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

赵园在总结、评价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况的文章《1985：徘徊、开拓、突进》中说道：“发表于本年度的有关论文中，最有分量的也许应推陈思和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和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篇。”这两篇论文在发表前都是作为作者们在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两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轰动，不仅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的标志，也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两个概念具有极强的学术生命力，它们不仅依然被学者们使用，尤其是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名的文学史编纂也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很多大学的课程安排和专业设置也是以此命名的。

一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

（一）20世纪80年代文学场中的现代文学学科

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场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进行了调整和发展，针对的是这个学科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到70年代极端化期间所产生的问题，大致有两个阶段。第一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3年，基本是承担了“拨乱反正”的政治任务，“拨乱”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极端化的批判，“反正”是基本恢复到“十七年”时期的学科框架中，标志是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修订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的出版。这两部文学史的经典地位决定了“1980年代前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底本’，总体上仍然是既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政治决定论’”，即基本仍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现、当代文学的描述、评价和设想的框架之内。因此，钱理群在回顾这一阶段的现代文学研究时也说是有很强的“政治性”。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界对于“史”的强调、讨论，主要针对极左时代对于“史”的忽视。在当时，对“文学史”学科属性的认识上，学者们大多认为文学史属于历史学科的分支。于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就被强调，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就是在“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号召下对现代文学史料的大量整理和将“论从史出”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很多研究成果都属于史料整理的性质，其思路和方法类似于“乾嘉朴学”式的“实证主义”。经过几年的史料积累，现代文学研究又暴露出新的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在纠正“文化大革命”极端化问题方面是有效的，但是随着学科恢复到“十七年时期”的基本框架后，学人们发现单纯的史料积累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与之相关的是，作家作品的重评也遇到了“瓶颈”。他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数量上的积累已经达到了现代文学学科原有的“边界”，如果不改变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史一部分的学科属性，学科的发展就很难再取得成绩。就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者们所谈到的，他们对于“用材料的丰富”“补救理论的困乏”表示怀疑，这个学科已经到了需要“换剧本”的时候了。

第二个阶段，“从1983年《丛刊》第3期开辟‘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专栏，就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学科自身建设的新阶段”。如果我们细读1983—1985年的论文就会发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新文学整体观”中很多观点并非作者们首创，而是他们这一代学人们的共识，如钱理群和陈思和都有这样的观点，即当时青年学人们都有这样两个想法：第一是“走向世界”的观念，这是横向的比较研究，第二是打通近、现、当代，这是纵向的开拓。

（二）1985年旳文学场

1985年文学场中发生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具有影响力的事件。第一是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知识谱系的问题。1985年一系列文化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一种复杂关系。“文化热”“美学热”无疑影响到“寻根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而这些文学事件又是“文化热”“美学热”对1985年文学场影响的具体表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明显受到1985年“方法论热”中系统论的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纯文学”的知识话语正是来自“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而它有关“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认识，也是来自1985年现代主义话语建构所提出的想象。

第二是以研究机构、大学以及文学刊物为媒介的“学术研究的小环境”。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正式提出后，北京大学组织了几次座谈会，比较重要的有研究生院学生会组织的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研究生、博士生的座谈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的座谈会和与海外汉学研究者的座谈会。

第三是南京大学许志英教授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发表后受到严厉批判，这一文学事件直接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这篇文章发表在1983年第1期的《丛刊》上，之所以遭到批判，是因为触及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的关键问题。“当时许志英的文章及其争论提醒了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还是在‘党史’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现在要突破它，就是要摆脱现代文学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的属性……所以干脆把时间往前提，使这个学科能够从革命史的附属中解脱出来。”

第四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召开。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于1985年5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旧址万寿寺举行。这次座谈会意义重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转型的标志之一，在会上陈平原和陈思和分别宣读了他们的论文，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新文学整体观”引发了热烈反响。根据钱理群、陈平原等人的回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创新”，而且是有意“由年轻人唱主角”、以“青年学者”为主，老一辈学者主动给青年学人提供一个表现自己的空间，钱理群等人不负众望、一鸣惊人。座谈会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要议题进行：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问题；二、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

