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宋强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名为“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下不同文明国家公民教育的本土生长研究”的报告书，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研究》。拜读过后，着实为宋强的研究成果高兴，感到年轻一代的学者青出于蓝，更上层楼。本书认真地进行了文献综述，广泛地检视了古今东西方的各种公民教育理论，以及各种主义的公民观。他的综论与分析，展示了公民概念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道出了公民概念很大程度受不同时地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影响。同时包括了“公民性”“社会性”和“政治性”（Marshall，1950）。著名学者何以德（Heater，1997）指出，“公民”本身含义是的多样性的。首先，他提出了公民形式（forms of citizenship）的概念，而公民形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公民形式是以法律来定义公民，第二种形式是以态度来定义公民。因此，要讨论公民和公民教育的问题，同时要考虑每个地方的情境（context）、文化以及历史发展的轨迹，才可以进行概念的比较。一概而论的“公民”观，在学术理解上很容易流于武断，因而错误地将他方的公民概念，硬套到彼方的社会情境里，不单格格不入，而且可能错解真相。

事实上，公民概念是在不断的演变中。何以德（Heater，1992）分析了公民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发现不同的公民概念是根据欧洲不同的历史时代而衍生出来的。按历史时序，在欧洲出现了古典公民、自由公民、社会公民、国家公民、多元公民等概念。“古典公民”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年代，重视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服务，重视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重视责任与公民品德（civic virtue）。完全的公民（full citizen）可以参与治理工作，但只有少数人拥有这种身份。“自由公民”是古典公民的延伸，但重视个体的权利。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要保障个人的权利，但权利与义务是同等重要、相辅相成的。所有的个体都有同等的权利去参与公民生活与政府的管治工作，而公民也拥有全民投票的权利。“社会公民”是自由公民的延伸，但再加上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s）。让全民有同等的经济权利的机会是建基于社会有充裕财富的必要性假设。政府的任务是以均等的方式将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社会公民的概念同时建基于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的概念。这概念强调权利多于责任与义务，提出了一个社会个体应该得到公正的社会分配的权利，为未来发展的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概念奠下基础。“国家公民”源于国家民族（nation-state）的概念，公民被视为一种国民身份，不单从法律而言如是，从感性的角度（身份认同）也如是。政治参与的程度只限于是否能支持国家的政策目标。国家公民的概念重视国民意识、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责任。“多元公民”可以说进入了“后国家公民”的时代。正如上述，何以德的公民形式的概念是多样性的。一个个体可以同时拥有超过一种公民形式，但由于权利与义务之间可能产生了抵触，有时会令个体难以适从。多元性的公民首先体现在一个个体可以感受或拥有多元公民身份的可能性。世界公民或全球公民是多元公民的一个重要成分。何以德认为多元公民身份的概念可以溯源至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由于商旅发达，不少商人与传教士都拥有双重国籍。此外，当时的欧洲各国联盟、分合此起彼伏，欧洲人因此自然很容易隶属于超过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近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兴起，继而成立欧盟，欧洲各国之间相互承认盟国的公民，欧洲人多重公民的概念更加扩大，产生了“超国家”公民（supra-national citizenship）的观念。从文化观点看，本人于20世纪80年代曾着力研究亚洲公民观，并于2004至2010间出版了一连三本的亚太公民教育系列，分别为《亚太的公民教育》《亚太的公民课程》和《亚太的公民教学法》（Lee，Grossman，Kennedy & Fairbrother，2004；Grossman，Lee & Kennedy，2008；Kennedy，Lee，Grossman，2010；再参考 Lee，2012）。这套丛书揭示了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亚太地区的公民观与西方传统的公民观有根本性的差异。首先，正如何以德所说，西方公民概念的演变是按照其历史发展轨迹而出现的，但亚太地区的国家没有相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由于历史情境和文化不同，公民概念也应该有所不同。另外，西方的公民观很大程度是政治性的，而亚太地区的公民观主要是文化性的。西方的公民观按其历史情境发展出强调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公民观，而在亚太地区的公民观强调人伦、关系、和谐与修身。很多亚太地区的公民教育课程都有类似的大纲，例如：我与自己、我与家庭、我与学校、我与社区、我与国家、我与大自然。可以看出，亚太地区的公民道德课程的侧重点主要是关系性的。有两点是很特别的：我与自己、我与大自然。前者是修身，而后者是天人合一的概念、与大自然共生的精神境界。因此，亚太地区的公民观比较重视先要做一个好人（道德教育），才能做个好公民。好人与好公民在亚洲的文化是二而为一的。另外，亚洲公民观强调修身，是先处理好一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人要先与自己和谐，才能有效地开展与其他人的和谐关系。再推展开去，人与大自然的精神关系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而人与大自然的操作关系是环境保护，并且是要胸襟广阔，以天下大地为依归——这就是亚洲文化的世界公民的精神面貌和境界，与西方所说的世界公民或全球公民也是有所区别的。

踏入了21世纪，研究世界公民或全球公民尤其显得重要。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于2015年发表的《世界移民报告书2015》（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5）（IOM，2015）指出，我们正生活在前所未见的巨大移民潮的大时代。在全球的大城市中，起码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出生于外地的，而在一些著名的国际城市中，例如悉尼、伦敦和纽约等，移民人口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整体上，根据2013的统计，整个世界的国际移民数字是2.32亿，而国内的内部移民数字达7.4亿之多。在亚太地区，每天的移民（或流动人口）数字是1.2亿。上述的移民数字说明我们正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大时代，就是人口大流动的大时代。人口流动意味着在流动的人，都带着不同的公民身份游走于国际之间。我们不能完全用“国家公民”来看待他们，因为这些流动人口不断在流动，而且移民的时间相对是短期的。但我们需要研究如何令这些在不断流动的人们意识到，每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要附带公民责任。纵使只是居民而不是国民，也要在自己的生活所在地负有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研究世界公民的必要性了。

宋强的研究报告可以说掌握了公民概念的发展前沿理论，针对正在发展的世界公民和全球公民概念的涌现，做出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我诚挚地邀请读者细读此书，参与世界公民和全球公民概念的思考。由于这些概念都在不断发展中，因此，在文献分析的过程中，会发现有冲突、矛盾和争议之处。宋强对于这些不同的见解和争议并没有回避，而且条理分明地陈列出来——这就是本书最具吸引力之处。

注：作者为原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会长，香港公开大学比较教育讲座教授、郑州大学荣誉特聘教授。

李荣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