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的身份与文学

士人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士人群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中起到“灵魂”的作用。一般而言，士人有民间和官宦之分，其中官宦阶层的士人具有集官员、作家、学者于一身的综合特征，他们文学创作的空间存在公私之分，不同的身份，表现出不同的文学态度，其文学作品由于这一区分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官方场合（政治场合），他们的主导身份是官员；在公共场合（社交场合），他们的主导身份是社会名流。在这一身份主导下，他们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庙堂性的特征；在私人场合，他们的主导身份是作家、是学者、是家庭成员，其文学作品的内容更加注重自身生活私人化的方面，文学作品的形式相较庙堂文化也略显随意。当然士人身份的这种区分是相对的，随着政治事件和时间的流逝，这种民间和官宦阶层的区分往往会流转，其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另外，士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受士人身份影响的变化同样是相对的，在官方场合中，官员行为并非是纯然的政治行为，也有大量的文学创作，只不过在某些既定的场景下，留给作家的政治空间，要大于文学空间；同理，在私人场合，也不只是风花雪月的吟咏，同样有一些说教、论理、颂美的成分^[11]。

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士人群体的流动随时都在改变，并最终决定着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决定着文学区域系统运动的方向与节律。作为一个流动着的群体，士人的社会交往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态。关于士人的社会交往，从活动内容来看，应该包括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等活动。士人作为一个社会等级或阶层，其交往大体有群体交往与个体交往两种形式。社会生活中的交往行为，往往既表现为与其他阶层的交往行为，又表现为士人之间结成各种团体，诸如党、社等形式；士人的个体交往是指士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发生的各种有意识的、主动的社会联系，如交游、讲学等，其虽然属于个体行为，但由于士人的文化属性使得个人行为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社会文化烙印，所以个体行为也能充分地反映士人群体的特质，而且能生动地展示士人这一群体的精神面貌^[12]。士人这种空间的流动性暗示他们在不同场景下创作身份的内部整合，这种整合使得聚合在他们身上的文学元素自然不同，这些元素既有利于作家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丰富自己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手法，也有利于诸多文学形态之间的交流。明清关中文学发展实力的消长，在某种程度上讲，士人身份的变迁是直接的诱因。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关中士人步入郎署，为纠正以台阁体为代表的“萎靡”文风提供了平台，关中士人走到了文坛的中心位置。相反，由于刘瑾事件，涉事关中大部分士人的身份由仕宦阶层变为平民，文坛的中心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导致关中文学实力的衰落。同时通过考察发现，明清关中文学的家族化现象是士人身份仕宦化的结果，而清代文学实力的整体不彰，主要是缺乏处于文坛中心位置的仕宦阶层，无法产生名人文学的效应，这种身份的置换对明清关中文学的影响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