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缘起
（一）文言诗文教学的曲折经历
自清末语文正式设科以来，文言诗文教学已走过百年的历史。百年来，文言诗文教学经历了一个由传统迈向现代、由保守趋于开放的变革过程。这一路走来，文言诗文教学历经风雨，几番沉浮，可谓命运多舛。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没有一定的教材和学习年限，语文教学几乎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2]；而且“传统教育是单科教育，单教语文，没有其他课程来和它争地位、抢时间、比高低”[3]。当然，那时的语文教学，是纯粹意义上的正统书面语——文言的教学（并且是以“读经讲经”为宗旨的）。文言诗文教学占据了语文教育乃至整个古代教育的垄断地位，一切都顺其自然，稳稳当当，没有人质疑它的合法地位。可是，在中国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逐渐发生了改变。先有1903年清政府“癸卯学制”，分设“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字”或“中国文学”两科，后者就成为日后“国文”科的先声。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取消了“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的科目名称，统一称为“国文”。此时，文言诗文仍然保持着正统地位，教材全是文言文。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独立设科仅十几年的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后，白话文逐渐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至此“国语”科诞生。从1922年起，国民小学一律改为语体文，中学和大学的文言教材也逐渐减少。至此，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受到了白话文（语体文）的真正挑战。语文教学革新的先行者叶圣陶先生，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率先把白话文正式引入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教材，打破了几千年来文言文一统天下的语文教学局面。随之而来，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生存权、价值取向以及实施路径等问题即“文言文教学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与语文教学如影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个问题。而且文言与白话总是牵扯在一起，在百年语文教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上演了一幕幕“你退我进、你守我攻”的拉锯战。“五四”新思潮来了，白话就吃香，不久整理国故之风骤起，又改为文言吃香，如今，人文思潮涌起，文言又身价倍增。几乎社会文化每产生一次风波，文、白教学的主次地位就随着动荡一回。
百年文言诗文教学讨论热潮的几次兴起，在语文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中的几次变迁（这两项相关内容后文有详细叙述），既是它的不幸也是它的大幸。不幸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式推进，本身说明文言诗文教学在中小学教育中没有步入正轨成为常态，并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致使实际教学陷入模糊混乱的盲目状态；幸运的是任何时代人们都无法真正忘记文言诗文教学，无论是处在暴风骤雨般激情燃烧的变革年代，还是风平浪静的现代化和平发展时期，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始终没有完全抛弃文言诗文教学，这又彰显出文言诗文教学独特的价值所在。
（二）文言诗文教学的价值追问
国内外基础教育阶段的母语教育中，古代语言和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目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一直都备受关注。不少教育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夸美纽斯认为，针对不同的学习者，对古代语言教育的要求应有所不同。[4]乌申斯基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高标准要求的古代语言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受到挑战，古代语言包含着过去时代的智慧，但现代社会的智慧则蕴含在最新的语言中。[5]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待古代语言的教育问题。诚然，文言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形式，它的教学也必然面临着现代性的审视。我们既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视文言诗文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也不能一味怀着“眷古情节”，把文言诗文奉为至宝，称其为拯救现代人道德迷失的一根“救命稻草”。毕竟，文言诗文终将与现代生活越来越远。我们应该看到，在如今以网络、影视为代表的电子传媒方兴未艾的信息时代，太多的信息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太多的生存压力剥夺了人们文学阅读的闲情逸致。张中行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文言像似站在十字路口，其实这是假象，真相是早已走向下坡路”。[6]对于即将逝去的东西，我们总是恋恋不舍，总想试图抓住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文言诗文也不可能再拥有那个曾经辉煌的时代。更何况，中小学普及教育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需要的现代公民。语文课程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首先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现代语文素养。现代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虽不能面面兼顾，也要有个轻重主次。“基础教育应将眼光盯在最具有基础意义以及最实用的听、说、读（包括读电脑屏幕）上。”[7]我们不能仅仅“为了满足社会上教育界人士舍不得文言的需要”而肆意渲染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盲目加大文言诗文的教学分量。不管我们情愿不情愿，文言诗文在现代社会已渐渐丧失了实用的价值，除了那些古文学专家，大多数人很少在日常生活、学习以及工作中看、听、说、写文言诗文了。既然这样，有人就认为，干脆在中小学取消文言诗文教学得了，一门心思搞好学生现代汉语的读写能力。先不论文言与白话的源流关系，简单地取消就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一百年来，我们有过多次的争论，也没有哪个时期真正割舍过文言诗文教育，只是在目的、要求、内容上有过取舍。正如余秋雨所说：“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毁灭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8]感性与理性的良知都昭示我们，如果不让孩子从小接触一些中国古典的文学教育，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那是一种“断根的教育”，是“残的教育”。
