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态经济学研究的进展
一 生态经济学研究的进展
生态学原则被有目的地应用到生产实践始于20世纪40年代，但当时仅局限于生态学个别规律的应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工业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继之而来的人口、粮食、自然资源的压力，直接冲击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生活。于是，如何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科学家面临的主要挑战（马世骏，1990）。
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1980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倡导者、奠基者，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多次提出要认真总结和对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指出：“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主导的一面，一般说，应该是前者，因为生态平衡如果受到破坏，这种破坏的损失，就要落在经济的身上。”这实际上是讲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这与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九个报告《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是一致的。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得出相同的结论，说明这个问题的普遍性（石山，2001）。许涤新先生指出：“人类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自然条件，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环境体系的。马克思《资本论》多次提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指出的正是这一个问题。”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特别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研究，许涤新先生以其科学的敏锐性和前瞻性，于1980年8月首次提出“要研究我国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目标。同年9月，许涤新先生主持了我国首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拉开了我国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序幕。这次座谈会上，许涤新、马世骏、侯学煜、阳含熙、王耕今等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在一起共同研究我国生态经济学问题，这是两大科学领域在生态经济学上的第一次密切合作。会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生态经济学论文集《论生态平衡》。
我国生态经济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研究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中包含了从滥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转为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内容。这次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保持生态平衡，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1983年1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实现农业发展目标，必须注意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要求在这三大前提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正是在中央提出的三大前提的指引下开展起来的。
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策、工作上的失误而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对我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忧心忡忡，大声疾呼。其中，关于“长江有变成第二黄河的危险”的呐喊，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时期是生态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其研究核心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许涤新先生反复强调的“生态经济学的要求，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遵守这个规律，才能在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保持生态平衡的相对稳定，才能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而以整体利益为主导；才能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而以长远利益为主导”，是当时生态经济学的主要思想。
（二）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
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我国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环境科学家、农学家、林学家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重要性，并在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我国经济建设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所以，该阶段的生态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上，并以此为贯穿生态经济理论的红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成为我国生态经济理论的主流。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生态经济学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1987年9月，许涤新主编、一批生态经济学家撰写的《生态经济学》的出版，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形成的标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学者们，围绕生态经济理论、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农业、森林、草原、渔业、城市、区域、乡镇企业等主题，出版了150多部著作。这些成果不仅为中国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我国实施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以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应作为全球的共同战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1994年我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同年，刘国光理事长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召开的“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的报告中指出：“新的形势，给我们学会带来了义不容辞的新任务，要求我们对生态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都要进一步深化，要从一般的宣传工作向扎实做好普及培训工作转变；要从理论概念的研究向参加实践工作转变；要从生态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将生态、经济、社会统一起来研究，拓展研究面。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要尽快形成理论体系，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实践向深度与广度扩展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由于传统发展观完全忽视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维持自然生态财富的非减性，完全否定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即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完全违背了经济不断增加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一法则，导致人与自然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由于传统发展观已无法适应当代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所以与它相对立的可持续发展观便应运而生（刘思华，1997）。由理论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组织，王松霈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和由生态经济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刘思华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纵观我国生态经济学发展过程，应该说，生态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壮大、成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
