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可持续发展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面对人口激增、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南北差距加大等全球性危机，人类被迫静下心来认真回顾和思索：按照目前的发展模式继续下去，人类的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子？在地球这个行星上，人类还能走多远多久？在回顾与思索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悲观主义者认为，世界末日迟早要到来，人类只能延缓这一天的到来，但无法避免这一天的到来；乐观主义者认为，人类尽管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但这些危机既然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人类也一定有能力战胜这些危机。
我们不是绝望的悲观主义者，但我们感谢他们，是他们向全人类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如果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走下去，人类将到达怎样的终点；我们也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但我们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思考该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寻找和选择，和人类困境的演化是密切相关而又与时偕行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的世界经历了两波大的环境运动。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基本上是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其实是可以兼容的，正是在这一回合的环境运动中，人类找到了解决人类困境的钥匙，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联合国召开了多次重要国际会议，出版了多部经典著作，发布了多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宣言。从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到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再到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可持续发展承诺》，可持续发展思想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
1.《寂静的春天》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工业国家生产力突飞猛进，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给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
蕾切尔·卡尔逊（Rachel Carson）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1907年5月27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1964年4月14日在马里兰州逝世。她曾写过《在海风下》《环绕着我们的海洋》《海洋边缘》等有关海洋生物的著作。1958年，她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了危害日益严重的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的使用问题上来，花费4年的时间，广泛搜集美国官方和民间关于杀虫剂使用及其危害情况的报告，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
《寂静的春天》从环境污染的视角，通过对污染物的迁移和变化的描写，阐述了天空、海洋、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初步揭示了现代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它用富有诗意而又浅显易懂的文字，以农作物使用农药→庄稼→食物→人体健康为主要线索，描述了杀虫剂是如何破坏着空气、土地和水源，并进而通过食物链如何影响着人类健康的，强调了人类使用农药对人类健康和土地退化的影响。
《寂静的春天》告诉我们：春天没有了鸟鸣，小溪失去了生命，植物焦黄一片，家畜病病恹恹，这一切一切的变化，“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相对微小的，仅仅在出现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力量还没有增长到产生骚扰的程度，但它已导致一定的变化。在任何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这一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改变的。”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中，已经与地球环境形成了一个协调平衡的状态，可是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却改变了这种平衡，而“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根本的因素；但是现今的世界变化之速已来不及调整”，“在大自然的天平上调整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时间的，它不仅需要一个人的终生，而且需要许多代的时间”。比如杀虫剂使用一定时期后，昆虫会对某种杀虫剂具有抗性，人类又会发明新的致命的杀虫剂去对付它们，昆虫再适应，人类再发明更毒的药，如此循环往复，这样，“化学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因此，“杀虫剂” 与其说是杀虫剂，不如说是 “杀生剂”。大规模地使用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污染了天空，污染了土壤，污染了河流和海洋，污染了地球绿色的斗篷，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和生物的多样性；她看到了大自然的反抗，因为环境污染，每4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人有患癌症的风险；她感受到人类正在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她听到了地球生态系统隆隆的崩溃声！
应该指出的是，蕾切尔·卡尔逊并不完全反对使用化学杀虫剂，她声明：“我的意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我所争论的是我们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而对它的潜在危害却全然不知。我们促使大量的人去和这些毒物接触，而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经常不使他们知道。”面对这种景况，她也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告诉我们还有“另外的道路”可走，只不过她没有说明这条道路的名称就是可持续发展罢了。她说：“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岔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她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因为我们是在与有反抗能力的生命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与其他生物共享我们的地球[18]。
在西方，《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它的出版被认为是人类自觉关心环境的开始，是它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态学时代。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贡献在于：第一，使我们认识到使有机生命能够发生并得以持续和发展的自然体系的复杂性。第二，使我们认识到自然体系的相互依赖性是非常惊人的，这种相互依赖性可延伸到生活于生物圈内的所有生物。毒物只要污染空气、水或土壤中的一项，其他两项也会受到影响。第三，它使我们认识到，自然界的土壤、气候、动物和植物等的多样性，正显示了人类所在的自然环境的丰富多彩[19]。
2.《增长的极限》
