。
劳潼《粤台征雅录序》称：
吾粤僻处海滨，士风淳朴，罕标榜为名高者。因之
轩所至，无从采访。往往有奇人硕士，制行卓然，其著作亦多所关系，而姓名湮没不传于后者，何可胜道？诗文风雅之遗佚，其小焉者也？[15]
陈仲鸿在《粤台征雅录缘起》中，以南海罗元焕著作的遭遇为例，说明因“粤士风不务标榜”而造成文献散佚的严重后果：
夙闻章山（清南海罗元焕）所为诗古文词积盈箧笥，虽密友与及门高第，皆秘不相示。意其未定之稿，有待而出，故亦不甚索观。甲辰冬，章山没于乡，其小阮盈兹亲讣于余，并属为代状。余即以遗稿询，则云未尝裒集，且迭厄于蚁（即钮玉樵所云，粤有白蚁，无所不蚀者）。余太息久之。惟时嗣君衍兹昆季尚在，少稚之年，因屡趣其编辑所存，毋使更滋散佚。既乃渐零笺败帙中取次摭拾，迨阅十稔，始缮成若干卷。[16]
近代著名藏书家徐信符感慨地说：
吾粤先儒著述，零落久矣。每览公私藏书目录，关于纪粤中闻见及粤人撰著者，寥寥罕觏。省府县艺文志所纪，率多有目无书。盖吾粤士风不务标榜，凡有所著，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即有刊刻，仅以贻赠知交。其版或藏于家，或藏于刻字之书店，岭南地土卑湿，受炎热薰蒸，不数年为蛾子所蚀，版即销毁，此粤儒著述之缺乏有由然也。[17]
以上诸家所说，正是岭南文献晦而不彰的根本原因之一。
岭南古文献散佚内因之二：作者自身的不爱惜
作者对自己的书稿不甚爱惜，也是造成文献散佚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一方面的例子，载籍随处可见。
《四库全书总目·郁洲遗稿》称（顺德梁储）：
集中诗文，寥寥无几，体格亦不甚高。黄佐《序》称其生平著作多不存稿，盖非其注意之所在云。[18]
番禺王渐逵《郁洲遗稿后序》称：
公聪敏过人。为诗文不事工组，不立体格，而清新流逸，可爱可诵，不自珍惜。没后，厥子中翰次挹等得遗稿什一于千百中。[19]
王世贞《太师梁文康公集后序》称：
其议论文章亡，少逊。然以文乞，多不应，应即弃去稿草。今其存者固醇厚尔雅，称盛世风，视诸先生独鲜。[20]
梁应祥、梁铎宏《郁洲遗稿跋》云：“公为文恒不留稿，搜辑匪易，兹所存者亦什一千百耳。”[21]因此，“稿多不存，子次挹网罗故文，仅得若干篇，葺为《郁洲集》”[22]。
东莞罗亨信，生平著述每不留稿。其《觉非集》十二卷，乃其后人收拾散佚，汇而成集。丘濬、祁顺为之诠次。[23]
嘉应吴函（字竹屏，一字充可）“天资高迈，读书过目不忘，诗文下笔立就，尤长于骈体。所作虽多，然皆不甚顾惜，故多散佚”[24]。
南海陈炎宗（云麓）“为诗古文词，未尝属稿，挥成，辄为人持去。或讽其裒集付梓，曰‘乘兴而作，兴过即忘，姑俟追忆，录之可也’。今惟得之者，或藏箧悬壁，或刊石镌梨，散见于他处而已”[25]。
南海朱次琦，生平著述十数种。晚年生病时，“知不起，尽燔其稿”。人得其寸纸只字，珍以为宝。门人顺德简朝亮搜集其诗古文词，编为《九江朱先生集》十卷。论曰：“若其病中焚所著书，古人尝有行之者。伊川为《中庸解》，以不自满意，焚之。同此义也。道既不显于天下，文采复不表于后世，悲夫！”[26]
南海孔继勋曾南北往来十余载，其间多有吟咏，但不肯自留其稿。后人编有《岳雪楼诗存》。
番禺廖鹤年，时基督教盛行，著论三篇，凡数万言，痛陈其害。既而痛哭，自焚其稿。[27]
番禺梁鼎芬，自认为一生孤苦、凄凉、学无成就，自焚其诗，故诗稿多散佚。后人编有《节庵先生遗诗》。
作者自身的不爱惜，亦根源于“不务标榜”之习，两者有因果关系。
岭南古文献散佚内因之三：忽略文献的搜集整理
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云麓少时尝与李因斋、吴竹屏、左省轩结社汾江，称‘懒圈四子’，流连之酒无虚日。其后因斋北填斋亦附焉，省轩以‘懒圈小友’呼之，故亦称‘五子’。……今‘懒圈’之名，犹为艺林资雅谈，而诸子诗文，未有编集之者。”[28]又云番禺梁无枝、韩海、汪后来、顺德陈份，“所刻各集，俱载入《八咏诗》，《峤华集》摘刻之诗，亦多名什，其后诸有集者以非全选，遂并弃之不复存”[29]。
文献能够广泛流传，必须经过整理编纂，散篇单行的文字，最易散佚。先秦古书中记载的单篇，后来亡佚难稽的，举不胜举。岭南地区的情况较为严重，汉至唐宋的文献大部分已散亡。明代以后，岭南地区始有人留意汇集整理，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诗文总集，岭南文献遂得到较好的保存，流传下来的也较多。关于这一原因，清唐才（晴川）、罗学鹏、近人李应林均有详尽论述。
顺德罗学鹏认为，岭南著述虽繁富，但遗亡亦已过半：