（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产生

在“三人谈”的“缘起”一节中，作者们聊了有关产生这个概念的原因和过程。钱理群在准备其硕士毕业论文时，受到列宁有关二十世纪是“亚洲的觉醒”的说法的影响，对比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人生选择和文学创作道路的分野，“认为鲁迅就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个代表人物”。陈平原早期的文学研究主要是对“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作家作品进行个案研究，发现很多问题仅仅局限在五四文学的范围里很难弄清，于是就往前追溯到晚清，详细梳理了晚清时期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专著以及小说的流变，因此才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时间定于晚清，具体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虽然在上面提到，三人将“时间”提前有话语策略方面的考虑，但是并不意味着三人是信口雌黄。陈平原是经过充足的史料积累和研究基础上才提出这个观点。黄子平早年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近年小说初探》（《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一举获得文名。在对新时期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发现，新时期文学的很多现象和五四文学时期很像，于是尝试打通现、当代。钱理群最后总结道：“看来我们是从两个方面逐渐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么一个概念的：一个方面是从研究的对象出发，从各自具体的研究课题出发，寻求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些课题的理论框架，先后发现了一些总体特征，然后上升到总体性质；另一个方面，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寻求一种历史感、现实感和未来感的统一，意识到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三者的不可分割，这样就有可能使文学史的研究成为一门具有‘当代性’和‘实践性’的学科。”而“意识到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三者的不可分割”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典型的话语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人对三者关系的认识直接来源于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而这部文学理论被认为是建构80年代中国“纯文学”知识体系最关键的一部著作。“《文学理论》广受欢迎的原因，或许正在于它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核心观点，与当时力图使文学‘非政治’化的历史诉求一拍即合。”三人在具体阐述这个概念时分别从文学的外部与内部进行，这种文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显然是受到这部《文学理论》的影响。

据钱理群回忆，当时会上的发言是“推陈平原作代表，是因为他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小，由他开炮，更有冲击力，而且他刚来北京，也需要亮一个相。再加上第一次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必须讲清楚‘发生学’的问题，陈平原熟悉晚清，当然他讲最有把握”。但有意思的是，“文章不是陈平原写的，而是黄子平写的，什么原因呢？我们意识到了文章发表后肯定要闯祸的，所以文章必须要写得比较‘圆’，比较‘巧’。首先我不行，我的文字太直，我们中间最会写文章的人是黄子平，他的文字比较活，能把一个问题说得云里雾里的，所以就让他写了”。洪子诚评价《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时，就说：“很有气魄，学术想象力，丰富，文章本身也写得机警，一些难讲的问题避开了。”

“发言后，反应很好，《文学评论》准备发表专题论文。文章还没正式出来，恰好我到《读书》编辑部，跟董秀玉她们聊天，谈起这事，她们很感兴趣，说《读书》想介入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可以给我们篇幅，让我们再进一步发挥。”于是，《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我的文学观”专栏里，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在《读书》上连载（“缘起”“世界眼光”“民族意识”“文化角度”“意识思维”和“方法”分别刊载于1985年第10、11、12期和1986年第1、2、3期上）。《文学评论》和《读书》在中国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不言而喻，两份刊物同时拿出如此之大的篇幅来系统介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于这个概念的经典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四）“85学人”学术群体