1968年4月，来自10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国家的和国际的文职人员约30人聚集在罗马的山猫科学院。他们在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奥莱利欧·佩西（Aurelio Peccei）博士的组织下聚会，讨论现在和未来的人类困境问题。佩西博士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工业企业经理、经济学家，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成立了一个由知名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社团，这就是“罗马俱乐部”。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组织，被誉为“无形的学院”。罗马俱乐部开创了对人类困境的研究计划，其关注的焦点是使人类陷入困境的“世界性问题”，其研究宗旨是要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并激励产生能使人类摆脱这些困境的新观念、新政策和新制度。所谓“世界性问题”有三个共同特征：一是这些问题在所有社会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二是这些问题涉及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三是这些问题是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的。世界性问题主要包括：富足中的贫困，环境的退化，对制度丧失信心，就业无保障，青年的异化，遗弃传统价值，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和经济混乱，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罗马俱乐部对全球发展问题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挑起了人们关于人类未来的争论，并促成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许多报告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17人小组的研究报告，这就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
《增长的极限》选取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来研究人类未来发展趋势。人口、粮食、自然资源、工业生产、污染被认为是5个最终决定和限制地球增长的基本因素。它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了一个动态的世界模型，并以此模型探索了加速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恶化的生态环境等5个以指数增长为要素的主要趋势。其结论如下。
（1）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地球增长的极限会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
（2）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
（3）如果世界人民决心追求第二种结果，而不是第一种结果，他们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得越快，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应该指出的是，《增长的极限》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悲观主义的代名词，因为它相信人类的能力和社会的灵活性，相信人类是可以改变其行为从而避免世界系统崩溃这一悲惨结局的。正如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在评论中所指出，他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恐惧”[20]，他们相信“极限是真，但我们有可能永远也走不到极限”[21]。《增长的极限》也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零增长理论”的始作俑者和提倡者，相反，它指出人类未来有三种可供选择的的方案：不受限制的增长、自己对增长加以限制、自然对增长加以限制。而事实上只有后面两种方案是可能的，而人类应该选择第二种方案，即“自觉抑制增长”，尽管“自觉控制增长，促使增长结束，是一场不容易应付的巨大挑战”。
《增长的极限》出版后，反响极大，很快被译成30多种文字，并作为第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文件向各国代表散发。《增长的极限》从全球范围来考虑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警醒世人必须改变工业社会的传统的发展模式，自觉地抑制经济增长。它所描绘的“更好的”“均衡的”未来世界系统实质上具备可持续系统的雏形：自然系统“可以维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社会系统“不仅考虑现在的人类价值，而且也考虑未来的人类价值，并对由有限的地球造成的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做出权衡”[22]。这些观点，连同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在对《增长的极限》所作《评论》中提出的10个观点，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3.《只有一个地球》
1972年6月5—16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1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历史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
会议之前，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Rene Dubos）起草了一个关注地球环境的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为了保证报告内容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由来自58个国家的152位专家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要求他们对初稿提出评论性意见。这些专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银行家、哲学家、法律家、企业家、建筑师等领域的权威人士。因此，《只有一个地球》被认为是“对人类环境最完整的报告”。
《只有一个地球》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政治决策者提供有关环境问题的概貌和基本知识，试图从整个地球的前途出发，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环境问题。它不仅论及当时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将污染问题与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土地利用问题、工艺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以及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困境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环境问题。它指出，地球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应该共同享有生物圈，并在技术圈中共存。它特别关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指出“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将环境问题提到与和平、发展问题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问题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关注到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
《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旨在“鼓励和引导世界人民保护和提高人类环境”，因此简称《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吸纳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中许多关于人与环境的观点，指出：人类既是环境的创造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的生存和幸福都离不开环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关系到全世界人们的幸福，世界各国都有责任加强人类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人类应该明智地使用其改造环境的能力，避免给人类和人类环境带来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但必须牢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必要；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口增长虽然给保护环境带来持续的压力，但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环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现在人类已经到了必须审慎地考虑环境后果的历史性时刻，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与和平、发展同等重要的目标；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做出共同的努力。
基于上述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新认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26条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涉及了可持续发展系统中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全部要素，而且对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与保护、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保护和利益公平、主权国家利用自己资源时可能产生的环境外部性等问题也提出了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有些原则甚至就是重要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该宣言多次强调“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颇有点代际公平的意味，而其强调的主权国家在利用自己资源时不应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的观点，则俨然是区际公平原则。
