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门楣上的家国，梁柱间之文脉

沈望舒

日前有来访的韩国国学振兴院成员称，因集纳了1300面传统匾额，正拟启动向联合国的申遗程序；由此引发了为中华文化忧虑者的感慨。

匾，古通扁。额，在汉语里首指眉毛以上、头发以下部分，通称额头；再称建筑屋檐下或横梁之上位置的器物，如匾额。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数千年“道统”的经典标志，匾额曾经蔚为大观、遍布城乡，以致有“堂不设匾，犹人无面目”之说法，被形容到几乎“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程度。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就叙述了“大观园”建成，其亭台轩馆皆题、皆制、皆有匾的始末。

了解匾额，可从其集历史传统之思想文化、制度文化、艺术文化、物质文化精华于一体的代表性切入，也可从其发散华夏核心精神能量于门楣的特有光辉着眼，品味它那跨越时空的文明魅力。

匾额文化彰显职责担当、家国情怀、价值追求

匾文讲责任，人们在热播古装影视作品里，常遇衙门公堂中正上方的“明镜高悬”匾，那是对正下方执掌公案者应尽天职的核心规定；同类著名的，为语出《易经》、取帝业丰采和君王素养双义，曾经顺治、康熙、乾隆三帝手书的清祖训“正大光明”匾——分别高悬于沈阳故宫崇政殿和北京故宫乾清宫正殿的宝座上方。

匾文有家国，解放军战士当年列队通过张家口大境门的一张历史照片定格爱国情愫：门拱上“大好河山”的匾额使代代国人胸中泛起思乡愁、敬故土的波澜。晚清戍边名将左宗棠重建嘉峪关后，置所书“天下第一雄关”巨匾于关楼，一朝重臣以天下为任、甘作卫国“雄关”的担当精神直冲九霄。

匾文有追求，雍正所书“勤政亲贤”匾，自勉及对后人期盼之心溢于言表；孙中山题词“天地正气”匾，自信与唤起民众之情跃然字上……匾额的只言片语，常常浓缩怀修齐治平报负者的高远之心。

匾额文化表达义理倡导、观念培育、世风引领

堂、室、屋等标识，为匾额中大宗；这源于其“署”，即门旁题字的基质。中国“名学”历史悠久，正因讲究“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的功能，令匾额登堂入室，而有秦书八体、六曰署书的肇始。可贵的是相当部分商铺、宗祠、家庙、中堂等匾额超越招牌，因寓意和用典、道德和哲理而价值高扬。

重德倡德是匾额群落的思想文化旗帜，崇德堂、怀德堂、德裕堂、绍先堂、敦朴堂、致美堂、爱敬堂、和敬堂……以皆带掌故、字字典出的意境，力播良善美德之魂。如经历近350载的同仁堂，其匾内蕴“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服务宗旨，外表仁者爱人、一视同仁等道德规范。再如有商圣之名的近代巨贾胡雪岩，其店铺悬“善庆余堂”匾，取《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义，用因果将福祸后代之理劝善弃恶。中纪委力荐2017年开播的电视剧《于成龙》：作为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者，于成龙虽官至两江总督，却因清贫节俭而民心汇集、殚精竭虑服务百姓而成就显赫，故前后三次得颁朝的“卓异”牌匾（清代官员可获得的最高荣誉）。

即便表达寄语祝贺、祈福迎祥、纪念赞颂，大量匾额也常不离“德、风、才”诸美。贺寿福匾，有齿德并高、光国荣家、硕德杖乡等；一面“仁寿同登”双寿拜赠匾，唱响《论语》“仁者寿”之歌。贺新屋匾，有道德为居、忠厚传家等；一面“宝善兴家”匾，赞受匾者美德同时兼祝其珍惜友好，而致家族兴旺；更有“德润鸿图”匾引《礼记》“富润屋，德润身”寓意，来溢美祝福。纪念赞颂匾，有严毅方正、古道可风、冰清玉洁、浩气长留、望重儒林等；一面敬献父母的“抚育恩深”匾，尽显孝为德之根的绵长厚重；“高风共仰”匾，则表对“风范、风操、气度、韵致”的景仰赞美。从待人之匾文，可感知中国“礼仪之邦”称谓曾经不虚，那是由万千先人言传身教所锻造的世间佳风。

匾额文化记述历史沿革、社会沧桑、人际诚挚

随炎黄子孙一路前行，匾额用故事记录辉煌与进步、悲伤与坎坷、实感与真情。北京中山公园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牌坊，用百余年间“克林德碑”“公理战胜”“保卫和平”三次匾额内容的变迁，诉说中国从任人欺侮、积贫积弱，到站起来、履行国际义务的“生平”。到访山海关的游人，多会受到长5.9米、高1.5米“天下第一关”巨匾吸引，它将一处建筑形态在长城千百关隘中并不突出之地升格为名胜。不过，若知晓其真匾在日本侵华时已被掳运东瀛、现存为仿品时，单纯仰望祖宗伟业的心情或许会添些许复杂。祖国边陲重镇广西凭祥，建于刘汉王朝、距今已2000多年的边关，匾额于近600年中由镇夷关─镇南关─睦南关─友谊关次次更迭，借此能见以邻为伴观念演化之一斑。

