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代以前南传佛教的传入
在佛教传播史上，佛教的传播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一个长期而反复的过程，南传佛教的传播也不例外。可以说，南传佛教从东南亚泰掸族地区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是一个多次、多线、渐进的历史过程。深入考察傣泰民族史和东南亚佛教史可以推知，较为成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云南的时间应该在13—14世纪，就整个云南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区而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及其普及时代为上至13世纪下至16世纪的300年。[9]然而，通过梳理云南与东南亚地区交往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云南傣族与东南亚泰掸诸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因而不排除元代以前就有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的零散传播流布的可能性。
一 元代以前南传佛教传入的社会历史条件
考察南传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背景离不开对云南傣族历史的梳理和研究。依据傣文文献记载，傣族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滇腊撒哈”，意即“橄榄时期”，其特点是“没有官家，没有佛寺，没有负担”；第二个时期是“莫腊撒哈”，意即“食米时期”，其特点是“有官家，有佛寺，没有负担”；第三个时期是“米腊撒哈”，其特点是“有官家，有佛寺，有负担”。[10]显然，这种历史分期法体现了傣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特点。第一个时期“没有官家，没有佛寺，没有负担”，表明傣族社会还处于没有首领、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阶段，此时佛教尚未传入；第二个时期“有官家，有佛寺，没有负担”，表明傣族社会已经进入有首领、没有剥削的农村公社制阶段，此时佛教已经开始传入；第三个时期“有官家，有佛寺，有负担”，表明傣族社会已经进入有官家、有剥削的奴隶制或封建领主制阶段，佛教得到一定发展。
综观傣族历史，傣族社会从秦汉之际进入农村公社制阶段，即开始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到唐宋年间，傣族社会得到了极大发展。
南诏与傣族在历史上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南诏的辖区曾远至傣族先民居住的一些地区。唐代南诏初兴之时，云南傣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开南及南部区域、永昌城南、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两岸以及红河区域，处于部落分散时期。《蛮书》记载：“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以至凤兰苴，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吐薅。又有大赕、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皆其类也。楼居，无城郭，或漆齿。”[11]芒蛮又称茫施蛮，其居住地正是今天的傣族聚居区。为了便于对广大傣掸地区的统辖，南诏向西取永昌（今云南保山），设立永昌府，今德宏一带属永昌府管辖，将边界拓展至今缅甸境内；在南部设立银生节度，并置银生府于开南（今景东）。银生节度统辖区域见诸历史记录的有威远城（今景谷县）、奉逸城（今宁洱县）、利润城（今勐腊县易武镇）、茫乃道（今景洪市）、柳追和城（今镇沅县）、撲赕（今景东县漫湾镇）、通镫川（今墨江县）、河普川（今江城县）、羌浪川（今越南莱州）、送江川（今临沧市）、邛鹅川（今澜沧县）、林记川（今缅甸景栋）、大银孔（今泰国清迈）等。[12]可见，银生节度所控制的范围，包括今天我国云南省的普洱、西双版纳以及缅甸景栋、老挝、越南和泰国北部一带，意在控制南方傣掸族系诸部。据傣文、汉文史籍记载，自从南诏在滇西南设置银生节度之后，傣族茫乃地方政权就从属于南诏的统辖之下，互动往来频繁。据王懿之考证，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傣泐王继位、接位一般要奏请“汉王”（南诏王）批准并接受封赐和天印；二是若遇喜庆大事，要请“汉王”派使臣前往主持、庆贺；三是南诏与茫乃地方政权之间多次通婚结好；四是若有重大战事，茫乃派兵遣将，全力支持；五是南诏统治者为了便于对傣族地区的统治，还任命了傣族首领在南诏地方政权中任职，如《南诏德化碑》中就有“大将军赏二色绫袍金带赵龙细利”之语，赵龙细利为傣语音译，可能就是当地傣泐王派到南诏任职的傣族官吏；六是按规定三年向“汉王”进贡一次，贡物为大象1头、骏马2匹、金片花12朵、金粉饰黄蜡条8对、银粉蜡条12对、银子500两、金壳长刀8把、绸缎4折、土布24排、黄牛42头、衣服8套、银碗2个（每个重12两）、银盒12个（每个重8.8两）等，每三年后的秋季由议事庭长率百官送至孟缅（今普洱）；同时，傣泐王继位时，南诏王也会回赠幡幔、孔雀旗、白象旗、大铓、铜号、铜鼓、金粉椅、宝石金绒帽等贵重礼品。[13]南诏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地方政权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唐代南诏后期至宋代大理段氏时期，傣族各部落开始不断向北迁移，使原有的分布区向北扩张，迫使南诏政权北撤，于是景东以南广大地区便为傣族诸部所控制。大理段氏虽曾努力想要恢复对这一带区域的直接控制权力，然而由于傣族势力扩张，段氏统治力量始终没有达到开南一带，一些原属南诏直接统辖的区域逐渐成为段氏政权力所不能及的“徼外荒僻地”。对这段历史，《元史·地理志》有载：“开南州，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夷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自南诏至段氏，皆为徼外荒僻之地。”明汪俊《四夷馆考》亦载：“景东府，古拓南地，唐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旧为濮落杂蛮所居，后为金齿白夷侵夺，迄宋大理段氏莫能复。”《明史·云南土司传》载：“景东，古拓南也，唐南诏蒙氏始置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据。”
