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都城规划思想的当代意义
任桂全[59]
摘要：越国都城“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的选址思想，“天地人生，和谐合一”的规划理念，西城东郭、城郭连接的空间结构和“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都城模式，不仅蕴含了越都城规划建设中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同时也为古都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证研究途径。特别是对“象天法地”“坐西朝东为尊”和“筑城造郭”等一些重大问题的破解，显示了2500多年前越国古城规划思想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生命力。越都规划思想的深入挖掘和探讨，对当代城市规划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越国都城；选址；规划；布局；模式；启示
古城绍兴是一座始建于公元前490年的越国都城。虽然这只是春秋战国时代众多诸侯国的都城之一，可是当大多数都城相继从地平线上消失并且转入地下钻探、发掘、考古阶段时，我们回望越都城，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身上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和珍贵。从古代的越国都城到现代的绍兴中心城市，在过去25个世纪之后，不仅地理位置不变，古今城址相合，还在继续使用，仍然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在我国古都发展史乃至城市发展史上，都无疑是一个奇迹。对于古都学研究来说，利用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固然很重要，利用越都城这样饱含古都肌理的实证，或许更有意义。特别是在古都选址思想、规划理念、结构模式和建筑意象等方面，越都城确实有许多鲜为人知而又非同凡响之处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讨，对当代城市规划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 “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的选址思想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我国古代，无论是统一王朝的国都选址，还是诸侯列国的都城选址，都是十分谨慎而又隆重的。因为国都的稳固与安全，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容不得半点草率与马虎。所以当越王勾践在吴国受尽凌辱回国后首先想到的是“定国立城”[60]，要使国家安定、发展、强大起来，必须得有自己的指挥中心，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政治中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都是国家的象征，勾践想要振兴越国，首先必须迁都，把都城从会稽山区迁到山会平原上来，并把都城建设当作振奋民心、团结国人、报仇雪耻的标志性工程来实施。范蠡因为长期在越王勾践身边，深知勾践所思所想，所以说出了勾践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而从勾践的回答看，迁都在他心中早有计划，只是没有最后决定而已，因此他说：“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61]
范蠡与勾践的对话，传达了一条重要信息，即新建越国都城的选址原则是：“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两条：一是地势要平坦广袤；二是交通要四通八达。这两条看似十分普通的选址原则，即使对当今的城市选址，也是普遍适用的。范蠡能够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25个世纪前提出这样的选址原则，除了他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二是出于功利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原来的越国古都，从无余立国到勾践继位，一直在会稽山腹地之中，也就是《越绝书》所说的：“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62]《水经注》说秦望山“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因此有“嶕岘大城”之说。勾践自己也对范蠡说过：“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63]即现在的绍兴县平水镇平阳村[64]。越国想要继续在山区环境发展壮大自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必须跳出山区，把国都迁到地势平坦、交通便捷的山会平原上来，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而这样做的功利目的，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富国强兵，消灭吴国，称霸中原。这种把选址原则与建国方略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建都思想，在我国古都建设史上并不多见的。
