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张桃洲

一

欢迎各位同学加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队伍，成为这支学术队伍的新生力量。读研究生，一个核心或关键的任务就是“做研究”，而所谓“做研究”，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探究问题、解决问题。对于新加入现当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同学来说，“做研究”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先要了解这个研究领域的总体格局与状况，看看已经有了哪些重要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就是前人研究了些什么、是怎么研究的。而这也正是我们这门课的主要内容。

不过，这里还是要简单讲讲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什么。我希望大家首先应明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对象或者说基础其实是现当代文学史，这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是从原始的史实（材料）出发，从中挖掘或梳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我们探讨和处理的对象是现当代文学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和现象，通过研究去寻索隐含于其间的特征或趋向。这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别于其他研究的专业属性。比如，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些文艺学的论文也选取了现当代文学的题目进行研究，涉及现当代文学的思潮、现象及作家作品等，但细察之后会发现他们研究的路径很不一样，文艺学的做法往往是先有一个理论框架，再把现当代文学思潮、现象或作家作品作为材料置入理论框架里，用于对后者的佐证或说明，也就是说现当代文学思潮、现象或作家作品是为其理论服务的。这种做法与文艺学的研究目的和动力——致力于一种理论建构或阐释——是一致的。当然，这是文艺学研究涉及现当代文学时的一般表现，也不全部是这样。

不难看出，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与之恰好相反。说到这儿，可能有同学会产生疑惑，这也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学经常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文艺学处理现当代文学时是理论在先，但他们毕竟有理论；那么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不是也需要一个理论，用一个诸如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之类的理论解读作家作品？如果没有理论的加入，我们的研究会不会显得缺乏深度？对此我只能说，要依具体研究对象和情形而定，如果研究过程中某种理论的使用是必要或者恰当的，有助于问题的廓清或研究的深化，那就用之；否则就不要用。恰当性是一个标准。千万不要为用理论而用理论，牵强附会要不得，那样肯定会适得其反。我们看到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并没有运用理论，比如史料的整理或者某个不引人关注的文学群体的发掘与论述，其目标是尽量呈现文学史的原初面貌。当然，你可以说这里面也隐含着某种理论（问题），史料的择取、编排和叙述方式等，的确不会是没有原则、依据的。也许，高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理论的运用，应该是不那么刻意、生硬和不易觉察的。

再有，比较文学专业的一些论文也做现当代文学方面的题目，怎么看待他们的研究？在我看来，比较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其实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常常会用到比较的视角，最为普遍的是中外作家作品的比较。大家知道，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同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就为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进行中外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严格地说，所谓文学比较研究应当是一种影响研究（讨论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但也有一种比较文学研究叫平行研究，以发现、分析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似点为目的（不管是否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因此有些研究难免就显得很牵强）。就比较文学专业而言，在某些不太好的研究那里，现当代文学思潮、现象或作家作品仍然只被视为印证或通向某种比较文学原理的材料，他们的研究被一种强大的理论诉求所吞噬。这一点太令人奇怪了。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专业对现当代文学的处理，以及进行中外文学比较方面，其路径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不大相同的。

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文艺学、比较文学形成了一种交叉关系，但研究方式与后二者有很大差别。这正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自我定位。总的来说，这种差别源于研究视点（立足点）的不同。我赞赏某些文艺学论文对作家作品的透辟分析，但不太赞成现当代文学研究以效仿的名义，进行一种看似文采飞扬的悬空的理论建构，那是抽空了具体的文学史背景和语境的自由发挥，常常是经不起史料的检验和论述逻辑的推敲的。这里不存在不同专业孰优孰劣的问题，我这么说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研究的边界，或者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整个文学学科中所处的位置。