10世纪前后，傣族部落不断发展壮大，傣族由长期分散的部落时代进入部落联盟时期，出现了较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据傣族民间传说，此时居住在云南南部的傣掸族各部建立起许多“小国”，如在暹罗北部景迈有泰族王子建立的“兰那王国”，即后来的八百媳妇国；在缅甸南掸邦景栋一带有掸族建立的“崆岢国”，后来称为孟艮；在老挝琅勃拉邦有老族酋长建立的“勐骚国”；在越南北部有泰族建立的“勐交国”；西双版纳境内傣族各部也联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泐国”。为了抵抗吉蔑族的侵扰，上述这些傣掸族系的小国联合起来结成势力强大的部落联盟“庸那迦国”。与此同时，滇西傣族出现了四个强大的部落，傣语称为“孟生威”（后来明朝建立的木邦土司地）、“孟兴古”（后来明朝所建立的孟养土司地）、“孟底”（后来明朝所建立的干崖、南甸土司地）和“勐卯”（后来明朝所建立的麓川土司地），这四个部落曾经联合组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称为“
赏弥国”。关于庸那迦国和赏弥国两大部落联盟的传说，并非子虚乌有，可与汉文献的记载相印证。据汉文文献新旧《唐书》和《元史·地理志》相关记载可知，在唐代中期至北宋初期，傣掸族系部落一带与南诏和内地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和内地的商品交换日渐增多，该区域的社会经济也正在发展之中。10世纪前后，傣掸族系各部在地理区域上连成一片，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部落发展时代，它们时而征伐，时而结盟，政治、军事联系十分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也比较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傣掸诸族的分布区域中，不断有印度移民迁入，印度文化也随之大量渗入，婆罗门和佛教文化很早就扎根在东南亚各民族中，和吉蔑文化、南来的马来文化、北来的中国文化长期交融，在各个民族中融合为多元民族文化，其中，印度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是佛教文化。而傣掸族群间频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流与互动为傣泰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和佛教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元代以前南传佛教的传入
关于南传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时间和路线，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分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深入考察东南亚南传佛教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认为，成熟的南传佛教是元代从东南亚泰掸族地区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然而，这与元代以前有南传佛教的零散传入并不冲突。关于元代以前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兹略评述，存史备考。
（一）南传佛教公元前后传入云南
有学者依据傣文史料《帕萨坦》中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等傣族地区的记述认为，“公元前后，佛经、佛像相继传入，并先后在景洪、勐龙、勐海等地建盖了佛寺和佛塔，最后才从景洪逐渐传到勐腊等地。诚然，释迦牟尼是否亲自到过东南亚及西双版纳传教，尚需进一步考证……然而，佛主的弟子到上述地区巡游传教，则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仅有若干傣文史籍记载，而且还有不少文物古迹足以佐证”，而且，“论证小乘佛教早在公元前就传入西双版纳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许多现用地名由来的佛教化，即西双版纳的不少地名都是根据佛主周游教化的事迹而命名的……上述情况说明，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是很早的，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14]。另有学者认为：“佛教何时传入我国傣族地区，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傣文记载，小乘佛教第一次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是佛历526年，即公元前19年（西汉成帝鸿嘉二年）。跟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述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差不多：‘最早见的是公元65年——汉明帝永平八年。’‘开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这是佛历218年（前327年），佛教举行第三次集会，后分九路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教。中国内地是由西域丝绸之路传入的，另一路则经勐兰嘎（斯里兰卡）到金地（缅甸）传入傣族地区。’傣文史料《巴塔麻嘎波罕》和《波纳腊坦》两书有一段记载：‘佛祖逝世523周年时，布塔果沙听到兰嘎赛诵经，获得胜利，佛经才正式被升入佛的殿堂，由布塔果沙听首次刻写在贝叶上，从此就由水路传八万四千个区域村庄，这时正值佛历526年，巴利文也才随着佛经传入傣族地区。’1986年10月，景洪县曼广龙寨群众自筹资金重建景洪地区著名的‘九塔十二城’中的第四座塔，其塔基下出土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块长2.5厘米、宽2.5厘米的银片，上面用西傣文刻着：‘菩塔萨卡1000年捐建结束’。菩塔萨卡为佛历，佛历一千年距今1531年（南北朝孝武帝孝建二年）。此外，勐海县勐混区曼南嘎出土的银片上面刻的日期为‘尊腊沙哈’（傣历）334年，距今1015年；景洪县嘎洒区曼弄凤乡曼英寨热塔出土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的建塔碑文的日期是尊腊沙哈146年6月4日中午，距今1203年。”[15]