当然，选址是都城建设中一项非常复杂的前期工作，除了地形、地势、地貌、交通等条件外，还必须考虑用水、防灾、守护、御敌以及资源等各种因素。正如《管子·乘马篇》所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65]越王勾践提出“定国立城”主张时，范蠡似乎已有系统考虑，他说：“唐、虞卜地，夏、殷封国，古公营城周、雒，威折万里，德政八极，岂直欲破强敌、收邻国乎？”[66]他在全面回顾尧舜时代择地建都，夏商分封诸侯、各建邦国，古公亶父避敌迁都，周公建雒邑威服天下、德化八方的基础上提出，无论是迁都还是建都，都不仅仅是为了消灭强敌、兼并邻国。君臣之间的这场讨论说明一点，即越国此番迁都后择地新建，除了消灭强敌、兼并邻国之外，实在还有更为远大的目标，而这或许就是绍兴古城2500年城址未变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们君臣考虑的远非一时一事之兴。
从今绍兴城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来看，越国都城的选址思想确实非常科学而富有远见。
首先是奠定了绍兴山水城市的永久性基础。由越都城发展而来的今绍兴城，地处会稽山北麓、钱塘江南岸的山会平原偏南的地理位置上，地势由南向北倾斜。东西两翼，又分别以东小江（曹娥江）和西小江（浦阳江）为屏障，今绍兴城正好处于两江之间的地理位置上，水源较为丰沛。而勾践建都时期的山会平原，还是一片潮汐侵袭的沼泽平原，即使是建立一般的聚落，也必须利用孤丘的地形条件，何况建立一国之都？于是越王勾践便在今绍兴城一带东西约五里、南北约七里的范围内，依托由会稽山脉没入山会平原后崛起的种山（海拔76米）、蕺山（海拔52米）和怪山（海拔32米）等大小九座孤丘及其孤丘聚落，建立起越国都城[67]，为后来绍兴形成“越山长青水长白，越人长家山水国”[68]的城市风貌奠定了基础。即使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绍兴古城仍然是城内三山与城外几十座山脉、山丘相呼应，城内15条河道与护城河、鉴湖以及其他南来的南池江、坡塘江相沟通。当现实生活中人们呼唤“回归大自然”的时候，我们面对绍兴古城内外的山山水水，怎能不由衷地说一声，谢谢我们的祖先！
其次是给绍兴城市留下了发展空间。如前所述，越都城的地理位置在会稽山北麓、钱塘江南岸的山会平原上，但是具体城址既不在会稽山山麓线上，而在离山麓线以北约十里的地方；又不在钱塘江岸边，而在如今离江岸约30里的山会平原偏南的地方。越王勾践和范蠡大夫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可供我们研究，但是后来发生的东汉会稽太守马臻筑堤围造鉴湖的事实说明，这是给后人留下的发展空间。试想，如果当年将城址紧挨会稽山山麓线，不给都城的南门外留出空间，那么，在南高北低的地势条件下，城中出现水源不足当是预料中的事情，甚至可能经常遇上旱情。而北撤十里，不仅扩大了越都城上游南池江、坡塘江的截雨面积。还为后人通过筑堤围湖广纳来自会稽山区的东、中、西三十六源之水提供了可能。而鉴湖的建成，不但解决了城市防洪和居民生活用水问题，而且通过鉴湖自身的拒咸蓄淡功能，将原本潮汐侵袭的山会平原改造成为万顷良田。这不能不归功于城址决策者的英明！
最后是为越都城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这种安全保障，主要落实在防御重大自然灾害和实现国防安全两个方面。前面提到，越都城城址是以九座孤丘为基础的，又远离会稽山山麓线，其好处是一方面拥有比较稳固的地质条件，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因山洪暴发或泥石流等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特别是来自会稽山北麓的三十六条溪水，大多源短流急，容易对城市安全造成威胁。而鉴湖的筑成，大大加强了对越都城上游水源的调控能力，既可以将三十六源之水纳为一湖而造福于民，又可以在洪水暴发时通过六十九处水闸从东、中、西分头泄出，从而减轻城市压力。至于国防安全，像勾践这样饱经征战的人物，当然会在都城选址中予以充分考虑。后来建成的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在地理位置上，确实是得山水之利而无旱涝之忧，能攻易守而基业可据。一旦发生战事，这里攻守两便、进退咸宜。
综上所述，越都城选址坚持以九座孤丘为依托，远离会稽山山麓线和钱塘江岸线，居于东小江和西小江之间。地势平坦，土地广袤，交通便捷，是当时都城选址必须考量的因素，也是2500年来绍兴城址始终保持不变的保障。
二 “天地人生，和谐合一”的规划理念
中国传统地理学思想认为，“天地人生之间组成一个整体性的、有循环、轮回、有新陈代谢的生命系统。因此，万物的生化，风雨水土的移动，天体的运动等，都表现了他们的阴阳互相结合的活体。故而大地也是一个由阴阳交互作用形成的太极球，是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活体。山川地域也因山形水系的形态环境不同，而成为一个个大小不同和个性不同的活体”[69]。同样道理，传统城市也是一个有城墙、城壕围合而成的生命活体，赋有大脑指挥系统，神经中枢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有日夜川流不息的新陈代谢活动。
