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越反越恐致使欧洲政治向右转

“9·11”事件后，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严峻，恐怖主义在全球持续蔓延，如“幽灵”一般在世界各地徘徊，2015年的法国巴黎暴恐事件和美国加州枪击案，显示这一“幽灵”正在向欧洲和美国本土扩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冲突”在深化，近年来，欧美迅速上升为“文明冲突”的“第二战场”，成为冲突升级的重要部分。

一 美欧军事反恐与全球暴恐事件

让我们大致梳理一下“9·11”事件后美国的部分反恐军事行动和发生在全球的部分恐怖袭击事件。

2001年美军在阿富汗的部分反恐军事行动：

10月1日，美军轰炸卡拉姆村庄，160人被炸死炸伤。

10月13日凌晨，美军F18朝喀布尔机场南部两公里的贫民区投下2000磅炸弹，4人被炸死。

10月15日，美军轰炸喀布尔电站，12名平民被炸死。

10月19日傍晚：美军飞机F18向一个军方医院和一个清真寺投下1000磅集束炸弹。同日，美军飞机在一个村庄上空盘旋后轰炸，首轮轰炸致20人丧生，当村民们从废墟里抢救亲人时，第二轮轰炸又有10人被炸死。

10月21日，美军飞机袭击喀布尔一个居民区，一家8口人全被炸死。

10月25日，美军炸弹在坎大哈市击中了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当场有10—20人被烧死。

10月29日，黎明前，美军飞机8—9枚集束炸弹击中了一个清真寺，20人被炸死。

10月31日，美军飞机F18朝坎大哈内的一个红新月诊所投下一枚2000磅的炸弹，15—25人被炸死，诊所被炸成废墟。

11月29日，一个叫Noor Mohamed的小麦小贩在坎大哈北部看到15辆运送燃料的卡车的残骸。他看到被烧焦了的司机和几十名搭便车的人的尸体。

美军解释说，上面那些伤亡都是由于导弹和炸弹投偏了造成的。

……

截至2002年2月26日，美国在阿富汗投下至少1.8万枚炸弹，造成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军民死伤。但美国媒体拒绝报道这些信息，美军联席参谋长鲍威尔说，他们对究竟有多少伊拉克士兵和平民被打死不感兴趣。

2003年3月20日，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到2010年8月美军撤出伊拉克为止，历时7年多，美方始终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质上，这是美国趁机清除反美政权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美国投入19万军人，英国投入4.5万军人，消灭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及军队7600—10800人，打死各派武装人员26544人，打死伊拉克（新政府）安全部队17690人，而美国和英国分别有4491名与179名军人死亡。

在对伊打击中，美军多次枪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2005年11月19日晨，美军由4辆车组成的巡逻队在伊拉克哈迪塞镇遭遇炸弹袭击，一名20岁的美军士兵当场死亡，为了报复，美军打死一辆出租车上的5人，之后又打死19名平民。在整个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打死打伤伊拉克平民的案例举不胜举。据维基解密网公布的多段视频显示，美军士兵曾经多次在直升机、掩体内向平民开火，导致大批平民伤亡。

全球2001年后发生的部分恐怖事件如下。

2002年6月14日，美国驻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领事馆附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12人丧生，40多人受伤。另外，自“9·11”事件以来，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一些大使馆经常发生暴恐袭击。

2002年10月12日，印尼巴厘岛上的两家夜间俱乐部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02人死亡，其中包括88名澳大利亚人和38名印尼人。2005年10月1日，巴厘岛又发生一连串爆炸案，造成22人死亡。

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阿托查等3个火车站及附近地区连续发生恐怖袭击爆炸，造成192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这是马德里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一起惨案。

2005年7月7日，伦敦三辆地铁和一辆巴士发生自杀式暴恐袭击，造成52名乘客遇难，700多人受伤。

2008年11月26日晚间到27日凌晨，孟买至少有8处地点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77人死亡，250多人受伤。2011年7月14日，孟买再遭连环袭击。

2010年10月3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32人受伤。

2013年4月15日，北美波士顿马拉松现场发生爆炸案，造成180人死伤。

2013年9月21日，肯尼亚首都一购物中心遭一伙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并与警方发生交火，该事件造成240人伤亡（其中72人死亡）。

2014年12月15日，澳大利亚悉尼发生恐怖袭击。

2015年1月8日，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遭到3名枪手袭击，造成12人死亡，10人左右受伤。

2015年10月10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座火车站外发生连环爆炸，致使95人死亡，245人受伤。

2015年11月13日晚，法国巴黎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

2015年12月2日，美国南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枪击事件，法鲁克与妻子马利克使用自动步枪共打死14人，打伤21人。

2016年1月1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发生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遇难者多数是德国人。

……

从上述大致梳理的美国反恐军事行动和暴恐事件可以看出，近些年，美国的军事行动越是频繁，恐怖袭击就越猖獗，从塔利班到ISIS，恐怖袭击与美军的轰炸成比例上升。

二 欧洲政治集体向右转

为什么自“9·11”事件后，美、英等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恐战争，但为什么十多年后越反越恐？甚至暴恐事件更加深化并强化了欧洲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由于民众恐慌，欧洲许多国家立法，禁止建清真寺、穿长袍、包头巾，违者将被拘捕、罚款。同时，欧洲各国开始控制穆斯林难民进入本国。

