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896年·春寒

强学会被封禁后，启超服器书籍皆遭藉没，造次流浪于萧寺中数月，而忖念时局，益感慨系之，满腔热血无由抛洒，浑身力气无处可使，帝阍近在咫尺，报国之门却邈兮远兮。其致汪康年书，愤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时局之变，千幻百诡，哀何可言！黄门以言事伏诛，学士以党人受锢……此自中国气运，复何言哉！此间虽已复开（按：指强学会复开），然麇入无赖，贤者羞之，腥膻之地，不复可以居也。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唯命所适。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1]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若报馆不成弟拟就之。”[2]

辗转反侧，未来何以用世，启超自审，舍言论外，洵不知尚有他途可寻，办报之心益切。

上海强学会曾办一报，曰《强学报》，资金端赖张之洞支助，躬役者营兹事功，赫赫然弃大清光绪纪年，而用孔子降生纪年，似有改朝换代重定正朔之嫌。此举令张之洞惴惴难安，随勒令禁止。顾维新志士，决意承强学余绪，以舆论觉民。“时同乡黄公度京卿遵宪适在沪，公度固强学会同事之人，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3]

未几，梁启超即得汪康年、黄遵宪[4]邀请，转帆南下赴沪参与创办时务报。

时在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不意遇上一场洒洒落落料峭春雪，一时间颠沛流离之苦贯于五脏，夫妻悬绝之思萦于六腑，启超不禁寄墨一抒儿女情长：

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

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夜拥炉时。[5]

此时可谓顾影自怜，回头应惜。然则思妻怜子之情或催人萎靡颓废，或化作丈夫之志，而启超又岂是夏虫井蛙、拘虚笃时之辈哉！

甫入沪，即交黄公度，后结谊之深，兼于师友。继而得识马相伯先生良[6]、马眉叔先生建忠[7]，三人皆可称当时维新思想之大纛。

启超逆旅海上，馆于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与马氏兄弟新马路口住宅相距甚近，晨夕以过从。马氏兄弟厚望于启超，拳拳而告曰，以之年龄尚少，当习一种欧文，且不宜出世太早。其主张曾与黄公度相左，竟乃谓公度为贼夫人之子者。望之深，责之亦切也。启超即就马眉叔学拉丁文，颇形得意，爰书夏穗卿云：“弟近学拉丁文，已就学十余日，马眉叔自愿相授，每日两点钟，一年即可读各书，可无窒碍云。俟来岁相见时，君听我演说希腊七贤之宏旨也。”[8]

借马氏兄弟隆名，启超又结识徐仲虎建寅[9]、盛杏孙宣怀[10]、严又陵复[11]、陈季同敬如[12]及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当时洋务诸名公，亦与谭嗣同等人交游频密。时年，马眉叔著《马氏文通》，严又陵译《天演论》，未刊之前，皆以示之，足见信之诚悫、谊之笃厚。启超大量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覃思敏求中国社会痼疾，受益匪浅。《时务报》文章，其滔滔雄辩之势，不可谓非得此辅弼。

《时务报》创设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七月（1896年8月9日），其经费来源，一自上海强学会余款，二由黄遵宪自捐千金。黄君遵宪谓：“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13]急公之义，感孚同人。爰与穰卿、启超三人日夜谋议此事，谓“非创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雪国耻。”[14]

《时务报》之开，汪、梁二人分任报馆经理、总撰述，期以旬刊，石印，每册约3万字，计有论说、上谕、奏折、中外杂志、报纸选译等，其中心思想率以变法图存为宗旨。

启超为时务报付出巨大心血，其曾借姊妹报《知新报》之末忆述曰：“每期报中论说4000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2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书报章，归其复校；10日一册，每册3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6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15]

辛勤耕耘报之以巨大收获，《时务报》一经出版，“一时风靡海内外，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6]。而“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7]。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亦有间接褒扬：“乙未以来，志士文人开创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籥之声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18]严复则称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19]启超声名隆起，“甚至并驾其师，而曰‘康梁’，也就在此时”[20]。

