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问题与方法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文革”初期几乎停滞的小说创作到70年代才被官方提上日程，并希望产生与以往不同的能够反映“文革”、体现“文革”精神的典型且新型的作品。“文革”小说经过短时间的酝酿于1972年随着各地文艺期刊的复刊、创刊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并在尝试中粗具“形状”。本书以“20世纪70年代小说的整理与研究”为题，强调“整理”小说篇目、校对发表时间及版本、考察作者身份、划分小说题材等基础工作的重要性，认为“研究”是基于“整理”之上的二度工作，并希望借整理与详细的说明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有关文本的诸多方面的信息。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70年代是哪几年。物理时间上的70年代并不代表文学意义上的70年代，我认为文学意义上的70年代是1972年到1977年这一段。之所以把70年代的开端定在1972年，还需追溯一下1971年。1971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林彪事件，二是全国出版会议的召开。林彪事件使很多人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迷梦中惊醒，也使很多早就对运动存有疑虑的人坚定了自己的否定态度，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已是激流暗涌，思想上的波动自然带来了文学上的活跃。在此之前，1971年3月15日至7月29日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对“文革”时期的文学发展无疑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71年下半年，部分出版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回到原来的岗位，不过在“四人帮”的干预下，恢复原来的工作方式与作风变得不可能，“四人帮”提出“大换班”，把“老人马、老思想、老作风”通通换掉。于是，在“新人”“旧人”混杂的文学界，文学期刊开始复刊（当时被强制称为“创刊”，以表示对过去的反叛）。1971年12月，《北京新文艺》等率先试刊，随后各省文学期刊陆续“创刊”或试刊。与此同时，报纸也活跃起来，一些报纸设立了“文艺副刊”。这样，1972年在上一年的准备、酝酿中迎来了创作上的小丰收，显示了“文艺复苏”的苗头。自1972年起，“文革”文学渐趋成型、成熟，具备了自身独特的时代表征。当然，这一年文学成绩的取得自然也离不开毛泽东对政策的调整，大的政治空气始终左右着文学创作。1972年绝对是一个值得标注的时间点，之于“文革”、之于“文革”文学，它都包含了很多重要信息，这里只简单说明划定1972年为起始点的部分原因，下文将列专节讨论1972年的文学状况。再说文学意义上70年代的结束。按照惯常的划分方法，70年代应结束在“四人帮”倒台的1976年，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阶段的结束不代表文学阶段的结束，1977年出版的小说很多完成于1976年，“四人帮”的覆灭无法瞬间阻断一个时期文学的延续。我主张将1977年放入70年代，不仅是因为它与1976年具有一致性、连续性，还因为在政治事件的影响下它的过渡性质非常明显，充满历史转折时期呈现出的分裂感，这种“分裂”中其实包含了很多话题。对1977年文学的分析之于我们理解“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说，一个新的文学时期的到来需要有标志其到来的作品，那么1977年11月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则正式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的“新时期”是在1977年底开始的，那么将1977年纳入笔者所论述的70年代则再合适不过。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选择整理、研究的小说为70年代公开发表的小说，包括以书籍形式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含有小说的综合性文集，以及散见于文学期刊上的小说（因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综合性文集独立成册出版，便于记载书名、作者和出版情况，所收单篇小说也易于查阅，这里不作为重点来考察），原则上不包括专门性的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在70年代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样貌，还有专门刊载儿童文学的杂志和画报，理应专门讨论，这里暂不涉及。[8]单独成册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以及文集虽然不可能被尽数搜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记录的，而各个期刊中的短篇小说因数量多又过于分散，加之70年代的期刊往往残缺不全，难于全面搜集，常常被研究者忽视，故本文将重点整理这些散落于各个期刊中的小说，将其汇于一处，以便更多的研究者可直观期刊小说的“历史原生态”。遗憾的是，因为搜集、整理上的困难（日报数量过多，因人力和时间不及，不得不舍弃这部分），暂且不将报纸上所刊发的小说纳入；值得庆幸的是，70年代出版的小说集偏多，一些刊发在报纸上的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小说会被收入作品集中，仍可见部分真容。
