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理论、政策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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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核心标志及实现途径

摘要:掌握中高附加值环节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核心标志,增强产业控制力的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根本途径,协同一体化技术创新政策是实现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产业;中高端;技术创新

产业发展有其内在运行轨迹和规律。一般遵循技术水平由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路径升级演进。台湾著名实业家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1]认为,要增加企业的赢利,绝不能长期处于底端的组装、制造位置,而是需要往左端的技术、专利或右端的品牌、服务位置迈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以增加赢利的路径亦然。

一 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核心标志是掌握中高附加值环节

产业迈向中高端问题的由来,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不足的情况下,以低成本要素优势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微薄利润推动工业化发展,在遭遇发展瓶颈并具备一定条件后,努力寻求从全球价值链低端、中低端进入到中高端以期增加赢利和国民收入,实现更高发展目标。不难推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高的若干产业如果成功迈上中高端,将通过技术扩散等途径带动其他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

(一)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化带来产业价值链在国家间的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立于1947年)和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于1994年)的推动下,商品和人员、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尽可能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通过投资者驱动[2]和购买者驱动[3]两种形式把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与品牌,专注于附加价值最高的环节,而将附加价值不高的环节通过跨国采购、外包、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等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将产品的整条价值链拆解为诸多环节,在全球范围内择优配置资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产业国际分工从国家间到企业内、从产业间到产业内、从产品间到产品内越来越深化、细化,打破了产业发展的国别独立性和完整性,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促进了全球贸易和相关国家经济增长,同时也引发了全球制造业生产模式的重大变革,深刻影响着分工参与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成长[4]

(二)以低端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低端锁定的风险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估算,当前,全球贸易的80%由跨国公司完成,并且公司内贸易占据着主导地位(戴翔,2016)。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组装活动,虽然处于被选择和被控制的地位,但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快速获取资本、市场和较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能加快推动其制造业成长,如“亚洲四小龙”[5]、“亚洲四小虎”[6]和中国的经济由此而迅速崛起,因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业成长也带来一定负面效应,如外资产业控制度过高带来的产业安全威胁、本土产业的技术对外依赖问题、国内产业附加值低下甚至恶化问题、发展中国家间产业竞争引发的挤压问题等等(张平,2014)。

(三)掌握核心技术、拥有知名品牌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关键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背景下,价值链低端的竞争日趋激烈,利润越来越薄,发展中国家因此更难以进行风险更高的技术研发积累和投入,可能被固化在低端,陷入“悲惨增长”陷阱。因此,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适时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增加分工体系中的自主成分和话语权,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实现产业持续、高效甚至跨越式成长的必然选择。由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不再由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甚至产品的一个流转环节都不再完全由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土要素所独自创造,所以一国产业是处于高端、低端还是中高端、中低端,已经不能简单地用最终产品来衡量,关键要看是否掌握产品设计、核心组件供应、品牌管理和营销等产生高附加值的环节(欧内斯特,2002)。例如,中国高技术产业以加工贸易[7]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大量进口技术含量高的芯片、元器件、零部件等加工组装为产成品再大量出口,最终产品虽然是高技术产品,但自身并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也不掌握营销渠道和品牌,因而至今仍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基于上述大背景,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产业迈向中高端是指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高的产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成本竞争向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竞争转变,在全球价值链、创新链中从低进入壁垒、低生产率、低附加值环节、低创新率,向中高进入壁垒、中高生产率、中高附加值环节、中高创新率转变的过程。其中,进入并掌握产生中高附加值的环节是核心标志,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是基本前提和内在要求,拥有一批高质量的产品、一批主导甚至主宰世界产业发展方向的跨国企业和一批世界影响力大的国际品牌是外在表现,取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销售利润率是根本目的。

二 增强产业控制力的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根本途径

发展中国家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技术创新,由于要破除对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要破解发达国家的阻碍和控制,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必须是增强产业控制力的技术创新。

(一)单纯依靠技术引进难以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技术引进包括许可证贸易、设备进口和引进外资等多种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引进外资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重要形式之一。一般认为,外资企业会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上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对当地员工的培训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推动当地产业技术进步。但实证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普遍存在显著的技术外溢,但对发展中国家却并不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8]。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四种类型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但一般只可以完成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则很难实现。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试图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升级时,会受到跨国公司的阻碍和控制[9](Humphrey、Sehmitz,2000;转引自张平,2014)。

(二)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要求系统化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产业迈向中高端最主要的途径(辜胜阻,1998;傅家骥,1998;周叔莲、王伟光,2001;王岳平,2005)。在发展中国家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四种类型中,工艺升级需要通过工艺(过程)创新[10]、渐进式(改进型、应用型、累进性)创新[11]来实现,产品升级需要通过产品创新[12]、根本性(突破型、重大)创新[13]来实现,而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则不仅需要技术系统的变革[14]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15],而且需要组织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等意义不亚于技术创新的非技术创新[16]