应该意识到，我们做研究并不是孤立地去做，选择一个作家作品或一个文学流派，或一种文学现象、一类文学问题等，都不宜单独进行讨论，而是应该将其置放到一个更大的关联域中予以考量、分析。这与现当代文学本身的属性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什么是现当代文学本身的属性？如何理解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现当代文学（其历史、成就、特征与不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关乎我们研究的趋向。在我看来，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仅有一百年历史的现当代文学，其独特的属性是基于一个词——“现代”。对我们来说，这个词乃是决定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因为，这个词与我们的当下（从大的生存境遇到日常生活状态）联系太紧密了，我们已经和正在经历的一切，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及文化格局，我们观念的成因、思维方式、言行举止乃至喜怒哀乐，都离不开这个词的巨大作用——它既是原动力，也是归宿。毫无疑问，这一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从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应该是一种书斋式的、与己无关的研究，恰恰相反，我们的研究与我们自身是休戚相关的，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故纸堆里的死物，而是鲜活的、能够让我们与之共悲喜歌哭的切近的存在。我们通过研究，试图从这一百年来的文学里寻索我们生存的来路与去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

二

在大致理解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性质、定位之后，我们再去了解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就会更有针对性些。所谓了解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就是对已有的研究胸中有数，脑海里有一幅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版图”，或者说能够把握学术史的谱系、脉络。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只是简单勾画一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粗略“版图”。

大家知道，现当代文学研究可以说伴随新文学的诞生就有了，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其实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及至20世纪30—40年代朱自清、废名、沈从文等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及张毕来、丁易、刘绶松等的“新文学史”的出版为标志；到了1980年代，在王瑶、李何林、唐弢等先生的带动下，这门学科算是成型并趋于成熟。王瑶、李何林、唐弢这三位先生分别在北大、北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了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生。而上海、南京等地一些现代文学的参与者如施蛰存、许杰、贾植芳、陈白尘、陈瘦竹等，在新时期之后以作家身份推动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指导了一批研究者。

王瑶先生20世纪80年代在北大培养了一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北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代际传承比较清晰。王瑶先生之后有谢冕、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洪子诚等先生，之后又有温儒敏、陈平原、陈晓明（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先生，更年轻的则有高远东、吴晓东、姜涛、贺桂梅等。其中，谢冕先生的当代诗潮研究、严家炎先生的现代小说流派研究、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和现代主义诗歌研究、钱理群先生的鲁迅研究和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1948：天地玄黄》）、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与新诗史研究、温儒敏先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研究、陈平原先生的近代小说和学术史研究、陈晓明先生的当代小说思潮研究、高远东的鲁迅研究、吴晓东的象征主义诗学研究、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等，都富于开创性和启发性。原属北大的黄子平先生（后来主要在香港浸会大学）的研究也很重要。

李何林先生20世纪80年代在北师大培养的重要学生有王富仁先生，王先生也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在鲁迅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随后的蓝棣之先生的新诗研究（新月派、现代派研究）给人印象深刻。目前活跃的学者有：刘勇的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研究、邹红的戏剧研究、李怡的新诗研究和民国文学研究、张清华的先锋文学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年会聚了一批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如郑振铎、何其芳、沙汀、俞平伯、卞之琳、钱钟书等。唐弢先生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了一些重要学者，如刘纳（她的名作是《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汪晖（他后来去了清华大学，成名作是《反抗绝望》，现在主要研究思想史）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集结了一批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如樊骏、刘再复、林非、朱寨、张炯、杨匡汉、张梦阳、袁良骏、杨义（其三卷本“现代小说史”很有名）等先生。还有赵园先生，她是王瑶先生的女弟子，现代小说研究做得相当不错，后来转入明清思想史研究。目前活跃的学者有：孟繁华、李洁非、张中良（笔名秦弓）、赵京华、孙歌、赵稀方、黎湘萍、董炳月、刘福春（他的新诗史料搜集与整理堪称一绝）、贺照田、何吉贤等。此外，同属研究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里面的吴福辉先生的海派文学研究也有特色。

