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陇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杜甫的影响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韩高年
【摘要】杜甫的陇右之行，对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从杜甫陇右时期所作诗篇来看，多次写到秦州及周边的山川风物、历史掌故和人文传说，据此可推知，杜甫到秦州后对当地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说有更多了解。如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八，诗中杜甫即以秦州为天河之源，联系历史传说感叹现实身世遭际。由此可见，如果结合秦陇文化与唐代政治的密切关系细读文本，从杜甫的具体作品出发，可以看到秦陇文化在杜甫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创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秦陇文化 形成与特征 杜甫创作
秦陇文化，特指陇山以西今甘肃天水、陇南一带由早期秦人创造的文化。秦陇文化产生于陇右这一特定的地域空间，由早期秦人兼收并蓄东夷文化与西戎文化等多种文化要素所创造，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刚健凌厉，积极进取，充满活力，对古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关于秦人的族源，传统认识有两种：一是东方说，一是西戎说。持前说者，有卫聚贤、黄文弼等学者；持后说者，有王国维、蒙文通等。[1]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两种说法均有失偏颇。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考古单位成立联合考古队，以礼县、西和、清水等地为中心，在早期秦文化所在地区联合展开了为期十年的考古调查，系统梳理了早期秦人在秦陇地区的文化遗存，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揭开秦人和秦文化起源发展的神秘面纱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2]可以说，秦文化起源于东方（山东半岛），属于远古东夷集团。秦人的远祖大约在商代中期以后，陆续迁至今陇东南地区。陇东南地区，即今甘肃天水、陇南一带，属渭河、西汉水上游地带。域内多山地丘陵，植被丰富，物产饶多。既可以满足畜牧业的发展条件，同时也适宜于农耕，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带上。另外，其地理位置也十分险要，是东进关中平原、南入蜀中和西达河西地区的重要通道和战略高地。秦人迁徙至此，经过十数代人的发展，逐渐走向壮大，最终形成一个具有自己显明的文化特色的族群。也就是说，秦人虽发祥于东方，但其形成族群则在西北秦陇，其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和确立也是在西北。之后，秦人以秦陇原居地为起点，在秦孝公和秦襄公时代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从此逐步东进关中平原，其间有所谓九都八迁，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
秦人在秦襄公受封为诸侯国后东进关中之前，一直居于西陲，即今甘肃天水、礼县、清水、张家川一带，20世纪以来在这些地方发现的丰富的文化遗址、墓葬群和出土文物可佐证这段历史的真实可信。居陇时期，秦人不仅在经济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在文化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西周末年，秦非子时期，秦人因为善于养马而为周孝王所任信和倚重。秦人所培育的优良马匹，为周孝王乃至之后的西周末季诸王应对劲敌猃狁的入侵，提供了军事上的强大保障。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天水放马滩的秦简中，记载了大量的与秦人养马和马政有关的事项，其中有一篇祭祀马禖之神的《祝辞》，是在祭祀马禖之神的仪式上行祝祷之事而所诵之辞。这篇《祝辞》与《诗经·鲁颂》中的《
》在命意和功用上都多所相似。[3]《毛序》：“《
》，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两相对比，可以看出秦人在非子以来，显然是因势利导[4]，富有创造性地把发展经济和谋求政治上的机遇结合了起来，最终得到了周孝王的认可，成为周人的“附庸”，并作邑于秦。秦武公在邽、冀、郑、杜等地创设了中国历史上年代最早的县，划分行政管理区域，为之后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郡县制积累了经验。
不仅如此，秦人在居于秦陇地区时，还吸收周文化，融汇西北的戎族文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举例来说，虽然在史家和一般人心目中，秦人皆不擅长文艺，然而谁能想到，秦人创作的诗歌，置之于当时和后世的其他地区诗歌中也毫不逊色。《诗经·秦风》中的《车邻》《驷驖》《小戎》《蒹葭》《终南》，均是居陇时期的秦人诗作。[5]这些诗篇，都以秦人生活中的大事件为背景，有很强烈的现实性，内容充实，风格独特，雄浑而不失婉约，质朴中富于浪漫，呈现出东夷文化和西戎文化、周文化融汇于一体的特殊风貌。这些诗作受到后世诗家的称赞，堪称《诗经》中的压卷之作。还有传为秦襄公时代的《石鼓诗》十首[6]，融叙事、抒情、写景于一体，语言典雅精练，置于《诗经》中的雅颂诗篇也无不可。除此之外，还有出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先王墓葬中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用西周通行的“雅言”写成，夹叙夹议，措辞典雅，可与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相媲美。
最为重要的是，由于陇右地区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早期中华文明通过河西走廊和西域走向欧亚草原、欧亚草原文明传入中原的“桥头堡”。秦人居于陇右时期，占有上述“地利”之便。在与西戎的长期斗争、交往中吸收融合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养成了开放包容的民族心态，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史家认为，至迟从西周末叶起，塞种（斯基泰）人即已进入今河西走廊及新疆地区，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称霸西戎，才阻止了塞种人的东进步伐。于是，就转而西进。有的学者认为，“亚述帝国的灭亡实由于塞种的西侵。故秦穆公的霸西戎对西方的影响并不亚于汉武帝的伐匈奴。塞种初见于中亚。据西史，在西元前7世纪中叶，正是秦国庄襄二公初破西戎的进代。塞种在西方本为亚述帝国的与国，西元前612年忽会同其他游牧民族西侵，攻破亚述都城，而颠覆了亚述帝国，这正是秦穆公逐九州戎以后一二年，则其关系不难明了。马雍也认为，最先对中亚东部产生影响的事件是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秦穆公（前659—前621）的进攻西戎。