吾粤先正著作不下五车，而遗亡不止三匣。他且勿论，即如《曲江集》至有明而已失传，后邱文庄搜秘阁而始得；《菊坡集》久已无征；南园前五子诗篇至嘉靖年间已失其一，乃以《汪右丞集》补之。后搜梁文康家藏，乃得原本；《白沙集》至万历初年板片无存，时从祀议起，朝士未悉。先生之学，得李运使翻刻《议论》，乃定。夫曲江诸集乃南中冠冕，尚且散佚，而况其他？若不荟萃群书，终归零落。[30]
经考察分析，罗氏得出“若不荟萃群书，终归零落”的结论。因此，吸取历史教训，广为搜罗，辑为《广东文献》四集。此书不仅“实自唐以来作一大结局”，而且“上下千年，硕辅名贤，骚人韵士”[31]的著作得以保存流播。
南海唐才（晴川）也认为，岭南文献难求其故，无他，“吾粤自开辟以来，无有起而修明者，文献所以不足也”。他在《广东文献序》中说：
虽然有一代之鸿硕，即有一代之编摩；有一代之编摩，即成一代之掌故。向使人琴无恙，手泽长存。宁非至幸，乃今欲问，《陈氏春秋》安在乎？《南裔异物》尚存乎？《交广春秋》如故乎？近而《千秋金鉴录》已失其真，《岭海澄清录》难求其故。[32]
指出若使“手泽长存”，必须有“起而修明者”。所谓“起而修明者”，就是勇于承担保存文献之责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整理学家。
近人南海李应林在《广东文物序》中，作进一步的阐述：
吾国整理国故之学，素鲜研究。是以明清文物，尤其是个人著述，成就虽多，惜乎保存不得其道，多已随时代而湮没。试一翻阅各州府县志乘所载，广东艺文目录，琳琅珠玉，美不胜收。徒以印刷术未臻昌明，虽家传庭训，后堂写室，成一家言，代有传人，终以流传不广，未免散失，至今存者，寥寥无几。斯固关系整个广东文献之得失，捃拾丛残，要非少数学士文人，嗜古情深，所能搜罗殆遍，永守勿替。大抵整理文物之道，胥在作有系统或集体之研究。[33]
指出“保存不得其道”，以致“终以流传不广”，也是岭南文献散佚的根本原因之一。
岭南古文献散佚内因之四：重用而轻藏
藏书活动不仅指收藏图书，还包括与收藏有关的购置、鉴别、校勘、装潢、典藏、抄补、传录、刻印、题跋、用印、保护等一整套技术。岭南藏书家中，学者型居多（重学问），他们收藏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学习研究所需，以使用为主，一般无暇顾及保护图书技术，或根本不具备文献积累、保藏、整理经验。主人去世后，如其子孙不承家学，则或变卖，或任由散佚。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明代丘濬、黄佐、张萱、陈琏、梁朝钟等皆为岭南大学问家，史载均富收藏，但所藏均未见传世。他们自己的著作，是经后人整理，才得以流传。
到了清代，人们对“天下莫秽于聚财，莫雅于聚书”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今世中朝大官，多不喜聚书”，原因是“聚财得其利”而“聚书受其害”。谭祖纶擅填词，承家学，尤注意乡邦文献。继承了先辈岭南史学家、文献学家谭莹和谭宗浚藏书30余万卷。其藏书活动，非但无人赞许，反“以能文章负声誉，为大官所齮齕，俾不得潜心载籍”，他为此质问：“吾之负书耶？书之负吾耶？”“今之大官，聚财得其利，余以聚书受其害，不至于率天下以牟利而不读书不止也。”由于有这样的经历，后人深受不良影响，致使“谭氏后人亦不甚珍重”。光绪末年，藏书流入书肆，谭家藏书从此烟消云散。冯龙官，擅考证，尤精史志金石。其“中年后藏书，以次易米几尽，不自爱惜”[34]。
从岭南历史文献的散佚原因来看，其内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及彼，我国其他地区亦当有类似的情形。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
[1]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首，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2] 林伯桐编，陈澧续补：《学海堂志·经板》，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31页。
[3] 陈德芸：《广东未刻之书籍》，《广东文物》卷9，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35页。
[4] 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稿》，《广大学报》1949年第1卷第1期。
[5] 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稿》，《广大学报》1949年第1卷第1期。
[6] 以上见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稿》，《广大学报》1949年第1卷第1期。