清华大学不以文科见长，但有不少分量很重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值得关注，除汪晖外，还有解志熙、王中忱、孟悦、旷新年，以及作家出身的格非。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有：程光炜（新诗研究和当代文学史研究）、李今（原在现代文学馆，研究海派小说）、孙郁（鲁迅研究）、杨联芬（原在北师大，孙犁研究和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姚丹（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张洁宇（现代诗歌研究）等。在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如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社科院等，也有一些有影响的研究者，如敬文东（当代诗歌研究）、张泉（研究华北沦陷区文学）等。还有咱们首师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大家应该了解张志忠老师的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王家平老师的鲁迅研究、李宪瑜老师的《新青年研究》等；我们的现当代诗歌研究的实力是很强，像吴思敬老师、王光明老师都是此领域的知名学者。此外，北京还有一些“非学院”的研究者，像李辉的现代作家传记书写、陈徒手的当代作家心态研究等，也值得关注。

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历来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重镇，前面说过，这两所学校有些老作家，虽然不是学者身份，但也为学科做了很多工作，带动了研究的进展。两校中老一辈的学者有钱谷融、张德林等先生。提到这两所学校，一般会谈及陈思和、王晓明这两位在1980年代成名且很有代表性的学者，前者的“新文学整体观”，后者的《鲁迅传》和文化研究，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目前两校活跃的学者有郜元宝、李振声、杨扬、罗岗、张新颖、倪伟、倪文尖等。此外，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也有一些不错的学者，如夏中义、朱大可、张闳、王光东、王鸿生、杨剑龙、薛毅、钱文亮等。

江浙一带的高校，如浙江大学骆寒超先生的新诗研究很有个性；南京大学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如叶子铭先生的茅盾研究、许志英先生的五四文学研究、汪应果先生的巴金研究、朱寿桐先生（现在澳门大学）的文学社团研究、沈卫威（原在河南大学）的学衡派研究，以及倪婷婷、吴俊（原在华东师大）、张光芒（研究启蒙文学）等的研究，各有特色；南京师范大学的朱晓进（研究文学政治文化）、贺仲明（现在暨南大学，研究乡土小说），苏州大学的范伯群（研究现代通俗文学）、朱栋霖（曹禺研究成就显著）等，值得关注。

中部地区的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老一辈学者有陆耀东（新诗研究）、黄曼君、凌宇（沈从文研究）等；中青年学者有昌切、王泽龙、谭桂林（现在南京师大）、周仁政等。南方的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中，老一辈学者有黄修己、孙绍振（新诗研究）等先生，中青年学者有南帆、林岗、俞兆平、杨春时、周宁、郑家建等；福建师大的现代散文研究有特色。西南、西北地区的四川大学、西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校，值得关注的学者有苏光文（研究抗战文学）、吴小美、王本朝（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李继凯、段从学等。北方及中原地区，如南开大学的乔以钢（研究女性文学）、李新宇、罗振亚，天津师范大学的高恒文（研究周作人），河北师范大学的陈超（从事当代诗歌批评），山东大学的孔范今、黄万华（沦陷区文学及台港文学研究）、孙基林（第三代诗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的朱德发、魏建，青岛大学的刘增人（研究文学期刊）等的研究，值得留意。河南大学有重视文学史料的学术传统，数代学者传承下来，学风很好，前面谈及的解志熙、沈卫威等先生都是这儿毕业的；此外，耿占春的新诗理论及批评十分突出。

以上只是凭印象进行的名单罗列，可能有一些遗漏。当然，“版图”的勾画还可选择另外的角度，比如，文体（小说研究、诗歌研究等）、作家（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等）、论题（语言研究、形式研究等）和代际。

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版块，就是海外学者的研究。不少海外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很有特色的，可作为国内相关研究的补充和参照。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对他们有所非议，认为海外学者要么隔靴搔痒，要么带有西方视角的偏见。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应当重视他们的研究。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外籍学者的研究，另一种是华裔学者的研究。前者如普实克、高利克、金介甫、葛浩文、顾彬、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等；日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很有特色，重要学者有竹内好、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丸山升等。后者如夏志清（大家熟知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叶维廉（《中国诗学》），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刘禾（《跨语际实践》），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张旭东、唐小兵、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史书美（《现代的诱惑》）等。大家应该对顾彬“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印象较深，但显然充满了误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观在今天仍有值得辨析之处；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言论曾经颇具冲击性；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呈现了这一议题的多面性。这些，都可以丰富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