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城市，当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人文背景必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越都城建设中，如何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如何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如何满足当地的人文需求，以实现天地人生的和谐相处，成了规划建设者必须考虑的重大课题和追求目标。范蠡可谓深知其中奥秘的人物，当他接受越王勾践的嘱托之后，马上“观天文，拟法于紫宫”[70]，观察天文地理，在越王住所拟定建都规划。
尽管越王勾践时代还没有“城市规划”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当时就没有规划和规划思想了。前面所说的“拟法”，其实就是编制规划，只不过所编规划具有“法”一样的重要性，所以称其为“拟法”。从《吴越春秋》的记载看，“象天法地”[71]是范蠡编制越都城规划的基本理念。所谓“象天法地”，可以理解为观天象和看风水，这其实与《周易》所说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72]很相近，目的当然是效法天地，以求得天地人生的和谐合一。范蠡按照“象天法地”的理念，究竟看到了什么天象、发现了何种风水呢？《吴越春秋》《越绝书》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这方面的信息，范蠡自己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范蠡的建都实践中窥知一二，这就是“辨方正位”和“效法天象”。
我国古代住宅、聚落、城市选址和规划中，十分讲究“辨方正位”，并且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方位意识，如四方方位、星象方位、八风方位等[73]。这些方位意识在越都城选址和规划中有何体现，范蠡当时并没有做出说明，倒是后来三国时期的越人虞翻，有过一番十分精彩的阐述，他说：“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7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牵牛星为二十八宿之一，俗称牛郎星，是寄托着人间牛郎织女故事的星宿，而少阳则指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是太子所居的东宫所在。正因为越都城处在上应牵牛、下当少阳的位置，不仅四方通达，物产殷富，而且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个人才辈出的好地方。也许由于虞翻从自然环境、经济物产和人才现象多方面印证了越都城乃至整个会稽地区天地人生和谐合一的真实情况，所以向来受人肯定，鲁迅也曾引用其说[75]。不过从虞翻的叙述中，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范蠡在越都城选址中“辨方正位”的结果，以及范蠡坚持“象天法地”规划理念给后来的绍兴城带来的受用不尽的恩惠。
至于范蠡在越都城规划建设中是如何“效法天象”的，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吴越春秋》中的一段话。书中说范蠡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陆）门四达，以象八风。”[76]其中提到的“天门”“地户”“八风”，都是天上地下的对应物，因为天上有“天门”，所以在地下埋伏漏石窦[77]作为“地户”与“天门”对应；在大城四周设立“陵门”，旨在与“八风”相呼应。这种把地上的建筑布局与想象中的天上布局相对应，把人间的建筑秩序模拟成天上的建筑秩序，看似一种简单的比附，实际则从都城建设的视角，反映了人与天、地、大自然的感性对应关系。所以当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建成之后，范蠡就意味深长地对勾践说：“臣乃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78]意思是说我取法天象而兴建城郭，又与地神气数相合，山岳之形已经形成，昆仑之象所以存于其中，象征着越国将成霸业。所以越王勾践接着就说，假如真的如相国所说，那接下来就是我的使命了。范蠡对越王勾践说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对自己在越都城规划建设中“辨方正位”“效法天象”的一次全面总结。
范蠡为什么在越都城建设中坚持“象天法地”的规划理念，其原因或许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古人对自然界始终怀有敬畏的心理，认为“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主宰，从自然界的灾变，国家王权的更迭，社会秩序的安定，到普通小百姓的凶吉祸福，都与“天”有关，是“天命”所致。于是，人们开始寻求建立人与“天”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这种宇宙观的支配下，人们觉得无论做什么事，都应当承天命、顺天意，以求得天人协调，取得人间平安[79]。因为“天”是主宰，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皇帝也无非是替天行“道”而已，何况越都城的建设？从越都城建成之后范蠡对勾践的那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中，我们不难体味到范蠡心灵深处的“听天由命”思想是客观存在的。