这一代研究者应被看作20世纪70—80年代转型时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他们都获益于1978年开始恢复、在1981年正式实施、1982年开始完善其制度化建制的研究生学位制度，并成为不同人文领域的首批硕士、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研究生学位制度在80年代初期的确立，对当代中国文化体制尤其是知识生产体制有着重要影响。这种新制度培养出来的研究者，既不同于50—60年代主导文艺方向的文化官员兼作家，事实上也不同于50—60年代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学者。正是他们，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场中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同时也是专业）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由于其得以出现的体制延续到今天，因此这种影响也持续至今。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场的集体“亮相”，便是由甘阳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从代群来看，这批新生代研究者或可称为“85学人”。陈平原这样说道：“回头看八十年代学术，1985以前和以后，是两回事。我估计，这与整个人文环境和人才培养有关系。……作家不念大学，也可以写出好小说。但学界不一样，有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差别很大。几届研究生出来，整个学界风气大变，这点很明显。”这一知识群体事实上与文学界的“知青作家”“朦胧诗诗人”，与电影领域的“第五代”导演，以及音乐、美术界的新生代，属于同一个代群并具有相类似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也大致相当于李泽厚所谓的“‘红卫兵’一代”或刘小枫所谓“四五一代”。作为“一代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年龄上的相似（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三位作者，钱理群就远不同于有过知青经历的黄子平、陈平原），而主要表现在其历史经验、社会位置与自我意识的相似。他们共同的历史意识，即在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和革命范式的话语体制的普遍质询，以及一种突破这一话语体制而寻找“别样世界”的历史冲动。这种历史意识表现在“85学人”这一学术群体，则是对一种脱离并超越既有“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形态的“纯粹的”或“新异”的“学术”的追求。甘阳如此表述：“……我觉得我们是在discourse上造成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你开始不需要成天好像还要一半的时候和这个传统的discourse做斗争，你可以直接用新的discourse、新的语言谈问题，这个是编委会最大的贡献了。”这种对“新的discourse、新的语言”的追求，尽管也可以作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变革的总体特征，不过对于学术新生代而言尤其合适。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力图与既有话语体制相断裂的明确主观意识，也表现在他们的学术道路所透露的更为有迹可循的话语资源和历史路径。是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这三位当时的学术新锐而并不是严家炎或王瑶等中老年学者，提出了断然不同于“革命范式”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许可以从这个层面找到一定的历史原因。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的学术背景大体来说，三人的知识结构有相同的一面，“基本上来自三个大的知识系统，一是早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教育；二是1980年代后伴随‘思想解放’而来的西方19世纪文艺复兴的思想传统，主要是人道主义；三是伴随‘文化热’而来的西方现代思想传统，如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等”。但是，即使是这三个大的知识系统，三人的侧重依然有不同。钱理群回忆说：“比如所谓‘走向世界’的问题，当时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一个西方思潮。陈、黄跟这个跟得比较紧，比较熟悉，但是我当时年龄比较大，学外语很吃力，我当时想与其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学外语，半懂不懂的，不如干脆放弃，而且我对西方理论本身也不大感兴趣，因为我是更重视经验、体验，除了对马克思理论有一点了解以外，其他的理论都不太了解。我当时的想法是把现代文学搞透，死守这一块。所以你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里面谈到现代文学时我话最多，我也最感兴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既不熟悉古代，又不熟悉外国，所以当时对于‘走向世界’是一个很朦胧的感觉，对‘世界’的认识很模糊。”此外钱理群在访谈中也说过，他对新时期文学的阅读截止到1985年，我们知道，新时期文学的“文化”观念、“世界文学”观念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建构起来的。例如，黄子平就积极参与到当时“寻根文学”的发动和组织中，因此表现在“三人谈”中绘制中国作家文化地图时钱理群谈得最多的是现代作家，尤其是绍兴文化，而黄子平、陈平原谈得最多的是当代作家，尤其是寻根文学作家。三人是带着自己已有的学术积累和方法参与到谈话中的，钱理群侧重于从一个宏观角度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他将其视为现代民族文学，鲁迅是最典型的代表，这直接源于当时他对鲁迅和周作人的研究。黄子平更强调微观研究，如文学语言以及文学思维等，这与当时他的批评文章相似。而陈平原更喜欢从文学史变革的角度来谈，尤其强调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当时阅读近代文学史料有关。

（以上部分参考及引用资料来源：1.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访谈）》，《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3.陈平原、查建英：《陈平原访谈：关于八十年代》，《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4.贺桂梅：《“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与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