4.《世界保护自然大纲》
1980年3月5日，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联合发表了《世界保护自然大纲》（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世界保护自然大纲》对人类的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目标及行动纲领作了原则性阐述，指出人类在寻求经济发展及享用自然资源时，不仅必须考虑资源有限的事实及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还必须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需要[23]。它改变了过去那种把保护与发展对立起来和就保护论保护的做法，提出要把保护与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4]。《世界保护自然大纲》明确提出了建立新的环境伦理以实现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必要性。“如果要保证达到资源保护的目的，就必须根本改变整个社会对生物圈的态度；人类社会若要与其得以生存和得到幸福的自然世界协同共存，就必须有新的为动植物和人彼此都能接受的道德规范。”
《世界保护自然大纲》还首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它指出：“为使发展得以持续，必须考虑社会因素、生态因素和经济因素，考虑生物的和非生物的资源基础。人类的利用必须强调对生物圈的管理，使其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的需要与欲望的能力。”这个定义，和现在我们普遍接受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所给出的定义已经非常接近了。其后不久，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又发表了《保护地球》的报告，进一步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了阐述，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在改进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不超过支撑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
5.《我们共同的未来》
1983年12月，联合国成立了环境与发展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夫人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经过将近4年的努力，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联合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问世是可持续发展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我们共同的未来》聚焦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将环境与发展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考虑。布伦特兰夫人说：“‘环境’是我们大家生活的地方，‘发展’是在这个环境中为改善我们的命运，我们大家应做的事情。两者不可分割。”[25]《我们共同的未来》正是这样来看待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它指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从现在起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大问题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付诸实施；错误的政策和漫不经心都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已经出现，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加以改变。
《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始终，第一次系统地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从需求满足、消费标准、经济发展、技术开发、社会公正、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生态完整性等方面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
《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地球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全球性和共同性。它指出，我们的地球已经融合成了一个地球村，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生物多样性问题、能源问题、资源消耗问题、城市问题等已成为威胁人类未来的共同危机，是人类应该共同面对的挑战，要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人类共同的关切，而且更需要人类付出共同的努力和采取共同的行动。
6.《21世纪议程》
1992年6月3—14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所有这些文件，都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如果说《我们共同的未来》只是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熟，那么，《21世纪议程》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的开始。
《21世纪议程》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行动计划，内容包括社会和经济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行为主体的作用和实施的方法，分为 4大部分，共计40章。每一章都描写了行动的事实基础，行动的目标，政府和其他部门应该采取的特别行动，以及必须支持和资助这些行动的实体。它要求世界各国积极行动起来，尽快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该议程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从政治平等、消除贫困、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生产与消费方式、科学技术、国际贸易、公众参与、立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它呼吁世界各国迅速改变现有的使经济差距加大、自然资源枯竭、地球环境恶化的发展政策，制定能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争取一个更为安全、更加繁荣的未来的发展政策。它还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光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只有全球携手，才能求得可持续的发展。
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强化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导致了许多国家采用和实施了环境法，但是当时还没有提出协调发展与环境的方法。这一历史性任务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了落实。正如会议名称所指出的，这次大会不只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的一个续篇，实质上，它象征着综合和整合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一致努力。在这次会议上，国际社会第一次认同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成了“发展”的第五要素，与和平与安全、经济增长、人权、人民支持的国家统治等四个传统要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陈述了27条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虽然其中有些原则与《人类环境宣言》中的大同小异，但其所宣称的要公平地满足当代和将来世代发展的和环境的需要的原则，反映了其将环境与发展视为一个整体的思想。
7.《第三个千年》
1996年，美国著名科学家、罗马俱乐部成员、系统哲学家、广义进化论创始人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仿效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形式成立了布达佩斯俱乐部。该俱乐部从政界、学术界、科学界、文艺界和宗教界遴选出50位精神领袖式的人物作为名誉成员，并在各国成立由创作成员组成的分部，共同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其活动的中心是推动有意识的进化，通过“意识革命”进化出能与全球化相适应的“行星意识”，使地球上的每一个公民都能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从而避免人类和地球崩溃的悲剧的发生。