我们应该转换一个角度思考文言诗文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怎样对待和处理文言文问题，是一个很需要加深研究的相当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眼前的办法，要有长远的打算。这是语文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文化政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9]张志公先生的一席话道出了文言诗文教学的价值所在，文言诗文教学问题不单单是语文教育的事，而且是关乎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大事。面对当今社会文言诗文教学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走出了工具实用价值取向的泥潭，从“文化”这个角度思考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价值取向的转化最终体现在2003年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表述中：“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从传承文化这个角度看，学不学文言诗文，广义上讲，首先不是语文教育中的课程问题，而是语文教育对于国家民族之强盛发展所应具有的功用问题，也就是说，其要义在于国家政治而非仅止于学术。我们从国家与民族的层面上认识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并不是越俎代庖，夸大其词。正如法国教育家加斯东·米亚拉雷指出：“学校的语言首先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所谓母语教学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件纯技术问题。”[10]当然，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社会个体的充分发展。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首先要求教育应该要注重学生个体的发展。那么，学习文言诗文在满足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的同时，是否有利于学习者个体自身的充分发展呢？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定位文言诗文的现代价值是否太玄、太高、太理想化了？“教育的基底在人那里，任何关于它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的论说只是从外部的阐述，都充其量只是一种补充，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补充。”[11]可是，我们往往把社会功利性过分放大，忽视了教育中人的存在，很多学者发出了“把人的教育还给人”的呼吁。在文言诗文教学中，我们也应该深思：学生在哪里？我们在思考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的时候，是否应该更多地考虑一下学生？怎样的价值定位才最符合学生的需要，不管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需要？
（三）文言诗文教学的现实困惑
钱梦龙先生曾经把传统的文言文教学归纳为“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八字真言”。他对这种教学思想及其流弊做过精辟的论述：“所谓‘八字真经’，无非是由老师一字一句‘嚼烂了喂’，以应付考试。其结果必然是肢解课文，而且其肢解的细碎程度，比之现代文教学中的肢解课文更甚更惨，说它‘碎尸万段’，也不夸张。文言文事实上已经不再是饱含思想感情的‘文’，即便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无论‘韩海’‘苏潮’，一到语文课上，都只是一组组按刻板的语法规则组合起来的实词和虚词而已，再也激不起丝毫情感的波澜。文言文教学对师生双方来说，都成了一件最索然无味，但为了应考又不得不忍受的苦事。”[12]
钱先生的这番论述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中学文言文教学现状有感而发的。随着对传统文言文教学批驳的深入，我们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尽管各地的教学改革举措各异，但大致原则相仿，即更加关注对文本整体的把握和解读，而不去深究文言文现象，降低了语言层面的要求，这一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尤为明显。如此一来，初中语文教师实施文言文教学有如释重负之感，然而这样一种改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导致矫枉过正，使得高中的语文教师在实施文言文教学时又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学生的文言功底过于薄弱，难以应对正常的文本阅读。我们当然更不难想象学生在连基本的语句都读不通时，又如何让他们去体会李密写作《陈情表》时那复杂的思想感情。
在实施文言文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语文教学界的思想呈现忽左忽右的状况，要么过分强调文言文教学的工具性，将之混同于大学里古汉语课程的学习，要么将之等同于现代文的教学，过于强调人文性思想内容，而忽略了语言的时代差异，使得文言诗文教学陷入越改越乱的误区。文言诗文教学长期以来存在着某种尴尬：当教师努力落实语言因素时，教学往往变成了文言词句与语法章法的分析课，随之而来的是课堂气氛的沉闷和师生双方的疲惫；当教师积极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层面时，教学又往往流于空疏、浮泛乃至花哨，最终直接导致学生文言水平的迅速下滑。许多一线教师在困惑于这种两难的局面前做出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无奈选择——串讲加分析。可以这么说，钱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的文言文教学的“八字真言”仍然风行于当前的文言诗文教学课堂上。十多年来，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观。文言诗文教学要坚守传统，更要与时俱进。但由于文言文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中国古代优秀作品的不可更换性，文言诗文教学与时代的发展脱节，教学理论滞后于现代科学教育理论，致使文言诗文教学改革举步维艰，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教学效率低下，教学方法陈旧，“教”与“考”严重脱节，教学实践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导；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无从凸现，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参与性不够。费时弥多，收效甚微。而且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缺少一个整体合理的规划，没有按各年龄段学生的特点统筹安排。现实状况是：小学起步晚，初中模糊粗糙，高中又过于急迫，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严重脱节。现在的中学生怕读文言文，我们不能怪罪文言文本身，而与我们的教法、学法、考法不当大有关系。在文言诗文教学的顽疾没有得到治愈的前提下，当前语文课程中文言分量显示不断加重的趋势，文言文的教学要求不是降低，而是不断增强，尤其是在教学方法没有得到有效改进的情况下，这不能不叫人担心。