三

我为这门课推荐了10篇论文，作为课堂上进行研读和讨论的基本材料。这10篇论文是：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吴炫的《一个非文学性的命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袁国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质疑》，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的概念》，钱理群的《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李陀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南帆的《文学、革命与性》，温儒敏的《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解志熙的《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姜涛的《“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它们分别对应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9个专题，侧重于展示较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和成果。

“重写文学史”“新文学整体观”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话题，《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正是回应这样的呼声和观念，基于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和倡导文学自律的理论诉求而出现的，如今重读此文需要关注的问题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在对现当代文学历史的重新认识中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如今它的有效性和不足分别在哪里？或者说在当下情境如何评价它的学术史意义？今天看来，未能褪去政治化烙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与其身处的“去政治化”、倡导文学自律的氛围形成了某种悖论，从而显出其“带着政治化的方式去理解和书写政治”的困境。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认同者甚多，批评者也不少。作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的较全面的回应，吴炫发表于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一个非文学性的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一文，试图从“现代性”“共同性”“文体性”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质疑。从今天的学术语境来看，吴炫的分析本身同样显出不可避免的局限，因为他提出的“非文学性”带有逻辑为主的特征，其作为立论基础的“文体性”因偏于“纯文学”的理解而造成了某种缺失，其“个体性”的提法也由于缺乏论述的具体针对性而处于错位、悬空状态。

从“现代性”角度切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一度备受追捧，这不仅与“现代性”话题自身的延展性有关，而且关乎文学史叙述中话语建构的问题。从“现代性”命题本身的自足性来说，它的起源、终结、特征以及其与“民族性”“本土性”的关系和其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艺理论表述、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体现，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都得到了相应的关注。袁国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质疑》一文将讨论重心放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层面，探讨“现代性”理论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适应性、恰当性，或者说二者关系的融合与沟通。该文对“现代性”持冷静的批判态度，不仅剖析了文学现代性立场本身的局限性，而且在对一般现代性意识与文学意识之间存在的悖论关系的阐释中凸显出了文学的独创性特征，由此得出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文本”回归的论断。其“质疑”受到了俞兆平等人的质疑，几个回合的质疑与反质疑的交锋，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现当代文学研究变革的契机。

钱理群的《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一文是其关于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初步构想和总体设计。在其设计中，暗含着“纯文学”立场与“杂史”写作相对立的文学史观念，意在突出一种“文化史中的文学史”，其关注点被置于文本之外，涵括了政治、经济、文学制度、文化事件等层面。与此同时，该文又从文学内部入手，凸显了40年代文学写作中特有的诗歌、小说等“文体互渗”现象。该文的宏阔目标在于如何建构一种兼顾文学内外的全方位的文学史。迄今为止，该文提出的一些设想和话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还未能得到落实和展开，有些讨论并不充分，留有进一步推进的余地。

“文学史分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大致有“现、当代合一说”“近、现代合一说”“百年文学整体说”“近10年与此前文学分开说”等观点，文学史分期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或依据？“当代”在文学史叙述中应该如何理解和使用？是研究者关注的基本问题。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方面回应了近年来有关“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另一方面试图对“当代文学”内涵的变迁及其合法性做出辨析。该文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对“当代文学”的概念的生成与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细密的梳理，借此探讨文学观念背后的生产机制。