狭义理解的技术创新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国家统计局,2006;傅家骥,1998;彭玉冰、白国红,1999;张黎夫、姜琼,1993)。广义理解的技术创新始于发明创造而止于市场实现甚至是技术扩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69;凯密,1975;OECD,1993;许庆瑞,1990)。为实现工艺、产品、功能和价值链升级,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创新除了包括上述狭义理解和广义理解的技术创新,还应包括品牌、组织、销售、管理等方面的创新[17]和新兴工业的发展等[18]。根据技术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五种情况[19]。根据上述文献,我们认为,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创新是一国为实现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工艺、产品、功能和价值链升级,整合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基于开创或使用新的有形工具、装备或无形的技能、方法,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并通过组织、营销、管理等系统化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20]的过程。

三 协同一体化技术创新政策是实现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重要保障

学者们公认一国政府有必要影响或者改变技术创新的速度、方向和规模,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总称技术创新政策。由于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创新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原始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早期的以模仿为主的技术创新,相应地,起重要保障作用的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创新政策也必然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政策有所不同,它应当是一个协同一体化的政策体系。

(一)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创新政策需发挥弥补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及体现国家战略等作用

OECD认为,一国政府制定技术创新政策的合理性主要在于技术创新存在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和实现国家战略需要。首先,技术创新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弥补市场失灵,主要是弥补技术创新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因其部分公共品性质而导致市场投资严重不足,因其溢出效应使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而导致的私人部门创新动力不足和技术创新活动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阿罗,1962)。其次,技术创新政策的根本作用是弥补国家创新系统存在的缺陷,正确定位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的功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以提高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速技术创新扩散。最后,技术创新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国家战略,核心是强化具有战略导向技术的高效开发、有效利用和快速扩散,以保障国家产业安全[21]、经济安全[22]和国家安全[23]

技术创新政策是一国政府影响或者改变技术创新的速度、方向和规模而采取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总称。具体到技术创新政策的内涵、外延和工具选择,存在明显分歧,主要有三类观点:一是认为技术创新政策属于技术政策、科技政策,旨在促进科学技术成果从科学技术的生产部门向产业部门流动、转移(罗伟,1996;王春法,1998;彭富国,2003)。二是认为技术创新政策是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多项政策的结合(Rothwell,1985)。三是认为技术创新政策是一个有特定目标、一定针对性的综合、有机体系(OECD,1984;柳卸林,1993;连燕华,1999;陈劲等,2005)。我们认为,第一类“转移论”观点仅适用于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情况;第二类“结合论”观点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情况;第三类“体系论”观点适用于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情况。

(二)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需要协同一体化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

克林顿任期内的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政策上一直注重影响国家开发、扩散、采用新技术及使新技术和现有技术商业化的能力,强调国家的繁荣要求有一项综合性的技术创新政策,要求将国家的经济、贸易、教育和培训、科学、国防政策等融合为一体(陈劲,2013)。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要打破“路径依赖”、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必须实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质量提升、国际知名企业和品牌培育“三位一体”,尤其需要综合发挥科技政策的引领作用,产业政策的配合作用,财税、金融、贸易等经济政策的促进作用和教育、文化、社会政策等的基础性支撑作用,避免相关政策之间相互矛盾和政策效应相互抵触甚至抵消。我们认为,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创新政策,与发展中国家早期单纯以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技术能力为主的技术创新政策有所不同,也与发达国家主要产业已处于中高端的技术创新政策有异,它应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适时提升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层次与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政策体系。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创新政策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实施的科技政策与相关经济、贸易、产业、教育、国防等政策组成的协同一体化政策体系。

(执笔人:曾智泽)

参考文献

1.陈劲、王飞绒:《创新政策:多国比较和发展框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陈劲等:《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戴翔:《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实现机制与战略调整》,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杜辉:《企业技术创新的内涵及运作模式》,《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5.傅家骥:《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辜胜阻、刘传江:《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技术创新统计手册》,美国,1992年。

8.连燕华:《关于技术创新政策体系的思考》,《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9年第4期。

9.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10.罗伟、连燕华、方新:《技术创新与政府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功的工业创新》,美国,1969年。

12.[日]内野达郎:《战后日本经济史》,赵毅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13.彭富国:《中国地方技术创新政策效果分析》,《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年第3期。

14.彭玉冰、白国红:《谈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经济问题》1999年第7期。

15.王春法:《技术创新政策:理论基础与工具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王岳平:《产业技术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研究》,《知识经济》2005年第4期。

17.许庆瑞:《技术创新管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张黎夫、姜琼:《技术创新新特征发微》,《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9.张平:《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制造业成长》,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

20.周叔莲、王伟光:《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管理世界》2001年第5期。

21.Rothwell R.,“Public Innovation Policy: To Have or to Have not?”,R&D Management,1986,16(1).