这里所说的70年代小说仅指公开发表的小说，而不将写于70年代而未发表的小说纳入。一方面，对所谓的“地下文学”“潜在写作”的搜集和认定存在很大困难，因为没有相关的史料记载，我们只能根据亲历者（写作者和当时的读者）的回忆推知小说的写作时间、传播时间、传播范围、原版小说的内容和细节，很容易陷入“道听途说”的尴尬中，徐浩渊就曾批评杨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中的一些内容与历史不符。当然对徐浩渊的话也不能尽信，我只是想借此指出对所谓的“地下写作”的讲述其实存在很大的分歧，讲述者的身份、经验、日后际遇和当下观念、情怀决定了讲述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另一方面，很多手抄本已经阙佚，我们今天很难搜集到大部分小说编制出一份相对完整的目录，何况一些版本真假难辨，一些作品标注的写作日期本身就令人生疑。这些年来我们反复谈论的手抄本小说和文人秘密写作的作品不过是耳熟能详的那些，继续扩大“地下文学”的范围的确存在很多实践上的困难。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都有所谓的“地下文学”“禁毁”文学，很多人之所以一再强调“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重要性，不过是对公开发表的文学不满，从而在“地下文学”中寻找文学性和不屈的抗争精神，更理性的目的则是还原一个多层面的“文革”文学。手抄本小说的流传范围到底有多广、影响力有多大，我们都无从考证，如《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第二次握手》这样的手抄本其实是被新时期文学遴选上的几部，即使在70年代有读者群，还是在公开发表后才被更多的人熟知，且发表的版本已经与70年代的版本有所不同，具有了更明显的“新时期”意识。所谓的“地下文学”，因其内容丰富、形式自由、文学性更强，是不是价值就高于公开发表的作品？如果以文学性为衡量标准，或许是，但它们只是那个时代小说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能代表“文革”文学的其实是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些公开发表的文学才如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审美倾向、思维方式、生活模式、情感取向和历史大事件。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也许无缘接触《公开的情书》这样的小说，他们往往是听着样板戏、看着《红色娘子军》、读着《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朝霞》《学习与批判》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代。
这些年，大家普遍感到对“文革”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尤其对“文革”小说难以处理，无论是将其放入文化史、思想史中来分析，还是寄希望于外国理论将其激活，都给人隔靴搔痒之感。我们与其陷入理论困境和思想的深潭中，不如借鉴中国古代文人的治学方法，做一些具体可行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古代所指的“目录”与今天我们普遍认为的意思不同，古代的“目录”一词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目”指书目/篇目；“录”指叙录，包括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校勘经过、对书的评价等，编制目录的工作即为“条其篇目，撮其旨意”（《汉书·艺文志》）。比如汉朝的目录书《七略》，它实际只有六略，额外一篇《辑略》为综述学术源流的总论。可见，古代的目录书迥异于现代图书馆学上的目录、索引，古代目录书的目的不仅记载文献，而且以分类、写作总序、小序、解题等方式有系统地整理、校勘文献，以期达到“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章学诚）的目的。
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继承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传统，非常注重文献的整理、校勘工作，比如编制与修订年谱、对作家作品进行补遗、对书籍及期刊篇目进行有系统的收录等。“1961年、1962年先后出版过内部发行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和《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初稿）》。‘文革’结束后，《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1979年）、《民国时期总书目》（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988年）等，均先后出版。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于1993年面世。”[9]仅对现代期刊篇目的收录来说，198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沅、韩之友等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2010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新版）和2010年出版的由吴俊、李今等主持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是颇具规模的两部。诚如现代文学期刊目录的编撰者所言，治目录不仅有利于学人“多方面地综合群籍，取便稽考”，还是“一项文学和文化历史遗产的抢救工程”，因为“书籍、期刊、报纸一直分藏在各个图书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也时刻面临着损毁、湮没、散佚和流失的严重危险”[10]。当年王瑶曾提醒现代文学研究者要掌握和进行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的工作[11]，程光炜则进一步提醒说，这样的忠告“并不限于现代文学，也适用于当代文学史研究”[12]。对当代文学来说，尤其是对“文革”时期文学作品的大规模的整理、收录工作还刚刚起步。目前研究者所依赖的工具书主要是由中国版本图书馆编撰的《全国总书目》，这是记录每年各类书籍、报纸、期刊出版情况的系列著作，并非由专业的文学研究者编撰，所以存在很多问题，除了有讹误、遗漏的情况，对出版物情况的记录也不够详细。我们如果以此为蓝本，接触的实际是二手材料，二手材料若有误便会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此外，由王尧编撰的《“文革文学”大系》[13]几经周折由台湾的文史哲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诗歌卷、散文卷、电影戏剧卷等，尤其选出了五卷本的小说，这套书为我们阅读“文革”时期的作品打开了方便之门。不过这里的作品只是“文革”中的一小部分，是经编者自己筛选过的，要俯瞰“文革”文学的全貌恐怕还需要依靠尽量全面、翔实的目录汇编以便研究者按图索骥。
