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人地关系
1.人地关系运行机制
（1）人对地的作用。人对地的作用是指人类系统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系统施加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自然资源（主要是可再生资源）的直接利用。直接利用不改变资源性状和结构，是人类社会初期对自然环境的主要作用方式，如采集、狩猎野生动植物资源，选择天然建筑材料构木为巢，选择天然山洞穴居野处等。在采狩经济时代，由于人口稀少，资源的直接利用保持在再生能力内，并不对自然系统构成威胁；只有到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技术提高，人口激增，资源的直接利用才开始对自然系统构成危害。第二层次是对自然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改造利用。改造利用一般要改变资源性状和结构，对人类进步作用很大，但容易造成自然系统的破坏。如矿产资源和能源开发对人类进步产生强大推动作用，但又造成岩石裸露、泥沙淤积、水土污染、环境疾病等危害；土地资源开发可以促使形成农业区域、城市聚落、交通网络等人文景观，但又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第三层次是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的适应。人类对不能直接利用和改造利用的自然系统要素和自然规律往往表现出自觉或不自觉的顺从与适应，如适应不同自然条件形成不同生产方式，适应季节变化发展季节农业。适应本身对自然系统并不构成危害，但适应往往和利用、改造密不可分。人所具有的利用、改造、适应作用，是“改造论”“适应论”等人地关系理论的实践基础。
（2）地对人的作用。地对人的作用是指自然系统对人类系统的影响。过去普遍认为自然系统是一个被动的实体，只有当人类作用它时，它才反作用于人从而表现出反馈作用。其实不然，自然系统也是具有能动性的，无论人类利用、改造、适应它否，它都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影响生活在其上的人类，如地震、火山爆发等。因此，自然系统对人类系统的影响除反馈作用外，还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影响。固有影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的根源，反馈作用则是“人地关系协调论”生发的土壤。自然系统的反馈往往滞后于人类系统施加的作用，且一般具有消极破坏影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又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3]。恩格斯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自然系统反馈作用的精辟论述。地对人的作用方式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渐变方式一般体现自然系统固有的宏观影响和对人类积渐行为的反馈，前者如地方病区域的形成，后者如土地荒漠化下社会经济的衰退。突变方式一般体现自然系统固有的中观或微观影响，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反馈作用则较少以突变方式表现。
2.人地关系一般类型
人地相互作用是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与人类利用、改造、适应、认识自然的能力相适应，形成了自然主宰型、人类主宰型、人地协调型三种人地关系类型。
（1）自然主宰型人地关系，指自然力在人地关系矛盾中占据极重要地位从而成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人地关系类型，仅存在于人类文明历史早期的采狩经济时代和农业经济时代初期。该阶段人类在自然面前显得相对渺小，人地相互作用的规模和强度也较小，自然是人类敬畏和学习的对象[4]，人与自然保持着一种低层次的和谐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天人合一”思想是该阶段主要的人地关系思想。
（2）人类主宰型人地关系，指生产力在人地关系矛盾中占据极重要地位从而成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人地关系类型，存在于农业经济时代中后期和工业经济时代。该阶段人类认识、利用、改造、适应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人地相互作用的规模和强度逐步加大，自然逐步成为人类征服、抗拒和破坏的对象，同时人类也遭受着自然的强大反馈和报复的痛苦。“人定胜天”的“生产力决定论”思想和“人能胜天，天亦胜人”的“或然论”思想是该阶段的主要人地关系思想。
（3）人地协调型人地关系，指生产力与自然力在人地关系矛盾中相互协调、动态优化的人地关系类型，是最近几十年来的后工业经济时代和正在迈入的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的人地关系类型。该阶段人类日益强烈地感觉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呼吁人类摆正自然的位置，人类活动不要突破生物圈的承受能力，把自然视为调适的对象，使“人类事务同自然规律相协调”[5]，走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协调论”与“和谐论”的人地关系思想，赋予了人地关系新的历史意义。
3.人地关系协调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是环境与发展问题，而环境与发展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人地关系问题。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人地关系协调，集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本概念：满足“需求”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系统的主要目的，自然系统对人类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限制”。
（1）地球伦理原则。从自然系统演变过程看，人是自然的产物，“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但人又是能动的，“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这一特点决定人对自然负有道德责任，人地关系协调有赖于“全球性伦理道德”的建立[7]。地球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是：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所有其他物种一样，是永恒生态规律的对象，与自然协调一致的生活将赋予人类开发创造力和休息、娱乐的最佳机遇；人类文明根源于自然，人类文化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的极度尊重上，具有与自然相一致的观念，并认识到人类事务必须在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中进行，等等[8]。
（2）限制消费原则。消费方式、人口增长、技术变化是造成地球生态系统迅速变化的三大因素，阿兰·杜冷（Alan Durning）认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能够创造舒适的、非消费的、对人类可行的、对生物圈又没有危害的，把技术变化和价值观变革相结合的生活方式”，人类如不从物质消费转向非物质消费，即使在稳定人口数量和使用清洁高效技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人类欲望仍会超过地球自然系统的承载限度[9]。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也认为，当代应当限制其不可更新资源的消费，使其维持在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消费水平上[10]。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把人类满足需求的消费标准限制在生态可能的范围内，并使所有人都有机会能够合理地向往这样的标准[11]。
（3）提高潜力原则。人口增长和技术变化是影响人地关系的重要参数。人口增长意味着人类需要向地球索取更多的资源，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要使人类的生活标准和福利水平持续发展，除改变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外，还必须促进技术进步，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技术是人地相互作用的中介，也是人类提高生产潜力的保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进行知识积累和技术开发，利用知识进步加强资源基础的负荷能力和扩大可利用资源的范围，提高自然系统的生产潜力，把自然资源的效用和生产率提高到最大程度；同时限制人口增长，控制人口增长对资源的影响，发挥人类的智慧潜力，使人民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资源，使人口数量和增长率与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相协调。如农业过程中的水资源利用，缺水地区的灌溉工程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体积水的生产率，水量充足地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率[12]。
（4）减少破坏原则。从人类价值观看，人地相互作用会得到良好和不良两种产出。“良好产出”对人类社会进步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是人类期望得到的结果；“不良产出”对人类社会进步具有阻抑和破坏作用，如人类“投入”自然后得到的副产品（如环境污染）、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负反馈（如某些灾害），这些都是人类不希望得到的结果。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不良产出是“负值”，良好产出是“正值”，两者具有抵消作用。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要求“减负加正”，使良好产出最大限度地大，不良产出最大限度地小，达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整体效益的最佳。“加正”就是提高自然系统的生产潜力和人类系统的智慧潜力，“减负”则是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大气、水、土壤、生物等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以及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的不良反馈减少到最小程度。如工业过程要“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少地产生污染和废物；更立足于可再生资源而不是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不可逆转的影响”[13]。
图5—1是笔者设计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人地关系协调模式。在该模式中，人类系统由人口、经济、社会子系统组成，自然系统由资源、环境子系统组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五要素[14]。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人地相关系统，其间的关系即人地关系。人地相互作用后得到良好和不良两种产出，人类通过投入可控资源（良好产出），治理环境污染与环境灾害，使不良产出减少到最小程度；通过发展战略选择，对人地系统进行调控，提高资源生产率，使良好产出提高到最大程度，最终实现人地关系的协调和人地关系系统的优化。
图5—1 区域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协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