值得注意的是，考察南传佛教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时间，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傣族所奉法脉究竟为何。傣族信奉的是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不能简单地与汉初开始流传于中国汉地的小乘佛教混为一谈。依据巴利语文献记载，直至公元5世纪觉音尊者撰成《清净道论》才奠定了上座部佛教大寺派的理论基础，确立了上座部佛教的完整思想体系。再则，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小乘佛教传入东南亚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后，但它可能是阿育王所崇奉的说一切有部，或从南印度传入的梵语上座部佛教，而不是巴利语系斯里兰卡大寺派传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16]，则南传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云南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须作进一步考证。
（二）南传佛教公元六七世纪传入云南
南传佛教何时传入云南傣族地区，没有确切的年代和史料根据。有研究者认为：“据傣文的相关记载和汉文史籍，参照东南亚史料，可以推定在公元六七世纪时候，佛教就传入傣族地区了，它经历游传、定点到事后的漫长岁月，约在公元9世纪前后遍及西双版纳地区。”[17]
另有学者认为：“南传佛教由缅甸佛教最初传入云南省西双版纳应为公元7世纪的隋末唐初时期。”主要依据有五：第一，据20世纪50年代尚存于勐混总佛寺之《佛陀之教史话》（傣语称《旦南布塔沙萨那》）记载：佛教自缅甸孟族地区传入西双版纳，建立了这里的第一座佛寺——洼坝姐（wabuajie），时为祖腊历纪元前二十三年（615）。第二，据勐海县佛教协会康朗庄所言：“勐海大佛寺的大殿柱上刻有该寺建造年代。此寺从祖腊历十三年（651）开始动工，至二十三年（661）落成。坐落在勐海城郊的曼拉闷佛寺是与勐海大佛寺同时建成的，均为祖腊历二十三年。证据是曼拉闷佛寺内靠殿后的第二根厅柱上贴有100片金箔，这些金箔是一个名叫南麻达纳干宰的信徒所捐献，目的是祈求帕拉阿尼松佛拯救自己，柱上还用傣文记载说：‘拟板那巴宰约，混独若尼战，三十三年。’意即‘祈求能真正得到佛主保佑，直到死为止。三十三年。’”傣历33年即公元671年，时值唐代初叶。第三，据勐海土司府所收藏的《地方大事记》手抄本记载：“勐海总佛寺于祖腊历三十三年（671）完工，举行隆重的开光法会时，将到景洪敬请……总佛寺大僧正长老亲自前来主持法会。同年，勐海城子佛寺亦在答谢海（dahehai）建成。祖腊历七十五年（713），迁至靠近城边的新寺——瓦迈，因同一城有两所佛寺，僧侣和信众常有争执，于祖腊历一一三年（751）撤销新寺，合并到总佛寺来。……在蒲甘王朝的劫掠战争中，总佛寺被毁。祖腊历三七五年（1013），全勐民众齐心合力，在原址重建砖木结构的瓦顶佛寺，扩大了范围，建立了布萨堂、两所藏经亭、两所鼓房、两院僧舍。随后又修建了两座佛塔。”第四，另据松领勐混好刀学兴根据佛经《列罗》记载说：“召苏扎多授戒把引达叭升为佛爷，并对他说，佛教在我们景迈已经得到发展，应该让景栋人也懂得佛教。乃率引达叭携佛经《桑比达嘎》去景栋传教，又到景列建佛寺，升和尚。事毕，召苏扎多回景迈，引达叭留景栋，于是景迈、景栋、景列人彼此往还升和尚、拜佛，四时不绝。以后有召帕有者，领其子七人来景栋当召勐……傣历86年（724），召帕有派佛爷西维苏坦麻书那自景栋来景洪宣扬佛法……佛教在西双版纳大大发展……”据《列罗》所载，佛教传入西双版纳的时间在公元724年，与勐海曼拉闷佛寺厅柱上记载的建寺时间（671）只相差53年。第五，又据傣文经书《旦兰塔景恩》记载，勐混地区的景恩塔是勐混第一代僧侣几达公满建造。景恩塔碑铭记述在傣历141年（779）、1133年（1771）、1139年（1777）修葺过三次。据此可推知景恩塔始建不晚于唐代，为西双版纳古塔之一。[18]
再有学者认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约当公元7世纪从缅甸初传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这是根据缅甸的上座部佛教历史来推论的，尚需待各方面的印证。”[19]“南传上座部佛教约公元7世纪前后经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至公元14世纪以后得到广泛发展。公元15世纪以后，逐渐为与傣族毗邻而居的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及部分佤族所信仰。”[20]
《南传佛教史》的作者也提出南传佛教大约在7世纪传入傣族地区。其立论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傣族地区民族和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属于同一族系，语言也很相似。在宗教文化上，则受缅甸、泰国、老挝、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傣文史料说傣族地区佛教自孟人金地传入。二是西双版纳最早的佛寺是瓦巴姐寺（Vabujie，意为森林之寺），建于615年，所以，大约7世纪初，上座部佛教从缅、泰境内传入傣族地区。到8、9世纪，佛教在西双版纳已很普遍，稍后流传到其他民族地区。[21]