启超为文，笔锋常带感情，平易畅达，却字字若投枪，似雷鸣，若狂飙，别有一种魔力，试举发表于《时务报》第40册上一段文字，以略识其雷霆霹雳之文字功夫：

呜呼！吾不解天下老氏之徒，何其多也。越唯无耻，故安于城下之辱，陵寝之蹂躏，宗祏之震恐，边民之涂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越唯无耻，故坐视君父于难，忘越镝之义，昧嫠纬之恤，朝睹烽燧，则苍黄瑟缩，夕闻和议，则歌舞升平。

官唯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士唯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袌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

商唯无耻，故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其甚者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里，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

兵唯无耻，故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胜匹雏，耳未闻谈战事；以养兵十年之蓄，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

民唯无耻，百人之中，识字者不及三十，安之若素；五印毒物，天下所视为虺、命为鸩，乃遍国种之，遍国嗜之，男妇老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

嗟乎！之数无耻者，身有一于此罔不废，家有一于此罔不破，国有一于此罔不亡，使易其地居殷、周之世，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使移此辈实欧、墨之域，则波兰、突厥之辙，将塞天壤。吾不解天之所毒中国者，何以如此之甚也；吾又不解中国人之自绝于天者，又何以如此其至也。[21]

林志钧[22]先生《饮冰室合集》序有云：“际此鄙僿怐陋举世昏睡之日，任公独奋然以力学经世为己任。其涉览之广，衍于新故蜕变之交，殆欲吸收当时之新知识而集于一身，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宿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23]

启超文字洵若黑血金鼓，能沃人心，振聋发聩。然则情盛者，其理必且有折；名隆者，其心必易滋骄。识者如幼陵明公，无忮无求，爱才意切，曾致书启超加以指摘、劝喻。启超亦躬自反省，以为数月以来，耳目所接，尽皆谀美之言，累之以时日，傲物之气亦渐滋增长，揆诸初心，实非所愿。顾启超亦反躬省己，曰，每日周旋于宾客，一稿底成，往往匆迫草率，既付钞胥，再无过目之时。亦常自恕云者，此不过报章篁鼓之信谈，曾未以文章千古事为愿念，虽必有失，靡关本原。甚者，启超谓凡任天下事者，当以陈胜、吴广自譬，不可求为汉高，功成不必在我，则百事可办，故尔创报立论唯视以椎轮土阶之用，俟继起者缉熙于光明之可也，宜其妄发而鲜自择也。

注释

[1]陈右帅（1831—1900），即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1851年乡试中举人而出仕，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两湖总督曾国藩所赏识。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1895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与子嗣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为后人并称“陈氏五杰”。

[2]引自《与穰卿我兄同年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4]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人。1876年中举人，历任驻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工诗，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

[5]汪松涛编注、梁鉴江审订：《梁启超诗词全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6]马相伯（1840—1939），名良，原名马志德，圣名若瑟，又名钦善、建常、绍良，字斯藏，又字相伯、湘伯、芗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江苏丹阳人。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

[7]马建忠（1844—1900），别名乾，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留学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马相伯之弟，早期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十卷。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9]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其父徐寿为中国近代化学先驱。自幼受其父影响，热爱自然科学。1889年维新变法时任农工商督办。后任福建船政局马尾造船厂提调，湖北省营务总办，保安火药局、汉阳钢药厂督办。1901年3月，在钢药厂与员工试制无烟药时，失事殉职。著译有《造船全书》《兵学新书》《化学分原》《水雷录要》《欧游杂录》等40余种。

[10]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江苏江阴人。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宣统三年（1911），任邮传部大臣。

[11]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译有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首倡“信、达、雅”译文标准。

[12]陈季同（1851—1907），字敬如，一作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早年入福州船政局，后去法国学习法学、政治学，历任中国驻法、德、意公使馆参赞。

[13]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1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5]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16]梁启超著，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2页。

[17]引自《党人列传》，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18]《张文襄公全集》（六），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3732页。

[19]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8页。

[20]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21]梁启超：《知耻学会叙》，《理想与气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

[22]林志钧（1878—1961），字宰平，号北云，福建闽县人（今闽侯县）。癸卯科举人，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后为清华研究导师。梁启超去世前，将所有手稿托付给林志钧审订发表，是为《饮冰室合集》。

[23]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