（四）文言诗文教学的前景期待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知识的更新周期大约为30年，而进入下半叶，知识的更新周期已缩短为10年甚至更短。进入21世纪，知识的更新周期以每3年更新一次的速度呈几何级增长。伴随着人类的知识总量呈爆炸性增长的趋势，知识的传播方式以及人们的学习方式都较过去有了质的飞跃。这种质的飞跃主要表现为更加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与获取知识的便捷性。这种质的飞跃也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从宏观层面上看，教育应着力解决好整个体制变革的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教育应着力解决好“学什么”与“怎么实施教学”的问题。对于文言诗文教学来说，我们不要老是纠缠于“要不要学”的争论耗费时间和精力，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学习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以知识经济为主旋律的当今，如何高效率地学习文言诗文，如何让文言诗文教学更切合今天这个时代，更适应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关于母语教育的现代化问题，不仅我国正在探索和研究，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在探索类似的课题。法国的教育部长贝鲁在计划如何使法国的教育事业为21世纪做好思想准备时，将加强拉丁语教学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从5年级就开始教拉丁语。学会拉丁语是掌握现在使用的语言的极好基础，并且能帮助获得有关欧洲文明的重要知识。贝鲁说，今年有30%的学生打算听新开设的拉丁语课，他为此感到高兴。”[13]我们不能固守着老传统凝固不化，摆起一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架势，把现代新教育思想和先进的西方理论拒之门外。善于学习，博采众长，才是文言诗文教学的一大法宝。“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曲高但不会和寡，无超前意识的亦步亦趋的教学，保险但不保质。在基础教育阶段，在学生有限的学习时间内，（相对于传统语文教学来讲，中学生40%—50%的文言诗文篇幅已经达到极限了），任何再加重文言诗文教学时量的做法似乎都不太合时宜了，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科学地合理规划和实施教学，通过这少量的“活文言”的学习，使学生学到一些方法，培养学生学习文言诗文的兴趣，养成一个“继承文言发展现代汉语”的习惯，给“学校后”的自学打下坚实的基础，以目前有限的吸入量摄取将来无限的吸入量。在充分挖掘古代优秀传统经验的指引下，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把准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众人的努力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必将走出黑暗中盲目兜圈的胡同，从那种“小园香径独徘徊”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寻寻觅觅中超拔出来，迎来光明的未来！
（五）文言诗文教学的历史转向
文言诗文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从远古走来，用一种不同于现代话语的言说方式述说着中国的古代文明，透视着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虽然年代久远，与时代隔阂，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过时和死去，而是仍然鲜活地流淌在我们民族精神的血液里。正像诗人流沙河诗中所写的：“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文言诗文经典作品就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极其敏感的一根弦，拨动它就很自然地激起一片浓浓的情愫：对民族故土的依恋。如果一个法国人不会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将遭到人们的嘲笑，可《巴黎圣母院》就是法语的文言文。一个无力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能发展到哪一步？正由于文言诗文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以及它的不可替代性，致使文言诗文教学也成为语文教学中一个特殊的领域。自语文教育现代化转型以来，它也不曾隐退，始终占有自己的一块“世袭领地”，不论大小与轻重。可是，文言文，就像那厚皮的核桃，虽有丰富的内涵，但观之满脸皱纹、饱经风霜，咬也咬不动，叩也难叩开，只好敬而远之，束之高阁。在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文言诗文教学正举步维艰，情况不容乐观，若不创新形式与途径，则永远在模仿古人的旋涡里打转转。但是如何创新，求得突破，非一朝一夕之事。若就现在谈现在，拘泥于问题的表面，不去深挖问题背后的根源，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徒劳而已；若只是为了适应未来现代化的需要而勉为所难，迫其改头换面，变成一个“四不像”的东西，那更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至于随手拈来一个现代新理论、新思想，堂而皇之强加于之，美其名曰“创新”“再造”“新生”，则只会是凌空蹈虚，昙花一现，没有长远的实践指导意义。文言诗文教学是中国原创性的问题，我们应回到中国的大地上，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语文教育传统，离开这一条，文言诗文教学效果就不会理想，甚至可能会“岌岌乎殆哉”。当我们感慨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不尽如人意或问题不断、困惑连连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现实的体察和思考，更需要追问——问题与困惑如何而来？关于问题的追问就必然将我们引向历史。百年来，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思想、理念、实施究竟有着怎样的演变过程？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经验与教训？若不曾对那些散落的历史文献收集、整理、分析、研究，我们怎敢姑妄言之！当前，我们对于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讨论与建设，迫切地需要站在历史的平台之上，而不是凭着主观意愿来指手画脚。然而，文言诗文教学史的研究，是现代文言诗文教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新的，特别是西方教育观、教学思想、方法的冲击，这一研究领域一直局限在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等领域，未能进一步扩大其影响。但是，考察文言诗文教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象，有助于我们对文言诗文教学的一些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因此，梳理、审视与剖析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发展、思想和实践，还原历史的真实，再现历史的现场，审视现实的困境，追溯问题的根源，探寻未来的出路，是一项极有价值的语文教育研究。正是基于此，我们选择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作为研究对象，以“坚守与创新”为视角和线索，展示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演变历程，反思当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和误区，旨在更好地为当下及未来的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照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