真情互动是匾额文化的历史亮点。1932年，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向军属赠“当红军最光荣”匾，表达对中国道路的信奉与追求；1946年，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率六乡秧歌队，敲锣打鼓向毛主席敬献“人民救星”红地金字大匾，成得人心者得天下“最大政治”之力证；1949年，首届“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悬挂大匾方式面世，照片让共和国实体形象定格；1976年，艺术家郭兰英一曲《绣金匾》，抒发结束浩劫心声，拉开思想解放序幕；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收到两位维族姐妹十字绣匾和来信——全部手工，长1.52米、宽0.8米的大幅绣匾，领袖肖像，金色党徽、五星红旗等簇拥“同心共筑中国梦”金色大字，表达对共同理想的认同和对国家成就的感谢；2015年，中央代表团先后在两大自治区成立50周年、60周年庆祝活动中赠贺匾：一面为汉藏双语、习近平总书记亲笔题词“加强民族团结 建设美丽西藏”金匾；另一面底色中国红，正面为总书记题词“建设美丽新疆 共圆祖国梦想”，背面为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4族语言译文之匾……传统匾额以中国最高贵的庄重和人们间的情思互动，履行着国家文化重器的神圣使命。

匾额文化秉承主流教化、制度文明、激励优势

中华文明独享从未中断的发展之福，应承认在风雨如磐的曲折道路上，长期有一被各代统治方坚持倡导、被精英和民众信奉实践、由包括旌表等制度实施保障的核心价值体系，现存匾额证明如此社会主流主体文化意识形态的存在。

查明清两朝和民国初年，无论执政者时间短长，都常以匾额来隆重宣示教化为治国纲本的态度。北京孔庙国子监博物馆，其大成殿有清代康熙至宣统的九位皇帝御书匾联，辟雍有皇帝讲学的题匾，彝伦堂有清顺治到咸丰七块皇帝的谕旨匾。雍正取《论语》中“文行忠信”倡儒家四教，强调文行并重、忠信为本法则；道光用《孟子》中“振德育才”鼓励提高道德修养、培育栋梁人才……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对道德不张痛心疾首、因知为治之要教化为先、因有重建良风美俗还百姓以和睦之志，于是讲悬规植矩、教子兴家，下颁“六言圣谕”匾：“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24字通俗之语助其家喻户晓。1914年袁世凯用“大总统告令”匾，讲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强调教化当“以道德为重，群相兴感，潜移默化，治进大同”。在其死后，1917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是年题“道洽大同”匾，讲以儒学之道协和社会，共成《礼记》所绘的大同理想。结合民国三十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任专员时，为当地一小学所书“校园”匾，匾背简述“新生活须知”，涉及师生言行举止等文明规范……均表匾额在治国方略与文明法制中有自上至下的载体地位。

其中十分突出、形成广泛民间影响的匾额文化，是伴随旌表制度矗立于道路、村口，装置于院门、厅堂的赞誉式匾额。《后汉书》记述在武立功、文科举之外，对象为百姓或称农工商草民的褒奖制度：“……为民法式（可当百姓楷模、为社会效法）者，皆匾表其为，以兴善行。”可以越过被人纠缠不休的忠孝贞洁类匾额，专注始终为传统旌表精神方向的善行义举匾，如一座“方守仁”义坊，因名叫方守仁者在明正统年间竹溪饥荒时，捐粮800担赈济灾民，由皇帝特赐，迄今，在乡间已站立近600年。著名的棠樾牌坊群以“义”为核，两面各延忠、孝、节，一行七座石牌坊；中心义字坊有乾隆“乐善好施”匾额，旌表鲍家赈灾、修路、铺桥、办校等义举。清嘉庆一知县受朝之托，授年高有德之民“三乐天民”匾，取孟子所倡“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君子三乐”，赞颂受匾人堪称“天民”的为善情操和公益品行……

匾额文化有待抢救、研究、振兴

在浩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匾额内容因其精粹、精致、经典的特质，位于纲举目张之“纲”与画龙点睛之“睛”的显赫高端。

然而，匾额与传统文化的大局如影随形，在风雨如磐的岁月中衰微。近现代内外战火的摧残、几十年“反封建”的贬斥、城乡“改造”的毁弃、市场大潮的冲击，致使识匾、懂匾、喜匾环境恶化，有匾、存匾、用匾群落锐减。残存的历史匾额，多碎片状存在于文物建筑、博物馆单位及部分收藏者手中。新的制匾挂匾，于政府空间或公共设施、文化机构或居民家庭，已是小概率现象。除了活在古装影视作品中外，曾经遍布城乡的匾额文化基本已淡出民众日常生活；这也影响到楹联、成语、谚语、谜语等语言文字类文化现象的存续。

作为拥有太多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等价值营养的匾额文化，迎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春天。虽然匾额并无痴迷者“字字珠玑”般夸张，但确怀铭刻人心、屹立社会、远播世界之中国文化大旗的潜质，有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做杰出贡献的能量，应通过积极努力使其“满血复活”。