[1]微笑曲线是一条形象反映企业或产业在产品不同环节获利情况的曲线,分左、中、右三段,左段为技术、专利,中段为组装、制造,右段为品牌、服务;中段位置为获利低位,而在左右两段位置则为获利高位,整个曲线看起来像是个微笑符号。微笑曲线已得到大量国际贸易数据的印证: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95%,而低端环节只占5%—10%。

[2]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3]即跨国公司采用契约形式的跨国采购。

[4]产业成长是指某个产业形成以后,在动力机制的综合作用下不断扩大自身的过程,在生命周期中经历从弱小、幼稚、不成熟走向强大、成熟、具有竞争力的过程。参见张平《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制造业成长》,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5]“亚洲四小龙”指的是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迅速走上发展道路,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

[6]“亚洲四小虎”指的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都像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因而得名。

[7]指从境外报税进口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元器件等物料,由境内企业加工组装后再将制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

[8]Caves(1974)、Globerman(1979)、Imbriani和Reganati(1997)分别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实证检验都证实了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企业普遍存在显著技术外溢效应的结论。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证实FDI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等国存在技术溢出,但 Haddad 和 Harrison(1993)、Aitken 和 Harrison(1999)等分别对委内瑞拉、摩洛哥等的检验结果却表明FDI不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在考虑了一些条件后才显示出一定的技术外溢效应。Xu和Lu(2008)提出外资企业与中国产业的出口技术含量没有相关性;Wang和Wei(2008)认为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没有帮助;Lemonie和Unal-Kesenei(2004)发现,加工生产促进了中国贸易的技术升级,但这种基于进口技术和外资企业的外向型且高度竞争的产业限制了当地生产及中国国内产业的技术扩散。参见张平《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制造业成长》,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7页。

[9]例如,浙江临海是中国模具业的集聚地,集中了上千家模具企业。当初,日本企业将其纳入了全球价值链,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技术转移。当临海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围追堵截”,不仅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进行市场封锁。这样的故事,在长三角内比比皆是。参见刘志彪《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提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中国经济问题》2007年第1期。

[10]工艺(过程)创新是指一个产品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包括新工艺、新设备及新的管理和组织方法。参见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1]渐进式(改进)创新是一种渐进的、连续的小创新,常出自直接从事生产的工程师、工人之手。虽是小创新,但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12]产品创新是指技术有变化的产品的商业化,它可以是完全新产品,也可以是对现有产品的改进。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3]根本性(突破性)创新是在观念上有根本的突破,一般是研究开发部门精心研究的结果,常伴有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连锁反应,可在一段时间内引致产业结构的变化。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14]技术系统的变革将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影响经济的几个部门,伴随新兴产业的出现。这时,不但有根本性的、渐进的创新,还会有技术上有关联的创新群的出现。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15]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既伴随着许多根本性的创新群,又包含有许多技术系统的变更。它几乎影响到经济的每一个部门,并改变人们的常识。它们的兴衰将表现为经济周期。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16]进入20世纪后期以后,非技术创新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例如,日本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管理模式、全面质量管理,都是非技术的管理创新,但它们对企业的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日本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17]杜辉认为技术创新是指企业生产和工艺技术的更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引进,也包括传统技术的改造升级,涉及产品、品牌、工艺、组织、销售、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参见杜辉《企业技术创新的内涵及运作模式》,《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8]内野达郎认为技术创新包括技术进步、新兴工业的发展、新商品的出现、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自动化生产、新推销法的发明、流通机构的变革、消费内容和消费者习惯的变化、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移、收入差距的缩小等。参见[日]内野达郎《战后日本经济史》,赵毅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19]熊彼特是技术创新理论的鼻祖,他以原材料和生产力量等“新的组合”表达出“技术创新”的含义。在他看来,间断出现的、大步骤调整的“新的组合”(即技术创新)才会导致“发展”,而不间断、小步骤调整的“新的组合”只能导致“增长”。其中,新组合的实现被他称为“企业”(通常为新创企业,而不是旧企业),实际“实施新的组合”的人被他称为企业家(与马歇尔定义的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管理者有很大不同)。他强调,企业家的职能甚至职业就是实施创新——实现“新的组合”,这个创新“根本没必要必须是任何一种发明”。他还列举了发展(即技术创新)这个概念包括下面五种情况:①引进一种新的产品;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③打开一个新的市场;④征服或者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某种新的供应来源;⑤任何一种工业执行新的组织。这五种情况被后人归纳为五个创新,即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参见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0—80页。

[20]按照OECD的定义,国家竞争力是一个国家能够生产经受得住国际竞争并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参见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21]产业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居于关键位置。产业竞争力是产业安全最核心的问题。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企业战略和结构及竞争等环境因素,和政府与产业的合作、产业自己的改革、管理思想的改变、教育培训制度和科技政策的改革等因素。参见雷家骕、林苞、王艺霖《多重复杂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0页。

[22]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在经济领域最为根本的利益不受伤害。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一国在经济领域最为根本的利益处于不受伤害的状态;二是一国有能力使自己在经济领域最为根本的利益不受伤害。一国只有处于前者状态并具备后者能力,才能说国家经济是安全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金融安全是近期经济运行安全的核心;产业竞争力是中期经济发展安全的核心;体制及文化是长期经济发展安全的核心。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参见雷家骕、林苞、王艺霖《多重复杂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23]国家安全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利益不受伤害。参见雷家骕、林苞、王艺霖《多重复杂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