但这不是左右范蠡规划思想的全部，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由范蠡亲手建成并且至今城址未变、古貌尚存的越都城，就不难发现，在范蠡选址、规划、建设越都城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努力遵循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思想。如前面讲到的，在越都城的选址问题上，他为绍兴奠定的山水城市基础，他给绍兴留下的发展空间，他为绍兴提供的安全保障，经过长达25个世纪的考验后表明，如果没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历史的发展将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所以，对于范蠡天地人生和谐统一的规划理念，应当予以全面考察和合理解读。
三 “坐西朝东为尊”礼制的实际应用
查阅文献结合对绍兴古城的实地考察，可知越都城的空间组织主要由“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两部分构成。从地理位置看，小城在西北部，紧靠种山（今称府山）；大城在东南部，范围更为广阔。从功能布局看，小城是越王“宫台”所在之地[80]，具有“城”的性质；大城则承担了都城的其他功能，起到了“郭”的作用。研究表明，这种西城东郭、城郭连接的空间组织，虽然具有利用种山地形的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这就是“坐西朝东为尊”的周代礼制。
中国是传统的礼仪之邦，向来重视用“礼制”来规范人们的一举一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81]。在儒家学说中，礼就意味着管理，意味着规范，意味着秩序，意味着遵守宗法制度。历代统治者都因此把礼制意识形态化，成为指导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准则。即使是建筑领域，上至都城宫室，下及百姓民居，都必须在礼制的规范下运作。《唐会要》中所说的“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庶人各有等差”，在城市、宫殿、坛庙和墓葬制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坐西朝东”就是这种“等差”制度在先秦时期的都城建设中的实际运用。
不过范蠡按照“坐西朝东”礼制组织空间布局时，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了解范蠡建城过程的人都知道，他建越都城分两步走：第一步按《吴越春秋》的说法是先“筑作小城”，而且在西北的种山上“立飞翼之楼”，由此推定，小城的位置当在都城的西北部，如果以至今尚存的种山和山上的飞翼楼为坐标，正好与实际情形相符。因为“小城”是越国的“宫台”所在地，也是越国的政治中心，因此《越绝书》便直呼其为“勾践小城”。第二步，范蠡又在小城东南的“司马门（即王宫的外门）”外建起面积比“小城”大十倍的“大城”，即“山阴大城”。《越绝书》说：“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治也，今传谓之蠡城。”[82]山阴大城就其规模来看，被赋予了除越国“宫台”以外的都城必需的其他所有功能。因此，相对于“小城”而言，“大城”实际上就是“郭”，虽然《越绝书》称其为“山阴大城”，但按其功能配置看，称之为“郭”或许更为合适。因为这样更能体现“坐西朝东为尊”的核心价值。
其实，“坐西朝东”礼制在古代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的，除了都城、宫殿、民居等建筑布局外，在墓葬制度中，在君臣关系上，在宾主席次安排上，都有实际反映。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越国墓葬布局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印证了这一点。1996年开始发掘的绍兴印山越国王陵，便是一座“平面呈现‘凸’字形的竖穴岩坑木椁墓，呈东西向，墓穴全部在岩层中挖凿而成，全长100米……”[83]在浙江东阳发现的春秋战国土墩墓群，也都是东西朝向，其中：石角山石室土墩墓，东西向，方向290°；石墩洞山石室土墩墓，东西向，方向283°；银角山石室土墩墓，东西向，方向270°；峋界尖土墩墓，东西向，方向225°[84]。这种坐西朝东为尊的礼制，直到西汉还很盛行。例如，《史记》写到的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85]。项王、项伯“东向坐”，表示对他们的地位尊重，而张良“西向侍”则表示不敢居尊长之位。即使是明清时代官员与师爷的关系中，也还残留着这种封建礼制。虽然彼此只是一种雇佣关系，但幕主往往尊师爷为“西宾”，而师爷则称幕主为“东翁”或“东家”[86]。可见，坐西朝东是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普遍存在的礼制。