努力一：发掘抢救保护。大量匾额在无视、轻视、忽视中消亡，是可怕且多年来的事实。如珍贵的天安门匾额，建国之初被摘下后不知所踪；20世纪90年代初，林声先生为编印《中华名匾》一书，委托北京朋友费尽周折，据说最后在一院内夹道中找到，“虽字迹尚可辨识，但已散裂不堪”；现又过去20年，它可否仍然安在？北京太庙匾额1976年被摘，后逢热心文化的政协委员提案，并遇有担当精神的领导批复，得以摆脱危机处境。国宝级文物都难避厄运，更何况身处穷乡僻壤宅院庙堂，那些不为人知的匾额！应向有文化自觉地区学习，深入调查摸底，落实抢救、保管、保护的责任机构和队伍资金，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住最后的机会，拯救历史传统上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家庭文化的匾额实物。

努力二：整理研究活化。虽然现在社会民间活态的匾额文化式微，但在传统文化的国内热爱者领域，积累千面匾额的藏家在两位数以上，多者有五千余面，数百余面收藏者更多；加之数千座博物馆中或多或少的所收匾额，保守估计总数达数十万面。略读北京朝阳区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的600面匾，粗览通州“漷县书院”3200面匾，已颇受震撼。然而，藏匾方良莠不齐，加之不少匾文艰深晦涩，使匾额拥有者与真知真懂者的世间血脉明显相隔，严重影响了匾额文化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进程。亟盼协调有志有能者、研究机构、社科高校、国学系统等专业力量，与历史匾额资源方开展交流互动。从认识、解读、梳理历史匾额文化上获成就，在厘定匾额于制度文化、传播文化、社会文化中关系上见成效，总结传统旌表仪轨及效能对当代文明建设、荣誉激励机制的教益，为文化自觉基础上的道路、制度、理论自觉增加支撑，并创造出新时期的中国内容与形式。

努力三：引领带动示范。抢救保护整理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匾额文化的扬弃传承、转化发展、创新弘扬。国家机关和首都北京，应在树立形神一体的国家文化形象上做表率。习近平总书记用“民族团结”贺匾、陈毅元帅以“友谊关”题字、郭沫若先生用“故宫博物院”匾文当楷模，在替代西式挂牌和消除无牌现象方面，树立了光辉榜样。倘若天安门广场不再只有毛主席纪念堂悬匾，在经历精心设计、周密策划后，于高高国徽下为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新配名号匾，赋予国家博物馆厚重榜书体的魅力大匾，必定在城乡各地大兴“国风”、彰显“族色”方面发挥示范效应。如果相应跟进普及匾额文化知识、规范权力机关和公共设施的用匾程序与制度，全国公私机构外有名号匾、内有道义职责及境界追求匾的习俗会逐渐普及。国、省、县、乡、村、家、屋，也将掀起重规矩、讲道德的文明物化浪潮。而且，连带受匾额文化影响的楹联诸文化也会随之重振，优秀中华文化传承弘优大业将因名实统一的项目推动，而多层次活力迸发。

努力四：融入完善强化。鉴于匾额在中国传统旌表中影响广泛的特殊地位，在主流价值体系中凝聚爱国主义、倡导中国精神的特色功能，在教化国民讲文明、讲秩序中的特有作用，可将其形神合一的精髓应用融入当代中国法治载体系统。当以匾额文化仪式为手段，完善强化包括2016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细则在内、有关“中国好人”善行义举和突出贡献的表彰流程。应当在排浪型事件化宣传、私人型勋章证书化形式之外，多一份高悬国土、矗立村口、能置院门和堂屋的“中国光荣”，使匾额文化持久为同乡同胞发散共享之光，形成更为广泛的激励与自豪；给外乡外国之人带来羡慕与向往，因在各地可遇卓越者标志，而逐步重塑礼仪之邦的中国实体与形象。

努力五：魅力国际传播。匾额文化千百年辐射海外，各国唐人街区皆留身影；尤在东亚、东南亚等地枝繁叶茂，已成国际现象中“东方文化”经典。可于世界遗产委员会倡导相关各国联合申遗背景，结合韩国“申遗”初心，以新型大国的胸怀，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理念。凭据匾额文化原创发源国、雄厚资源国优势，依靠在匾额文化研究、建设、弘扬上的成就，热情联手多国共同申遗，布局谋篇展现匾额文化时代作为、富于创新协调共享精神的大文章。

主要参考文献

林声主编《中华名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宋子龙编《徽州牌坊艺术》，安徽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支运亭主编《清代宫匾联》，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孙旭光主编《恭王府》，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黄彬荣编著《华夏名匾》，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杨芳编著《古匾集粹》，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王琳琳：《北京孔庙国子监匾联考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

刘维纲、李延祜、刘柯：《中国古匾》，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简介

沈望舒：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北京“十五”至“十三五”文化专项规划专家，兼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等职。研究领域包含文化、文化产业、首都文化；著述300多篇（部）、220余万字。另外，撰写北京大学所编三卷《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北京区域报告，主持前四卷北京社科院版《北京文化发展蓝皮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