二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架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基本构想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

首先介绍了世界文学形成的大体进程。世界文学初步形成的大致上限，可以确定在十九世纪末。各个民族的文学以不同的路径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一种大体相同的趋势在中国也“同步”地进行着。从1989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最终完成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文学的“断裂”，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越过了起飞的“临界速度”，不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情势下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同时展开为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两个侧面：所谓“欧化”（其实是“世界文学化”）和“民族化”。在这样一种相反相成的艰难行进中，我们要努力做到“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而已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个人—时代”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个创造，都必须置于这样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

（二）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

启蒙的基本任务和政治实践的时代中心环节，规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因而思想性始终是对文学最重要的要求，顺便也左右了对艺术形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的基本要求。在“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中，一直有着两个相反相成的分主题。一个是沿着否定的方向，以鲁迅式的批判精神，在文学中实施“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深刻而尖锐地抨击由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落后、怯懦、麻木、自私、保守，并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凝聚到类似阿Q、福贵、陈奂生这样一些形象中去。另一个是沿着肯定的方向，以满腔的热忱挖掘“中国人的脊梁”，呼唤一代新人的出现，或者塑造出理想化的英雄来作为全社会效法的楷模。与“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相联系，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类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农民和知识分子。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人性的弱点总是作为民族性格中的痼疾被认识、被揭露，这说明对本民族的固有文化持有一种清醒严峻的批判意识。

（三）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同具焦灼的审美特征，但这种危机感有着质的不同。西方文学把自己的命运直接等同于人类的命运，把所处境遇的病态和不幸直接归结为世界本体的荒谬；而感时忧国的中国作家，则始终把民族的危难和落后看作世界文明进程中一个触目惊心的特例。焦灼的核心部分是一种深刻的“现代的悲剧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以“悲凉”为其核心为其深层结构的美感意识，经常包裹着两种绝不相似的美感色彩：一种是理想化的激昂；另一种却是“看透了造化的把戏”的嘲讽。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分别地象征着激昂和嘲讽这两种美感色彩的，是郭沫若的《女神》和鲁迅的《呐喊》《彷徨》。

（四）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

艺术形式（文体）在整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白话文运动中蕴含着两个互相联系着的根本意图：一是“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伸张民权”，必须使新思想“平民化”、通俗化从形式上迁就普遍落后的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就隐伏着先进的思想内容被陈旧的形式肤浅化的危险；二是传播“新思想”，必须引进新术语、新句法，采用中国老百姓还很不习惯的新语言、新形象和新的表达方式，“信而不顺”，因而在传播上就存在着无法“译解”的困难。它们之间的张力也左右了二十世纪文艺形式辩证发展的基本轨迹，各类文体的探索、实验、论争，基本上是在这一“张力场”中进行的。其中，散文小品最为幸运，小说次之，戏剧相当艰难，诗的道路最为坎坷不平。这主要由各类文体自身的本性、它们与传统以及与读者的关系等复杂因素所决定。

（五）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中蕴含着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世界历史的尺度，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置于两个大背景之前：一个纵向的大背景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一个横向的大背景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不单是东、西方文化的互相撞击和交流，而且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学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在这一概念中蕴含的“整体意识”还意味着打破“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的割裂。