[7] 叶恭绰：《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序》，《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卷首，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
[8] 彭斐章主编：《中外图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9]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藏广东族谱目录》，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历史文献部1986年版，第125页。
[10] 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11] 胡应麟：《经籍会通》，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12] 阮元修，陈昌齐纂：道光《广东通志》卷18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4页。
[13] 曾钊：《古输廖山馆藏书目录序》，载陈在谦《国朝岭南文钞》卷17，清道光学海堂刊本，第5页。
[14] 胡曦：《梅水汇灵集例言》，《梅水汇灵集》卷首，清光绪十二年湛此心斋排印本。
[15] 劳潼：《粤台征雅录序》，《粤台征雅录》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
[16] 陈仲鸿：《粤台征雅录缘起》，《粤台征雅录》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
[17] 徐信符：《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序》，《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卷末，黄氏忆江南馆1978年版。
[18]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7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3页。
[19] 王渐逵：《郁洲遗稿后序》，载梁储《郁洲遗稿》卷首，民国元年顺德梁丝纶堂重刊本。
[20] 王世贞：《太师梁文康公集后序》，载梁储《郁洲遗稿》卷首，民国元年顺德梁丝纶堂重刊本。
[21] 梁应祥、梁铎宏：《郁洲遗稿跋》，载梁储《郁洲遗稿》卷末，民国元年顺德梁丝纶堂重刊本。
[22] 伦以训：《伦太史以训述行状》，载梁储《郁洲遗稿》卷1，民国元年顺德梁丝纶堂重刊本，第5页。
[23]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75，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53页。
[24] 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页。
[25] 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页。
[26] 郑荣修，桂玷纂：宣统《南海县志》卷14，清宣统二年刊本，第11页。
[27] 吴道镕：《广东文征作者考》卷11，民国三十年孙家哲校印本，第256页。
[28] 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页。
[29] 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页。
[30] 罗学鹏：《广东文献凡例》，《广东文献》卷首，清同治二年顺德罗氏春晖堂刊本。
[31] 唐才晴川：《广东文献序》，《广东文献》卷首，清同治二年顺德罗氏春晖堂刊本。
[32] 唐才晴川：《广东文献序》，《广东文献》卷首，清同治二年顺德罗氏春晖堂刊本。
[33] 李应林：《广东文物序》，《广东文物》卷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
[34] 以上见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稿》，《广大学报》1949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