据勐遮、勐混等地的勐志记载，7世纪初期佛教开始从缅甸传入。另据缅纸佛经《尼板纳素》记载，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瓦巴姐寺建于615年。加之勐海大佛寺发现的银片记载该寺建于傣历13年（651），因而提出“最晚在七世纪以前，上座部佛教已从缅甸或经由缅甸传入傣族地区。七世纪初开始建造佛寺，到公元八九世纪，佛寺已遍及西双版纳各个村寨”[22]。
（三）南传佛教中唐时期传入云南
有研究者认为“迄至公元8世纪前后，整个东南亚各国均已奉信佛教，东南亚佛教文化区已于此时正式形成，其奉佛之国可以举列名字者有骠掸、真腊、文单、参半、庸那迦、扶南、环王、林阳、顿逊、盘盘等。其中骠掸与我国傣族云南西部傣族（今德宏地区）交错而居，庸那迦则包括我国车里即西双版纳区域，加上我国南诏的政治和文化统治，可以完全肯定，我国傣族已于中唐前后与掸族各族一起信奉了佛教，其在政治上和版图上属于我国南诏辖区的一员，在文化上则是东南亚佛教文化区的组成者与缔造者”[23]。可见，南传佛教中唐时期传入云南的观点是将傣族纳入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区域之内，并在此文化区域形成于我国中唐时期（公元8世纪前后）这一基础上提出来的。
综览上述关于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诸说，之所以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形，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由于汉文文献以及傣文文献记载阙略，尤其是叭真建立景龙金殿国之前的史实不甚明了，因而无法客观准确地解析这个问题；二是有些学者将傣族地区的佛教与普通意义上的小乘佛教混为一谈，忽略了对南传佛教历史源流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深入考察，致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难免有不同看法。此外，一些学者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走了两个极端，一则无视前贤关于云南傣族史的研究成果，[24]二则轻信未加甄别考辨的田野材料，甚至把附会传说当作信史，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尽管如此，从东南亚傣泰族群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视野来看，我们不排除元代以前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零散传播的可能性，而有组织、有序地传入并获得初步发展则是在元代之后了。
[1] 参见林超民、段玉明主编《云南通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113页。
[2] 木芹：《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页。
[3] ［英］G.E.哈威：《缅甸史纲》，李田意等译，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1944年，第25页。
[4] 关于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及发展情况，详参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6] 详参郑筱筠《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缅甸佛教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7] 《白古通纪·蒙氏世家谱》，转引自王叔武辑《云南古侠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 （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转引自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9] 参见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10] 参见《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1页。
[11] （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
[12] 参见林超民、段玉明主编《云南通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13] 参见王懿之《民族历史文化论》，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14] 王军：《小乘佛教及其对傣族文化的影响》，《傣族文学讨论会文集》，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204页。
[15] 王松：《傣族文学四题》，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30页。
[16] 王士录：《关于上座部佛教在古代东南亚传播的几个问题》，《东南亚纵横》（季刊）1993年第1期。
[17] 刀永明：《傣族文学与佛教》，《傣族文学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18] 颜思久主编：《云南省志》卷六六《宗教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19] 杨学政、韩军学、李荣昆：《云南境内的世界三大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20] 杨学政：《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化经济交流中的作用》，《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21] 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2]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186页。
[23] 黄惠焜：《骠掸诸国佛教及其在掸傣居民中的传播》，《东南亚》1984年第1期。
[24] 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