三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

（一）1986年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座谈会，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教研室的部分教师和研究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张颐武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核心是文化学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统，重新奠定了文学史研究的基点，“这是理论的增殖，而不是理论的更替”。谢冕则认为，根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新诗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可以解决。他说，用“悲凉”来概括这一百多年文学史的总体特征，是很大胆、很有见地的。孙玉石谈了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三点不同意见：第一，不同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国民灵魂”，“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解放的思考才是本世纪文学的总主题”；第二，强调“悲凉”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学特征，是一个发现，但缺少民族特色；第三，不同意“深刻的片面”的说法。林基成也不同意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的概括，他把它概括为“从人的发现到人的实现”。洪子诚、张钟等在肯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概念与框架的同时，建议作者在进一步研究与论述中，加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的探讨，注意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变化联系起来考察，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严家炎主要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作者们的缺陷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精彩，可太空，例证少，琢磨的工夫不够”。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来京参加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五位外国学者，专程前往北京大学，与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进行对话。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伊藤虎丸首先谈道，《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引起了反响，一些年轻人对文章提出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日本的学者之所以对《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感兴趣，在于它对人们思考“怎样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和日本现代文学的共同目标、共同课题”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认为，亚洲各国接受西方历史、文化的核心是“人”，因此是否可以由此考察亚洲各国文学是怎样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从而找到一种共同的“文学史”。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竹内实指出，中国五四以后的小说，接受的多半是俄国十九世纪小说的影响，而二十世纪文学是以海明威、萨特等为代表的。所以在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要注意“世界文学是一个概念，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是另一个概念，这里边的内涵是有区分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文系教授李欧梵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代表了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从中国“本身的文学里面探讨一种世界意义的愿望”，所以，“它是一种文化探索的表现”。另外两位日本学者分别谈了他们认为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所忽略的两个问题。东京一桥大学教授木山英雄感到，“文化主体的形成”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是很重要的，应该予以充分论述。东京大学教授丸山升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社会主义，这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以上内容引自萧思《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种种反响的综述》；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22—135页。]

（二）相关学术成果

1.呼应

以下学术成果包括的书籍和论文中，并非谈论了单一方面的问题，也并不局限于仅在一方面产生重要性。在此为了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产生的影响按不同侧面缕析清楚，故侧重所列文献的某一重点方面，并且不在其他方面重复罗列。

“整体性”方面，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全过程看成一个有机性整体，脱离了政治分期对文学研究的桎梏，打破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的割裂，从整体性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李凤亮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及其批评实践——王德威教授访谈录》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进行了呼应。刘登翰的《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一文重新“发现”了台港澳文学，对黄子平等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世界文学”方面，王晓初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史轨迹》以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为参考系，在中西的二元结构中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贺桂梅的《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强调了全球化的历史语境。王文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提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在西方文艺思想影响下进行的，关于黄子平等的文章中鲜少涉及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他认为这段时间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来自苏联。

文学史分期问题方面，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是讨论现代性分期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第一次打破了中国内地学界关于现当代的分立，将视野引入“晚清”这一重要领域。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之多，本篇研读论文也属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之中，大量学者对此皆有研究，如杨春时、严家炎、何锡章、黄万华等。

此外，另有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陈晓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孔范今《“新文学”史断代上限前延的依据和意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必要阐释》等文献值得参考。有关“现代性”“文学性”方面的一些反响也非常多，因为话题宽广、涉及内容众多在此不赘述。

2.反思

探讨去政治的有效性方面，贺桂梅的《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指出了这篇论文可能存在的时代局限性，认为当时对文学“独立性”的倡导，显然应当看作特定历史语境中对抗体制化的主导话语形态的方式。胡希东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批判了响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位学者。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身与政治纠缠，很难以纯文学的姿态呈现于文学叙述中。崔宗超的《作为一种话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话语的超越之处正在于其“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预设，却也可能因此使新形成的“意识形态”霸权指向被遮蔽、被忽略。

时代的局限性方面，谭桂林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从概念的时间指涉范围、非主流文学现象论述的欠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保守性等方面提出论辩。

有关“西方中心论”的危险方面，全炯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批判》认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篇文章忽视了对于作为现代的内容的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省察，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里还深刻的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矛盾。陈晓明的《曲折与激变的道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历史变异》认为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截然不同。尽管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都是大变动、大变革，西方也同样如此，但中国变革之剧烈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之下的应激反应，这就预示了两者将走上不同道路。

其他一些反思还包括，刘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三个“中心主义”》；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胡希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赵黎波《启蒙文学史研究范式的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文学史意义研究》等。