应该说，欧洲的穆斯林问题由来已久，但之前基本属于公共议题，而“9·11”事件改变了这一议题的属性。“9·11”事件前，欧洲的穆斯林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就业、犯罪等方面，而在“9·11”事件和“3·11”马德里爆炸案发生后，穆斯林问题在欧盟内部的关注程度开始直线升温，再加上西方强势媒体的搅动，使问题更加聚焦化。如大力炒作伊核问题，无端判定“邪恶轴心国”，刻意传播“美国与西方是受害国”与“全球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正行进在本·拉登开辟的道路上”等话语成为西方各大媒体共同炒作的潜在议题，其基本逻辑思路大体是：“9·11”是恐怖分子所为——本·拉登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本·拉登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阿拉伯国家是恐怖土壤的滋生地——伊斯兰是一种“暴力文化”——“9·11”事件是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对立冲突的极端表现——“9·11”事件的元凶是美国的敌人也是世界的敌人。在信息时代，公众多用媒体创造和使用的概念、形象和语言来思考和接受问题，西方普通受众恐怖心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受到媒体这一潜在议题的长期影响。^[4]

由于媒体的不公正报道和暴恐事件的频发，让一些欧洲人患上了“伊斯兰恐慌症”，这是对穆斯林的非理性的恐惧和种族偏见。其中许多人甚至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画上等号，加深了欧洲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猜疑和不满，一些有着特定政治主张的组织煽风点火使得隔阂加深，增强欧洲穆斯林与主流社会间的不信任感，双方关系日趋恶化，这种情绪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欧洲政治的右转倾向。

近年来，丹麦、荷兰、芬兰、法国、德国、奥地利等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局呈现“向右转”的趋势，使得一些国家不断收紧文化包容政策。

2005年秋，丹麦报纸刊登了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政治漫画，引起伊斯兰世界的抗议和包括德国默克尔在内的欧洲政治领袖的批评。但在2015年9月初，该作家却获得默克尔参与主持的一项欧洲重要传媒奖项，显示了几年来欧洲政情和民意的显著变化。

2009年，瑞士推动“反穆斯林公投”更是引起世界哗然。

2010年1月，意大利宣布立法禁止该国穆斯林女性戴面纱和包裹头巾，按照议会订立的法律：当穿戴这种宗教服饰导致难以或不能辨认身份时，当事人可以被处以最高两年的拘禁，以及2000欧元的罚款。

2010年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推动了禁止遮盖全身、仅露双眼的“面纱禁令”，禁令受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的支持。该禁令规定，任何公共场合的触法行为将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及训诫辅导。

2010年3月27日，来自欧洲多国的右翼政党代表在德国开会。会议的主旨是要在全欧洲掀起一场反对穆斯林建造清真寺、宣礼塔的运动。欧洲有好几个国家都在国会中讨论如何制止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快速蔓延，并讨论是否宣布穆斯林女子的面纱是非法装饰。

2011年4月，波兰首都出现了对伊斯兰文化发展的抗议，反对华沙穆斯林建造清真寺。

2014年8月，美国记者福莱被ISIS武装分子斩首后，反穆斯林的情绪在英国骤然上升。专门关注穆斯林受攻击事件的Tell Mama UK组织统计说，2014年1月，该组织只记录了112起辱骂穆斯林的事件，但到8月时激增到219起。

2015年11月，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表示，国民阵线将会禁止该党所辖的11个城镇的学校向穆斯林学生提供“清真餐”。勒庞说，为穆斯林学生提供没有猪肉的食品，违反了法国的世俗价值。

2015年1月7日，发生在法国《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也给来自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带来巨大压力。从德国德累斯顿市发起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加剧了欧洲“闻穆斯林色变”的恐惧情绪。

与此同时，在欧洲普遍兴起了官方和民间的反伊思潮。2010年在莫斯科出现一本畅销小说《巴黎圣母院成为清真寺》（The Mosque of Notre Dame de Paris），预言到21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将成为整个欧洲的普遍国教，少数老基督教教徒都集中到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居住，反映出欧洲人内心对穆斯林极大的恐惧。无独有偶，法国知名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发表的小说《臣服》也有类似的预测和担忧，该书出版后迅速登上法国亚马逊畅销榜首位，出版后头五天便售出12万册。该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年男人弗朗索瓦是巴黎第三大学的文学教授，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落败，而穆斯林政党“穆斯林兄弟会”总统候选人穆罕默德·本·阿贝斯当选法国总统，从此法国引入了伊斯兰教法，而弗朗索瓦也改信伊斯兰教。《臣服》的出版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更是引发了法国民众对穆斯林的恐惧。

近十几年来，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刻意敌对是其历史一贯的传统，一方面，少数极端主义者的行为被刻板化，而伊斯兰的传统敌对形象被放大加深了这样的成见。主流文化中的这种歧视，伴随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优越感，导致了移民在欧洲国家生活中的种种不利地位。一旦主流社会无法给这些移民后代提供身份认同的可能，甚至忽略身份认同的必要，极端主义者就立刻找到可乘之机。

从另一方面考虑，西方国家前几个世纪的主导地位，帝国主义殖民时期的外交政策确实给很多伊斯兰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极端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结合了这种基于历史的仇恨。在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中，第二代移民相比第一代更强调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作为在发达国家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他们比父辈对社会歧视与不平等更加敏感，对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期待也更高。因此，在欧洲爆发的一些骚乱中，年轻人往往扮演着更积极、更主要的角色。简而言之，目前的矛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历史积怨的恶性循环。

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两者互相敌对与歧视，而歧视和敌对则持续强化了历史积怨的作用。“9·11”事件发生前一年，美国政治学者阿尔弗雷德·斯泰潘曾将宗教和政治关系的理想形式描述为“双生容忍”，亦即政治体制容忍宗教发展，同时宗教教义尊重政治体制。不幸的是，这15年来，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依然落在政治和宗教互不容忍的窠臼之中，甚至不乏恶化之势，欧洲在伊斯兰教问题上向右转的政治趋势即是这种恶化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