范蠡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越都城实行西城东郭、城郭连接的规划布局，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坐西朝东是古人太阳崇拜在建筑形制上的反映，因此不仅具有宗教信仰的含义，还有向东可以避开冬季寒冷的西北风的功利目的[87]。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礼制对于都城建设的规范要求，在古人的很多论述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这里不妨举上几例：《礼记》说：“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88],“上”当然是尊者。《论衡》说：“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89]《日知录》也说：“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90]师爷与官员的“西宾”“东翁”相称，就是一种交际礼。这种以东向为“尊”、为“长”、为“主”、为“上”的强烈的等级观念，必然会反映到越都城的规划建设之中，所以我们说越都城采用西城东郭的空间布局模式，实在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然而，根据复旦大学杨宽教授的研究结论，这种“坐西朝东”礼制，从东汉开始逐渐被“坐北朝南”的礼制替代了。因此，东汉以后的魏都洛阳、吴都建业、南朝建康、唐都长安等都城的空间布局，实行的都是“坐北朝南”礼制[91]。之后北宋开封、南宋临安和元明清三朝古都北京都是“坐北朝南”。
这种从“坐西朝东”向“坐北朝南”的礼制转换，也使得都城的空间结构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如前所述，原来按照“坐西朝东”礼制规划建设的古都，都是西城东郭、城郭连接的结构形态，“城”与“郭”既有不同的功能配置，又是东西（或西北与东南）有别却相连的毗邻关系，我们姑且称之为“毗邻城”。而实行“坐北朝南”礼制以后所建的都城，往往遵照“中轴线”布局的原则，不是在“小城”（或称内城）外面建“大城”（或称外城），就是在大城里面建小城。小城与大城虽然功能不同，但相互之间已经不是“毗邻关系”了，而是一种新的结构模式，即大城套小城的模式，堪称“套城”。
从“毗邻城”到“套城”的空间结构模式转换，实际上就是我国古都史上存在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其时间的切割点，便是在东汉。有趣的是，我国目前公认的七大古都北京、西安、安阳、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已经偏离了当时的原址，相去至少在十公里以上[92]，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随着城址的变迁，都城的空间布局形态，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的。而七大古都之外的绍兴，不但城址未变，而且西城东郭、城郭连接的空间布局形态还是能找到大致方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其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四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都城模式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作为统一政权或诸侯邦国都城的，大大小小不下数百处。能够完整提出都城的功能布局和结构模式的文献有记载春秋晚期越都城、吴都城建城历史的《吴越春秋》。《吴越春秋》首次提出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都城结构模式。虽然在当今流行的《吴越春秋》一书中，这一具有概括性、指导性、经典性的表述语言已经成了佚文，但所幸被其他古籍保存了下来。《初学记》引《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93]《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94]。两书引用中出现的“居人”与“守民”的区别，当是避讳所致。
《吴越春秋》把“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建都模式，归功于鲧，是鲧开创了筑城造郭的建都历史。可是我们都知道，鲧存在于传说时代，而鲧的儿子大禹开创的夏代，虽然已经有关于都城的记载，但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最多也无非是一些城堡遗址而已，如王城岗城堡遗址和平粮台城堡遗址[95]。尽管两处遗址已有城墙出现，但从根本上说，两者都还没有把“城”与“郭”加以区别的迹象。杨宽教授把“城”与“郭”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接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96]。可见，“郭”的出现以及“城”与“郭”相连接的历史，是从西周才开始的。《吴越春秋》不仅明确提出“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建都模式，而且把“城”与“郭”的不同功能和“城”与“郭”的相互关系说得一清二楚。这在其他都城建设和相关古籍中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是依据越都城模式而作出的形象概括，是越王勾践和范蠡大夫的创造，只因为勾践是大禹的子孙，当然也是鲧的后代，所以才把这个功劳记到鲧的头上去，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模式的提出和“坐西朝东”礼制的实施，实际上已经为越都城的规划建设解决了“城”“郭”方位与功能配置两大难题。对于“城”“郭”方位，如前所说，范蠡做了西城东郭即西城连接东郭的安排；而在功能配置上，“城”以君为核心，“郭”以民为主体的观念也是十分明确的。