（三）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编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不仅是一个文学概念，更是一个史学概念，它对中国新文学发展源头的重新考证、对新文学发展总体特征的概括，无不是在以一种新的史学视野和观点来重新审视已有“定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其对“阶级论”“机械进化论”等文学史模式的直接怀疑，从突出研究者“主体性”的角度重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等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此情形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其中，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较早也较有影响力的一部。之所以说孔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其原因之一是它较早也可以说是最早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付诸编写实践的。

孔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97年，较之许多21世纪才付梓印刷的史著无疑提前了一步。不仅是出版时间上，孔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占有先机，以14万言阐述自己的编纂理念也是孔本文学史的主要特色之一。孔范今在长达160页的导论中通过“论一：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论二：经济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三：政治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四：文化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论五：文化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下）”；“论六：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与文学的补偿式调整和发展”六部分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理念和学术思考。

在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后不久，黄修己、唐金海、周斌、雷达、赵学勇、程金城、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等人在不多的几年内也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等。唐金海、周斌在《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提出了编史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此种观念的提出使得他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显得与众不同。其“长河意识”所包含的“整体观”“源流观”“分期观”和“博物馆意识”包含的“历史属性”“主体属性”“稳定性”属性的划分均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修史深入思考的表现。

我们注意到，唐本《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收录了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曾收录的内容。仅从目录上看，全书的“特色”就较为突出。在全部十四章的划分中，“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港澳文学”“台湾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话剧电影文学”均辟出了专章加以探讨，这在以往文学史的编纂中是不多见的。以“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章为例，其具体内容包括：“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及其流变轨迹；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朱光潜、胡风）；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等。从这些章节的划分看，在关注文学创作的同时《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已经关注到了与作品同时产生的批评，这样，创作和批评就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当这种关系形成之后，作家作品的罗列就不再单调和突兀，读者很容易就把握了当时的时代对创作作品的评价倾向，在有利于更好认识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更容易认识当时的批评家，无疑是较有价值的尝试。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书写不仅是大陆研究者所着力关注的，中国台湾省和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对此同样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并编写出了较具思考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

与内地现代文学研究者遥相呼应的台湾新文学研究者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也在1997年出版了他们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中特别辟出了《导论》作为第一编，即“第一编导论：危机四伏（1901年以前）”。在此编中，三位研究者从“西方势力的扩张与中国门户的开放”和“西风东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及“中国古典文学面临的西方文学挑战”三部分论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变革的外在因素。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是相对少见的，也可见出海峡的学者研究视野的差异。马森在《序言》中提及，“为什么要编一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而非过去已有的同类著作，分别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或地区性的‘台湾文学史’呢？除了针对大学新文学史课程的需要之外，也有些学理上的道理……现当代文学分别书写，主要的考虑可能是因为二者的性质有别，其次的考虑可能是以免篇幅过长。一般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都以1949年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水岭，这种区分所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但因为大陆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学’与‘五四’以来的以写实（或拟写实）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文学大异其趣，而且也因为台湾与内地自1949年后形成了各自发展的格局。台湾的当代文学，不论认为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还是自成一系，都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以1949年划分现当代文学，对台湾文学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之所以企图把现当代文学合为一书，当然是为了符合我们描绘一条河流的愿望，使这两个时代有一个合理的衔接。纵然二者性质有异，但在历史的流动中仍有其连贯之迹可寻，不截断河流才能使读者对现当代文学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综观《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全书，编写者虽以“20世纪”命名，并不是内地所倡导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直接体现。尽管如此，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两岸学者却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试图突破“现代”和“当代”的人为划界，找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联系之迹是世纪之交两岸新文学研究者的共同期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已成为诸多学者潜意识里的共识了。只是作为一部在台湾大学使用的教材，《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对台湾文学的论述占有着较大的篇幅，这显然是大陆编写的教材中不可能出现的。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是颇值得一提的著作。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于2008年9月。如严家炎所说：“这部著作的一个明显长处，是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把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放在世界近现代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马力安·高利克教授曾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果脱离了西方语境就无法被理解。’此话确实非常中肯：顾彬的这部著作就很注意吸收和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的方法和成果。”（严家炎：《交流，方能进步——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给我的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严家炎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中更多地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放到了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是国内诸多史著所不具有的“特色”。顾彬曾说：“如果不想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枯燥乏味，如果不想毫无评论地罗列事实，就一定得和评价沾点边”，“我本人的评价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顾彬的这种要求转化到实际操作中就表现为“评论的简洁”和“很高的审美鉴赏力”。这也是顾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特色之一。当然，由于顾彬是从海外汉学家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学发展的，在其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吹进一丝新鲜的热风时，由于诸种原因的限制，其自身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实际上，严家炎在赞赏作者才情的发挥时已经委婉地指出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疏忽了若干较重要的作品”和“误读”等。[参考王瑜《“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编写再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于2010年9月。第一个引起人们关注和讨论的是现代文学史的边界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内容和史料上的一大贡献，是对于晚清文学新的“现代性”个案的发现，并且将其视为现代文学大步前移的标志，这就是严家炎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三大发现”：1878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严家炎的论据相当充分，认为从文学史评价的角度——“文学主张”“对外交流”和“创作成就”来看，三部作品符合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三大标准”：“言文合一”“世界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从而将现代文学发生的时间提前了三十年，现代文学史的边界也由五四前夕推进到了晚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学术史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对于“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都做了明确的界定，而且把“现代性”意识在相当程度上贯穿于全书的始终，这是一种境界很高的文学史意识。但是在当下的思想环境下，坚守原初意义上的“现代性”意识，来评价1949年之后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是勉为其难的。（参考张福贵《经典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史观的反思——以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心》，《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