二 生态经济学研究的评价
（一）生态经济学需要拓展
生态经济学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农林业，后来拓展到工业，并在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商业、服务业一直关注不够，这是生态经济学研究视野上存在的缺陷。生态经济学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发展理念的阐释，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的界定，生态和环境危机的警示，并在这些方面建立了系统、准确的话语体系，但对定量方法、计量工具的关注一直不够，以致在研究中存在着解释问题的能力较强，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的缺陷。我国生态经济学界着重于宏观与中观层次的生态经济问题研究，对微观生态经济的研究略嫌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微观层次的企业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缺乏系统理论研究；二是对公众个人和家庭环保的生态经济问题有所忽视。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的生态需求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具体，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生态经济研究必须进一步开阔视野，把商业、服务业纳入研究领域；努力改进实证研究和计量研究的方法论，不断地完善生态经济学科体系。要科学阐明现代企业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实施主体，是可持续发展的微观主体。唯有如此，才能最终解决生态环境建设这个伟大的历史课题。
（二）生态经济学需要借鉴
最近几十年，经济学的进展极为显著，具体表现为：理论体系越来越完善，逻辑结构越来越严密，分析方法越来越完美，求解工具越来越精巧，资料数据越来越充分，解释能力越来越全面。与此同时，为探索生态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经济学科越来越多了。过去与生态经济学相近的学科只有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现在涌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绿色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学等学科。这些经济学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具有相似性，在内容上存在着交叉甚至重合。同基因、生物和生态系统需要多样性一样，研究生态和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科分支也需要多样性。多种经济思想的提出，既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正在形成的重要标志，又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所在，百花齐放的源泉所在。所以，既要看到相近学科增多会加剧学术竞争的一面，又要看到相近学科增多有利于相互促进的一面。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生态经济学家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关注相近或相邻学科的进展，充分挖掘它们的长处为我所用，例如，循环经济广泛采用的产品全生命周期分析方法等。善于借鉴，善于取相近学科之精华，是完善生态经济学学科体系的重要途径之一。生态经济学家要善于兼容并包，对不同于生态经济学的假设、概念、方法和工具，要采取博采众长的态度。总之，生态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是深化探索、广泛借鉴、综合创新，使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更完备，方法、工具更精致，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愿意接受并使用的人更多。
（三）生态经济学需要发展
莱斯特·布朗认为，以生态中心论取代经济中心论的重要性，宛如历史上以“日心说”替代“地心说”。其实，“地心说”是托勒密在大量观测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该学说的缺陷是需要满足他提出的48个假设才能成立。哥白尼作出“日心说”这个正确判断时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而仅仅是基于自然界的规律是简单而完美的，不应该依赖如此繁杂的48个假设的认识。
生态经济学的提出也有相似之处，当时提出生态经济学主要是为了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而并非生态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积累。经过多年的努力，生态经济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然而，我们不应满足于现状，更不能以为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完美无缺了。如果没有不断完善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责任意识，没有认真对待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不会有持之以恒地开展生态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动力，就不会有踏踏实实地填补空缺，弥补缺陷的工作态度，生态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严密、越来越精致的学科理论体系。
生态经济学的发展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本土化。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理论都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得出的，实际上都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值得高兴的是，中国的经济研究正在发生由“拿来主义”到“本土化”的转变。研究本土问题只是本土化的形式，本土化的确切含义是指以观察到的经验数据构建理论框架，而不是简单地把外文的理论框架转化为中文的理论框架。经验实证是理论与时俱进的必要条件，只有对现象和数据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弄清现有理论不能解释哪些现象，才有可能在剖析这些经验现象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从而完成理论创新。二是规范化。形式上的规范化是指，在对某一问题提出论点之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形式”上的规范化是使生态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体系的最起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严格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即在基本假设可验证、问题边界清晰，数据资料完整、可靠，理论与方法论适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所有逻辑推论都不会被经验事实证伪的理论，而不能以观点、愿望替代逻辑推论，以比喻代替推理。
三 生态经济学的展望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最初出现的是农业经济形态，它是农业革命的产物；随着物理学、特别是力学的发展，工业经济形态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同理，信息经济形态是信息革命的产物；继信息革命之后，生态经济能否成为人类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关注该问题的理由是：
第一，构建生态经济形态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现实中，往往以有用的产品衡量生产效率，问题是被利用的资源只有一部分转化成有用的物品，其余则转化成有害物累积在环境中，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需要构建生态经济形态。
第二，构建生态经济形态具有客观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已经提升了三次。第一次是基于政府主导的命令与控制方法，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污染控制；第二次是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手段，强调企业在废弃物产生方面的源头作用；第三次是在进一步完善政府和企业职能的基础上，实现政府法律、企业自律和公众认同的他律的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公众监督下的生态文明。
第三，构建生态经济形态正在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生态经济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些哲人提出的旨在摆脱现实社会面临的诸多困境的一种理念、一个目标和一条路径，现在已经上升为一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的理论体系；伴随着生态运动的全球化，追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经济形态，正在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伴随着实业家和政治家的介入，现实经济会朝着生态经济形态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