而西方人最早所知道的中国就以‘秦’为代表”。[7]在秦人与西戎和西方塞种的交往过程中，陇右的地理条件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归纳起来说，居陇时期的秦人和其创造的早期文化，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多元性特征，不仅是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也对整个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贡献。一方面，秦文化在游牧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原农耕文化的诸多因素，最终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出现动力匮乏之时，秦文化提供一种内生力，使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层面，开放的秦文化，蓄纳百家，兼容并包，为后世确立了儒表法里的政治统治模式。诸子百家时期，在中原地区，儒家文化占主导，但在秦陇一带，墨家文化和法家思想较为流行，自秦封国至统一，直到清代，中国文化实际为儒表法里的模式，意识形态以儒家为主，而治国则据法家思想，这种沿袭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其规模最早建构便是在秦。
中古时期，陇右也一直是当时的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在张掖举办了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贸易大会，亲自接见了西域二十七国使节，写下了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光辉一页。唐帝国的缔造者李渊，出自陇右豪族，陈寅恪先生指出：“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胡李唐皇氏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8]而李渊之所以能在隋末大动乱中脱颖而出，最终夺取天下，则与关陇军人集团对他的强力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唐初特重“关陇集团”，出将入相者皆出自此集团，因而关陇地区也特受重视。《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状况，说是时“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种情形和壮大于陇右后东进立国的秦人极其相似。至武则天临朝，则有意识清除关陇集团人物，改由科举选拔人才，崇尚进士文词之科，这一政治策略上的改变客观是对李氏统治集团的削弱。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杜甫本人出自中原大姓，但其母家与皇室有血缘关系。在杜甫内心深处他自己是与皇室命运共休戚的。[9]安史乱后，陇右边防空虚，土蕃乘虚而入，唐帝国的西北边境告急。恰值此时，忧国忧民的杜甫来到陇右，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外，有没有李唐统治者起于秦陇而此时正值有边患这方面的原因呢？我们认为，恐怕不会没有，至少不能完全否定。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末联云：“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萧涤非先生注此句曰：“杜甫这时要往西走，故曰西征。恐前路不静，故问有无战事。烽火，指吐蕃之乱。心折此淹留，是说不想在秦州久留，但又不能不居留，所以心中抑郁。”[10]又其七云：“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此诗与第六首一样，字里行间也闪现着杜甫对吐蕃入侵的忧虑。
赵逵夫先生认为，杜甫的陇右之行，对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从杜甫陇右时期所作诗篇来看，多次写到秦州及周边的山川风物、历史掌故和人文传说，据此可推知，杜甫到秦州后对当地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说有更多了解。比如秦陇一带的乞巧文化，在杜甫诗中也有反映，杜甫在秦州所作《秦州杂诗二十首》《天河》《蒹葭》等诗，其中多称说“天河”、“河汉”、“牵牛”等，同天水得名之义相合，可见杜甫对牛郎织女传说中“天河”在现实社会中所对应之水——西汉水、对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有所认识和感知。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八中有“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此诗中杜甫即以秦州为天河之源，联系历史传说感叹现实身世遭际。[11]由此可见，如果结合秦陇文化与唐代政治的密切关系细读文本，从杜甫的具体作品出发，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秦陇文化在杜甫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创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1] 参见赵逵夫《论秦史研究与秦人西迁问题》，收雍际春、田佐、南玄子编《嬴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2]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祭祀遗迹发掘简报》《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均刊于《文物》2008年第11期。赵化成、王辉：《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秦公大墓流散文物的整理与墓葬归属问题》，收雍际春、田佐、南玄子编《嬴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161页。
[3] 韩高年：《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3—265页。
[4] 《史记·秦本纪》：“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5] 韩高年：《秦风秦人居陇诗篇考论》，《兰州学刊》2016年第2期。
[6]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7]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8]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9] 这个观点承刘跃进先生见告，在2016年8月6日“秦陇文化与杜甫学术研讨会”第二阶段的主题演讲中也有阐述，特此说明。
[10] 萧涤非：《杜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11] 这是赵逵夫先生在2016年8月4日的“秦陇文化与杜甫学术研讨会”第一阶段研讨时的发言中所表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