在近些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既有语言、文体等所谓文学内部的探究，又有关于革命、身体等主题的探讨，还涵括了诸如期刊、出版、制度等所谓文学外部的研究。李陀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一文，即讨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现代汉语写作的语言问题，也就是文学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该文透过“汪曾祺”的“现代汉语写作”，参以对“毛文体”的历史考辨，探讨了现代汉语写作的活力所在和面临的处境。南帆的《文学、革命与性》一文巧妙地把“文学”“革命”“性”放在一起讨论，力图展示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三者之间微妙的互动共生关系，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学观念的变迁。温儒敏的《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一文是近年来有关文学出版、期刊、报纸等“传媒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一种“正面阐发”的理论方法，讨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过程中的复杂因素和各种考量，及其以具有包容色彩的经典性所彰显的学科史价值。

史料之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时下渐渐为研究者所觉察并已然形成了某种共识。解志熙的《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通过实例分析，强调了当前研究中重视基础性史料、史料准确性及史料语境与来源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进一步提出如何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实现研究创新，认为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正确运用史料的同时跳出一般意义上的认识“陷阱”，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重新提问”，以实现理论和方法的共同创新；另一方面要研究者努力做到研究的“内外结合”，关注文学与时代思潮、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达到史料基础与研究创新之间的平衡。

姜涛的《“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一文，堪称以“内外结合”方式进行“文本细读”的范例，该文透过对陈东东诗作《全装修》的“文本细读”，立足于“元诗”意识这一理论着眼点，考察了“元诗”意识在20世纪80—90年代诗学转换语境中的潜在变化，借此凸显诗歌写作行为意义的问题。该文体现了“文本细读”所应具有的宏阔视野和问题意识，因此并非简单、封闭的“文本细读”，而是具有研究价值的“细读”“文本”。

显然，近40年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绝非仅限于上述话题。各种“主义”的渗入所导致的理论方法的变化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在今后，如何以研究本身带动理论方法的翻新，而不是相反，为理论方法的翻新而翻新，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四

在为时一学期的课堂上，我们的任务是研读和讨论这些论文。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或步骤：一是从基本框架、内容、文字入手，对论文（理论文本）进行细读；二是梳理论文所涉话题引起的反响，包括呼应与质疑，这就要求大家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虽然不可能一网打尽，但尽量拓展和打捞。

这里我要重点讲一下对论文进行“研读”和“细读”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对“细读”（Close Reading）这个词不再陌生，作为一种方法，它来自英美新批评派，它较为强调文学作品的自足性，着眼于作品的结构及其所包含的词汇、句式、手法乃至风格，通过对作品的语义分析以呈现其内在的“张力”。请留意，“文本细读”的“文本”这个词也是一种新的说法，或者说新的用法，与后结构主义理论有关，其实就是作品。文学作品是一种“文本”，但“文本”经过演绎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建筑、项目、事件、群体、社会形态等都可被视为一种“文本”，一种大的“文本”，供人们进行解读。无疑，我们课堂上要讨论的论文也是“文本”，一种理论文本。不过，我们读理论文本的方式应该与读文学作品这样文本的方式不大一样（同理，解读建筑、事件之类的“文本”也会采取另外的方式），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读一篇论文你会先注意什么？应该是标题。盯住论文标题是读一篇论文的第一步，也是读论文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般来说，论文的重心与主旨会在标题中有所体现，且常常通过主、副标题的设置来建立论述的层次感，主标题是对论文内容的提炼，副标题则是对论文的方向、范围与方法做出限定与说明，这就是论文的关键词。对标题的把握有助于阅读“先见”的建立，在阅读中通过将论文标题进行反复的“自我暗示”会增强阅读的聚焦感，也会增进对论文主旨的持续、有效的探究。随后，论文的写作年代和作者写作论文时的具体情境（如果能够了解的话），也应引起你的注意。一篇论文得以产生的时空条件及其与所处时代语境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它们会影响对论文的理解。比如，一篇对北岛诗作《回答》分析的文章，是完成于诗作出现的当时，还是诗作流传若干年后的今天，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因为其间要经历时空的跨越和各种语境的变迁。此外，读论文过程中还应保持审时度势的眼光，对论文的架构进行窥探式的把握与分析，在了解论文的结构安排与逻辑思路的基础上形成对论文写作层次的直观认知，由此激发出进一步阅读的兴趣和问题意识，将问题意识带入阅读的全过程，不断提升阅读的有效性。

