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尽管作者已经在绪论中将本书的写作宗旨讲得十分清楚，并且在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但基于本书内容的丰富性，我觉得依然有些感受不能不说，这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案例研究，更是重大传播现象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发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是日益加快的“媒介化社会”进程，技术进步支持下的媒介对世界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最重要的是，媒介提供的信息与观点，日益成为人们认识、判断世界的基本依据，媒体还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对媒体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甚至可以说，有时真相本身、是非本身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占据主流的媒体怎么说，掌握话语权的麦克风发出怎样的声音，表达什么样的观点。政治的逻辑越来越成为媒体的逻辑，国家战略越来越成为媒体战略的首要考虑因素，霸权主义逻辑不但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石，而且也正在成为传播哲学的基石。这一切，都在这项“9·11”传播案例研究中得到了展示与证实。
当今世界的乱象，应该说离不开“媒体战”“舆论战”。我欣赏本书的书名《媒体单边战：“9·11”事件背景下西方媒体对异质文化的形象建构》，媒介化社会条件下，通过缜密策划、系列展开，主导方往往可以对异己的集团、族群、国家、思潮、意识形态、文化进行重新建构，使其形象发生根本改变，成为人们陌生、疏离、恐惧、厌恶、蔑视、仇恨的对象，使特定的异质文化产生分化、自我怀疑，其主张的道路被疏远、被抵制，甚至被仇视、被攻击。从“9·11”事件媒体单边战的后果看，美国为首的西方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9·11”事件的媒体单边战虽然已落下帷幕，随着幕后真相的不断被披露，人们发现伊拉克并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发现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什么瓜葛，占领伊拉克不过是一场“误会”；始作俑者小布什早已“归隐”田园农场，合作者布莱尔面对世界的质疑，不过发表了一个致歉声明，但世界格局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操纵的媒体已经完成了“合谋”，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实现了华丽的转身，继续为对手建构下一个令世界紧张的形象去了。他们无须担心人们在被愚弄后会提高警惕，引以为戒。因为只要媒体存在，受众就存在，大众就会跟着媒体走，毕竟人们对世界的印象几乎全部来源于媒体。所以，在今天，离开对新闻生产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哲学分析，对媒介与传播的研究就注定是肤浅的、隔靴搔痒的。西方中心论价值追求的内驱力，其实就是许倬云先生所说的“婆罗门情结”。
本书历史地考察了西方媒体霸权的建构过程、媒体垄断的现状、文化渗透、话语霸权、霸权扩散、犹太利益集团与媒体共谋；现实考察了中国与中东媒体的差异、东西方国际传播策略；梳理事实，揭露了美国媒体在全球实行的双重标准及媒体战略。
杨志平教授率领的团队犹如一个出色的外科手术团队，手执解剖刀，层层深入，直指病灶。恢宏开阔的视野高屋建瓴，让人跳出固有的领地，获得全景式的印象，鞭辟入里的分析令人茅塞顿开、为之折服。占有材料的丰富，梳理之清晰，均给人启迪。研究媒体的书不少，但追寻真相的有限；熟悉传播、了解西方的人不少，但勇于讲真话、表达正义感的人不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本有见地、有厚度、有温度的书。
依古人之见，读书，明理之谓也。所以，能让人明白一些新的、重要的道理与事实的书就应该是好书。如果这种书还能让你“明真相”，那就更有价值了。由研究对象说开去，作者体现出难得的清醒，从当下以及今后的媒体“可以透视出全球霸权主义下的政治博弈与利益争夺仍然是国际局势的实质内核，而西方媒体将矛头指向某一文明是其配合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而设置的议程，也是语言表述的策略和技巧。美国利用强大的新闻传播软实力通过这一突发事件轻易地占领了‘正义’的舆论制高点，打赢了一场‘漂亮’的媒体单边战。”此种单边战，今后可能还要上演。
本人产生的另一个感想，是本书作者身上多少也体现出类似后殖民理论家身上的那种特有气质。像萨义德、斯皮瓦克、荷米芭芭等，这些出身于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族裔学者，恰恰因为独特的敏感，敢于怀疑流行的资讯、理论主张，甚至理论体系、价值理念，指出其谬误。他们会站在被歪曲、丑化了的对象的视角去发出独特的辩护甚至反驳。这种声音成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空谷足音。从此可看出，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一些学者，其知识结构、文化视野、学术思考，是有其独到之处的。杨志平教授的多民族研究团队是个令人羡慕的合作团队。说到此种现象，我愿意再举一个例子：数月前通过答辩的河北大学金强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与本书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的是“9·11”事件以来中国媒体对伊斯兰国家的报道。为何也恰恰是“9·11”以后？报道中的问题为何又与我们经常驳斥的西方媒体存在某种一致性？是巧合，还是西方全球传播战略确实在全球产生了共鸣效应？即使有时这种回应是无意识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同样引出一系列对媒体传播引发的文明形象建构的思考。该论文在近二十万字的篇幅中，通过对我国媒体新闻报道的自我审视，总结出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表现及问题。与本书所分析的问题——新闻报道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读与误传十分相近。不同的是，我国媒体的问题主要是在跨文化沟通方面存在知识与意识不足，与西方的情形完全不同。
在本书中，杨志平教授及其同事有许多睿智的判断，譬如：“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中，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主张已在联合国得到广泛支持和理解。发展中国家增加合作的同时，各国新闻事业有了急遽发展的走势。但是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不会丧失，这场斗争的结果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和发展速度。”
“诚然，研究媒体对‘9·11’事件新闻报道的问题，一不可绕开东西方传媒的实力与现状的对比；二不可脱离其霸权语境；三不可回避‘本源与变异’的事实，这是辨析真伪、探索本源的学术过程。”
十分难得的是，课题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单边战不如“文明对话”的倡议，指出要消除畸形的传播，打通文明的壁垒，实现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必须从文明对话开始，而媒体应该是对话的媒介与平台。应该“探索恰当的关于异质文化的国际报道对策，以规避误读误导现象，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为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营造友善的外交环境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服务。”
从这里，我们似乎才真正看到了媒体作为传播文明平台的未来。
白贵
2016年8月29日于河北大学紫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