本书正是希望借鉴古人治目录之经验，参考现代文学的治学方式，编制70年代小说的目录，不仅条例篇目，亦如古代人一样“撮其旨意”，对期刊的基本信息、书籍的主要内容、作者的身份作必要的说明，这样才能清晰地绘制出70年代小说相对完整的谱图，以供研究者及后来人查阅、补充。上篇讲述所整理的文献、发现的问题，实际承担古代“录”的功能；下篇呈现所整理的篇目，按类编辑。从文献整理工作的顺序来看，必须先广泛地收集图书，辨明各书之版本，然后再详加校勘，掌握内容及作家、作品的基本信息，最后才能根据整理结果编制书目（我在这里会详细到篇目）。在整理的过程中，长篇小说的出版时间、作者、主题自然会被厘清，众多期刊的创刊时间、出版年份及其中小说的刊发情况也将被按时间顺序记述，这样，书籍、期刊的“存、缺、佚、未见”毕现，自然不说自明；在整理的基础上，统计、说明、分析和深入的研究才能进一步展开。本书的大部分工作都放在了整理和说明上，研究只是浅尝辄止，不过正如梁启超所言：“凡做学问，不外两层工夫：第一层，要知道‘如此如此’，第二层，要推求‘为什么如此如此’。论智识之增殖，自然以第二层为最可宝贵。但是若把第一层看轻了，怕有很大的危险；倘若他并不是如此，你模模糊糊地认定他如此，便瞎猜他为什么如此，这工夫不是枉用吗？枉用还不要紧，最糟是瞎猜的结论，自误误人。所以我们总要先设法知道他‘的确如此如此’。知道了过后，我自己能跟着推求他‘为什么如此’，固然最好；即不能，把事实摆出来让别人推求，也是有益的事。”[14]所以，与其空发议论，不如“多考证而少议论”，“提要钩玄，引而不发”[15]。
因个人经历、财力、行政权力上的局限，这里所呈现的目录不可能如古代官修目录那样能搜集到全国各地的文献，这里所收录的小说并不全面，所整理、校对的小说仅限于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三馆存有的图书、期刊，以及各大电子图书馆可查到的文献，如《四库全书》一样，所录篇目都有迹可循，决不会空有名目，而无处寻内容。对于三馆阙佚的图书、期刊，会参考《全国总书目》《中国小说提要》（当代部分）等工具书和其他文献列出并加以说明。
书目编纂工作不是一个人、一代人就能够完成的，书目内容需要历代人不断进行补充，这里只是抛砖引玉，仅仅给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个可参考的简单模型，希望其他研究者能指出错误，并不断补充新的文献。
[1] 郜元宝：《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些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2] 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3] 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4] 程光炜：《为什么要研究70年代小说》，《文艺争鸣》2011年第18期。
[5] 参见赵黎波《“文革”后期知青小说的不同叙述——〈征途〉与〈分界线〉的比较研究》，《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朱厚刚《〈征途〉与知青小说的起点》，《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
[6] 参见张红秋《“文革”后期文学研究（1972—1976）》（非出版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5年；肖敏《20世纪70年代小说研究——“文化大革命”后期小说形态及其延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7] 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8] 在整理文艺期刊时，许多儿童文学混杂在小说中无法一一辨认，暂且列入后文的《期刊小说总目》中，一般会标明某某为“儿童文学”。
[9] 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10] 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11] 参见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王瑶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12] 程光炜：《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13] 据王尧在《“文革文学”大系——小说卷》的“导言”中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便着手做“文革文学”的史料搜集工作并计划出版，却未能出版。1999年底再次有出版的希望，还是没有成功。直到2006年这个出版计划得到台湾出版社和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工作”，才最终得以在台北的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1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7页。
[15]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