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我们拿到一篇论文，往往习惯于预设一个目标，要总结它所谈论的内容。可是，正如法国理论家马舍雷（P.Macherey）所说，“作品中重要的是它未曾言明之物”，“为了说出什么，就必须有其他事情不被说出”。他将未被说出的称为“沉默”，而批评家的任务是让那些沉默“说话”。这意味着我们“读”一个文本应该学会转移重点，不必将关注点仅仅放在文本讲出的部分，或者它的有形的字面意思，而是要拓展到它没有讲出的部分。这大概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第二文本”，一种潜在的文本。依照马舍雷的建议，应该追问那些沉默的缘由，探究说出部分与未被说出部分的关系。马舍雷的观点有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痕迹，同时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特别是后者关于潜意识或无意识的阐述。按马舍雷的说法，未被说出部分要么是有意忽略或回避的，要么是无意间没有注意到的，不管怎样都形成了某种“症候”。它们或者是已说出部分的补充，或者造成了对已说出部分的颠覆。那些未被说出部分（沉默）有如巨大的底座，支撑了已说出部分的出场，甚至成为后者的源泉。由此，我们读一个文本就是要读懂那些未被说出的东西，那些湮没在显形的词句之下、处于隐匿和被压抑状态的事物（意义）。马舍雷的观点，也许会令人想到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虚”这样一个范畴。中国古代美学讲求“留白”，如一幅画中的空白，它不只是一种技法，而更多的是一种观念。这样的观念大概源于老庄哲学，所谓有用无用的相辅相成，无用之用乃为大用。这种观念下的实与虚的关系，确实有点类于已说出部分和没有说出部分的关系。我们读一篇论文，就是要学会探“虚”。

还有，我们读一篇论文，应该采取一种对话的态度，要懂得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比如，近年来人文研究中有一个富于启发性的论题——对“起源”的探讨。它会让我们想到中国新文学的起点、源头问题，早先人们关于新文学起源的谈论过于单一，后来随着观念的转变、思路的扩展，相关论述才变得层次丰富起来。实际上，对起源的探讨并不在于确定一个公认的起点，它意在建立一种谱系学的认知框架。谱系学（Genealogie）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后来经过福柯的阐发，变成了一种解构式认识历史的利器。福柯提出了一个新的话语概念，运用考古学方法，探测了历史进程中的非连续性——各种交叉、断裂、回环往复之处。他摒弃了关于历史认识的总体性视角，而强调局部与差异，同时拒绝了以往对所谓历史“规律”的渴求，取消了历史知识的等级制，因为他眼里的历史是分散的、交错的。或者如德里达所说是“延异”的，处于一种无规律的“播撒”状态。探讨文学起源最好的一本书，是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堪称一部经典，尽管它是一些批评性论文的汇集，缺乏文学史的系统性，但它承接了尼采、福柯的思想观念，通过批判文学现代性观念本身，以一些特殊的视点（“风景”“内心”“自白”“儿童”等），揭示了日本现代文学生成中的“制度性”因素及其与日本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重新检讨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问题，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此外，读一篇论文，要考虑以其所涉话题为基点生发开去，进行扩散式阅读，将更多的资料纳入视野。今后大家在研究中会体会到，探究任何一个具体对象或问题，都会面临大量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集合，以及与各个成果分支相关的很多文献，包括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乃至宗教的各种资源，及其复杂关系，还要加入自己的体验。总之，大家先要有心理准备，做现当代文学研究，要涉猎的资料十分驳杂，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任何看似单一的个案其实都不是孤立的，要学会建立问题之间的联系。也许你会觉得太烦琐，但不要紧，慢慢去做，慢慢积累，我想你终将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