“西城”即勾践小城的范围，《越绝书》说其“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97]。而《吴越春秋》称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陵门四达……”如果按度地法三百六十步为一里，应为三里四十二步。再按“司马门”[98]在怪山东南面之说来推测，则小城周长当远不至三里了，其范围大致包括了种山、火珠山、峨眉山和怪山，也就是说，在越都城内的九座孤丘中，小城占据了四座，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实际上小城“一圆三方”的形制，已经给周长的计算留下了模糊空间。因为小城只在东面、南面和西面的部分地段筑起了城墙，而北面和西面的部分地段利用了种山地势的险峻而不筑城墙，以示越国服事于吴而不敢设防，这就是所谓的“一圆三方”。因此在实际计算时，因为“一圆”是山体而不是城墙，很可能不在书中记下的周长之内。
至于小城内部建筑，当然以“君”为核心来展开，首要的自然就是越王“宫台”了。这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99]。作为越国政治中心的象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气度不凡，足可震撼人心的。与此同时，又在小城西北的种山上建起飞翼楼，实际上起了观察吴国军情的瞭望楼作用；又在小城东南怪山兴建“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100]的游台，用以观察天象。此外，诸如越王勾践的子女妻室、越国大臣们的眷属、“卫君”士兵的居室以及为上述人员提供服务的各种设施，自然也是小城之内必不可少的建筑物。
或许由于受小城规模限制，许多越王勾践的活动场所，不在小城之内，而在大城甚至大城之外。如建于怪山之巅的灵台（观察天象灵气），建于淮阳里丘的离宫（与宫殿分离的宫室，故名），建于高平里丘的中指台（也称中宿台，是勾践中途歇宿之处），建于安城里的驾台（勾践停放车驾的地方），建于土城山的美人宫（教习西施、郑旦的宫台）以及勾践弋猎之处的乐野、宴饮之处的燕台、斋戒之处的斋台等。所以《越绝书》在写到越王勾践行踪时说：“勾践之出入也，斋于稷山，往从田里；去从北郭门，炤龟龟山；更驾台，驰于离丘；游于美人宫，兴乐，中宿；过历马丘，射于乐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谋石室；食于冰厨。”[101]勾践足迹所至，涉及离台、游台、灵台、斋台、驾台、燕台、中宿台和美人宫八处宫台。“台”原本是用土筑成的高台，《太平御览》引《尔雅》曰“观四方而高曰台（积土四方者）”[102]，是古代皇帝权力的象征，而越都城内外有这么多的宫台，而且几乎都建筑在山丘之上，如怪山上的灵台，淮阳里丘的离宫，经考古发掘，美人宫也在土城山上，这不能不说是越都城的一大特色。
当然，小城毕竟受面积限制而不可能担负起更多的都城功能，这就非常自然地落到了比“西城”大出十倍的“东郭”即“山阴大城”身上了。《越绝书》：称“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筑北面”[103]。这里又涉及“东郭”范围究竟有多大的问题，因为既然北面不筑城墙，那么所谓“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照理就不应该包括北面的长度，换句话说，大城的实际周长可能还要长。如若此说不能成立，那么“西城”与“东郭”是相连接的，其中必然有一段城墙是重叠的，这段重叠的城墙究竟计在“西城”还是“东郭”周长之内？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按照《周礼·考工记》提出的建都方略，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04]。都城内应当有宗庙与社稷坛，而越王勾践的宗庙，无疑是大禹庙。由此观之，禹庙在大城的范围之内也说不定。
“东郭”亦即“山阴大城”范围内，除了宗庙以外，还有些什么功能布局和相应的建筑物呢？由于一方面过去没有具体文字记载，另一方面现在人口聚居而无法进行地下考古，所以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是越国都城，是越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技术中心，按照“造郭以居民”的原则，我们不妨设想，居住在这里的，不仅有士兵和他们的家眷，有从事农耕、畜牧、养殖的农民，有纺织、冶炼、制陶、制造兵器的工匠以及无法从事生产劳动的老人、小孩等。虽然“东郭”才刚刚建成，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形式，但即使如此，民居、工场、作坊、市场、马路、耕地、牧场、军训场地、集会广场以及儿童玩耍的草地等。所有城市的这些基本特征，都在围着的城墙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甚至影响和引领着未来城市形态的发展。
陈桥驿先生因此指出：“小城是于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大城则是于越的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他还进一步指出：“小城的迅速建成，为大城的兴筑赢得了时间；而大城的兴筑，又为小城保障了给养，进一步巩固了小城的基础，使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兴计划有了可靠的保证。”[105]这就再次证明，范蠡按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模式建筑越都城，不仅在规划设计上是科学合理的，即使从城市发展看，也堪称把现实利益与长远目标有机结合的杰出典范。要不然绍兴古城何以能够做到2500年城址不变、庚续相继，成为我国古都建设史上的奇迹呢？
（原文刊登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