（四）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口号最初是由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开辟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的，但作为一次文学思潮与运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其实早就开始了。1985年5月，在北京西郊的万寿寺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陈平原介绍了由他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共同提出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他们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与世界现代文学发展的同步性，力图把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打通所谓近代、现代与当代的界限，建立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新的研究格局。几个月后，《文学评论》在当年的第5期上发表了由他们三人署名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被称为是当时的学术界的一次“革命性的行动”，“为近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眼光、新的原则、新的格局与新的观念”。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为“重写文学史”的正式出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重写文学史”的大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兴起的全社会的思想解放（或新启蒙）思潮。有人把“重写文学史”的起点追溯到1978年前后对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否定，这是有道理的。陈思和就曾指出：“‘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系列文学思潮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从最初的“为文艺正名”，到后来的关于文学主体性和“向内转”的讨论，一直到“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在思想解放思潮下对文学深入思考的体现。

“重写文学史”“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发动的，是那个时候许多学者的共识”（王晓明语）。当然，1988年《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无疑为这股思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刊物纷纷开设类似的专栏，进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和实践，比如，198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开设了一个“名著重读”的新栏目，认为与《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是一次“南北合作”。除此之外，《文学评论》开设了“行进中的沉思”专栏，《文艺报》开设了“中国作家的历史道路和现状研究”专栏，就连主要针对中学语文教育的《语文学习》也在1990年代初开设了“名作重读”栏目，钱理群是专栏的主要作者。

“重写文学史”专栏讨论到1989年第6期就结束了，持续时间只有一年半，专栏文章40余篇，但作为一种学术精神或学术理念，“重写文学史”的思想并没有终止。1991年，远在海外的《今天》杂志从《上海文论》手中接过了“重写文学史”的思想，从1991年第3、第4期开始一直到1996年，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两篇文章在此栏目下发表，1993年第4期还推出《重写文学史专辑》，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权威刊物《野草》也曾刊发一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评论。而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则将这一学术命题由提出落实到深入研究的学术实践中。

在重写文学史论争中出版了很多文学史著作，这也最能显示文学史“重写”的收获，其中代表性的有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三人于1998年合作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洪子诚于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于1999年主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出版社），以及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开始出版）等。

（以上参考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李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