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共同现象。人类社会的城市化历史可上溯至工业文明兴起之初，大规模专业化生产促成了劳动者的职业分工与合作，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逐步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小城镇逐渐拓展形成大都市，直到超大型都市圈出现。

中国城市化进程即农村转化成城市、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19世纪下半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因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的困扰，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均衡。1949—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城乡相互隔离和封闭的二元分割社会结构使农村城市化发展缓慢、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的具体制度设计，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把农民拴在土地上、村落里，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至于出现难以逾越的壁垒和鸿沟。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中国压抑已久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壁垒逐渐被打破，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让小城镇迅速扩张，大量农业人口就地城市化。各地大力推进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建立经济开发区，中国城市化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建制市、建制镇大量增加，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和小城镇。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历程，城市人口大幅攀升，城市数量急剧增加。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问题也不少：新型城镇化理念尚未确立，传统理念根深蒂固；大量农业人口难以融入城市，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低效粗放；一些小城镇的空间分布杂乱无章，规模结构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难以匹配；出现“城市病”，管理服务质量水平不高；城乡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缺乏机制和力度，城乡建设千人一面；配套的保障体制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们走旧的、传统的城镇化道路有关，因此，当前我国政府力推新型城镇化战略，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生态、空间结构的多重变革。西方国家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完成城市化，其所进行的城市化模式常成为后发国家的镜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生活方式常被视作正宗的发展模式和理想的生活方式；西方历时300年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被中国压缩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内进行并初步完成；过去时、完成时、现在进行时相互交织，传统、现代、后现代在较短小的时空中跳跃裂变、交错，投射到众多中国城镇、乡村，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性特征。

村落是众多住房构成的聚落或农村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包括自然村落、村庄区域。村落是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位，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组织形式，是一个区域共同体。聚族而居的村落是一个靠血缘亲情维系的自治社会，历经数千年的朝代变换、发展变迁，如今仍是我国广大农民的主要居住模式。

对于村落而言，城市化是村落变迁的重要动因。城市化毁坏了农村传统村落的原生态，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系列社会变迁，导致农村社会出现重大失衡。在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的生存、适应、转型、演变、消亡、重生等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不管对传统村落还有多少留恋和念想，变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做出回答。

问题1：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路在何方？我们是选择想象、留恋还是积极应对？

村落始终处于从传统到现代、从农民到市民、从乡村到城市的巨大社会变迁中，在形态上表现为产生、发展、解组和再产生、再发展、再解组的动态过程。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乡村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等的严峻挑战，农村和农民面临着一个社会改造和自身发展的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具体到各地农村，其自然条件、历史传承、发展基础差异极大，城市化进程路径各异，如何不坐等“被城市化”，积极寻找独特的变迁发展之路，是村落城市化最现实的课题之一。

问题2：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因势而谋，清醒把握村落变迁的条件因素？

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让村落内外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总数锐减为271万个，十年时间内锐减90万个自然村”^[1]，村落的减少和消亡也只是村落变迁的最直接表现形态，同时还存在着如改造、升级等其他变迁形态，这其中既有突变的，也有渐变的。不同村落变迁形态呈现多种形式，其变迁发生的诱导因素也多种多样，既有内在动因，也有外在动因。那么，如何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方面考量影响村落变迁发生的条件因素和影响机理？

问题3：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把握村落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空间发生演化，呈现出哪些新特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而土地城市化直接助推农村的盖房热潮，它使农村的居住模式、行为方式发生哪些变化？

问题4：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有哪些？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基本特征和具体表现是什么？村落市场力量的扩张给人与生产、人与空间、人与价值带来何种影响？村落社会力量的生长造成乡村基层治理、村落权威的哪些变化？现代工业型村落、现代农业型村落、专业市场型村落、历史文化型村落以及其他类型村落呈现出哪些个性化的变迁特征？

问题5：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的人际关系呈现哪些变化趋势？

盖房和房屋格局的变化本是物理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变化，人际关系变化本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变化，这两种变化表面上看似毫无联系，实则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如何解决城市化面临的村落集体经济资源合理化配置问题？如何探索农村股份制改革，把村民变成股民，做好收益的公平分配？在国家和村落治理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面对越来越多的“理性自私化”的村民，村两委或民间权威，如何动员村民为公共事业出人、出钱、出力呢？关注其中的运作机理，有利于对当今村落人际关系变化趋势、精英主导下的村落治理有清醒的判断。

问题6：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中呈现哪些规律？

规律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诸现象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趋向。规律通常会反复出现，是不可抗拒的，它深藏于千差万别的现象背后又起着支配作用，需要透过种种现象来寻找和把握。由于世界各国城市化道路各不相同，中国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村落变迁轨迹迥异。由于导致社会变迁的变量太多，一时无法完全认清和掌握社会变迁的规律。但是，我们必须抹去纷繁杂乱的表象，沿着前人的研究轨迹，在村落变迁现象中寻找人口迁徙、角色转换、秩序建构、分化整合等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以期有理论创新，并对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所裨益。

问题7：城市化进程中，变迁中的村落如何延续文脉，让人记得住乡愁？

19世纪60年代的“破四旧”运动大量毁坏了城市、乡村中的文物古迹。改革开放后，一些城市盲目推崇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城市建设格局也随之西方化。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思想上缺乏对城市建设是历史文化生命体的延续和新陈代谢的认识，加上错误的政绩观指导，热衷于旧城在改造中推倒重来，追求城中村在改造中脱胎换骨的效果，对历史古迹、文化遗产不加甄别、不加保护，轻文化遗迹，重土地价值，未能在新城扩张中为文化遗迹让道，未能注重文化遗迹和城市建筑的有机融合，传统的和特色的文化气息逐步消失。随着城区范围的不断扩张，城郊村不断地被并入城市，被千人一面地进行城市建设；远郊村的城市化“因子”不断辐射积累，一些基层政府未能根据本地的传统和特点来发展，而是照搬照抄地进行着旧村改造和拆迁，未能把保持地方特色作为保护地方传统文化的落脚点，陷入“拆迁拆出一个新世界”“不破不立”“改造就得破坏”的怪圈，不但没有守护住我们的精神家园，而且大面积地破坏、消解了地域文化特色。

人们不禁要问，城市化是否一定要破旧立新、消除历史的遗存、破坏传统生活场景？一定要以切断历史、城乡连接为代价？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古村落被开发改造得面目全非，许多近郊村的传统文脉被征地拆迁搞得支离破碎，城市街区中的古迹、遗址、牌坊、庙宇也被成片拆除，那些一味追求旧貌换新颜的城中村改造，无情地打断了历史传承，威胁到城市形态的延续性和相容性。

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始终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它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质量，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品质。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六大任务，讨论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其中的一个表述是：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这一诗化的文学语言出现在严肃的政府文件中，充分体现了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对人们思恋家乡的缠绵情怀和对乡村传统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乡愁”是魂牵梦萦的故土家园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深刻而本真的文化印记，是远方游子的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撑；“乡愁”让人忍不住驻足、回眸和品味。突击打造、拔地而起的城市无法维系“乡愁”，被粗暴拆迁改造、文脉切断的无业无根的村落无法承载“乡愁”，“乡愁”难寄，游子灵魂漂泊。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还面临着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村落中的城市化因素是如何积累、扩展的？国家如何引导农村人口流向、合理配置资源、加快城乡社区之间衔接，从而避免在加快城市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大国家战略之间出现游离或断裂？各级政府如何缩小城乡鸿沟、促进城乡互动？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