欧文·拉兹洛是匈牙利人，从1986年起，他在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支持下，成立了广义进化研究小组，把多国和多学科的数十位前沿学者聚集到一起，不定期地进行专题研究，并出版学术刊物《世界未来》。广义进化研究小组的研究目的是希望从进化的整体画卷中发现能知道解决全球问题的原理、规律和方法，概言之就是要“从进化意识中产生有意识的进化”，从而引导人类社会有意识地与地球生态系统协同进化。1989年，欧文·拉兹洛出版了《人类的内在限度》（The Inner Limits of Mankind）一书，指出人类自身的限度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比地球的外在的限度更加重要，“人类最大的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进化”[26]。
2001年，欧文·拉兹洛出版了《第三个千年》（The Third Millennium）一书，这是布达佩斯俱乐部关于全球问题的最新报告。如果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唤醒了人类对全球问题的忧虑和关注，那么，布达佩斯俱乐部的这一份报告《第三个千年》则为人类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和方法，即克服人类内在的限度，创造人类更好的未来。欧文·拉兹洛认为，要克服人类内在的限度，必须培养地球公民的行星意识，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因为“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未来不是被预见而是被创造”。
《第三个千年》的主要内容是以广义进化论为依据，以克服人类内在的限度为手段，以培养地球公民的“行星意识”为目标，通过个人的、企业的、政府的、社会的、文化的“负责任地生活，全球性的思考”，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既往的道路上开辟一个新的“分叉”，从而避免达到地球增长极限那样危险的结局。“行星意识是知道并感觉人类的性命攸关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和本质上的整体性，以及有意识地采用此产生的伦理和特有的精神”。他认为，“发展不够产生失望，而失望引起不良行为进而阻碍发展。此循环须在它最易变通的环节上被打破，那就是人的精神和意识的发展”，“除非人们的精神和意识进化到行星维度，否则全球化社会和自然系统遭受沉重压力的过程将强化并产生一个冲击波，它可能危及向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全球社会过渡的整个过程”，“使人的精神和意识进化是整个人类大家庭共同担负的第一项生死攸关的事业”。“我们每个人必须从自己开始，使自己的意识进化到这个行星的维度；然后我们才能变为我们社会的变化和进化的负责任的和有效的动因”[27]。
如果说《我们共同的未来》和《21世纪议程》是从政府主导的层面、制度约束的层面来解读全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那么，《第三个千年》则是从公众参与的层面、文化创新的层面来解读行星意识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第三个千年》同样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
8.《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
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会议的宗旨是继续贯彻1992年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原则和全面实施《21世纪议程》，针对十年来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环境不尽人意的状况，强调各国政府要全方位采取具体行动和措施，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等两个重要文件，另外还有一个与前两个文件相配套的《伙伴关系项目倡议》。这次会议是继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的又一次盛会，是关乎人类前途与地球未来的又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
《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是《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的简称。它重申了对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具有奠基作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原则和进一步全面贯彻实施《21世纪议程》的承诺，被认为是关系到全球未来10—20年环境与发展进程走向的路线图。其内容包括序言、消除贫困、改变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和生产方式、保护和管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全球化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执行方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框架等。
《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再次确认了贯彻执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敦促发达国家兑现十年前提出的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为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迈出实际的步伐。它强调，消除贫困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它把水和卫生、健康、能源、农业生产、生物多样性等5个领域作为其关注的焦点，计划到2020年，最大限度地减少有毒化学物质的危害；到2015年，将全球绝大多数受损渔业资源恢复到可持续利用的最高水平；在2015年之前，将全球无法得到足够卫生设施的人口降低一半；从2005年开始实施下一代人力资源保护战略等。
如果说《21世纪议程》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的开始，并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则是对过去十年来全球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评估，以及对世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的规划。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共6章37条，由各国首脑签署，又称《政治宣言》，重申了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它承诺要建立一个崇尚人性、公平和相互关怀的全球社会，实现人人享有人的尊严的目标；承诺对人类大家庭以及子孙后代负责任，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尺度上促进和加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个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增强的可持续发展支柱；确认消除贫困、改变消费和生产方式、保护和管理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基础是压倒一切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根本要求；承诺要促进全球共识的达成、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加强多边主义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它还呼吁团结一切力量拯救地球、促进人类发展和实现普遍繁荣与和平，并向世界人民宣誓：一定要实现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望。
[1] 本文节自龚胜生等编著《可持续发展基础》，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美]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马树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3] 毛志峰：《人类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4] 吴平：《21世纪水资源委员会发出呼吁，全球应重视水荒问题》，载《人民日报》1999年8月12日。
[5] 《浅谈水土流失现状和治理》，资源网，http://www.lrn.cn/zjtg/academicPaper/200806/t20080620_244284.htm。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80228_402464933.htm。
[7] 《发展经济必须高度重视资源环境问题》，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new_hgjj/dispatch/200503/04/t20050304_3234102.shtml。
[8] 《2006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统计》，环球能源网，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2007.http://www.worldenergy.com.cn/StatisticsData/show.php？itemid-16906/page-1.htm。
[9] [美]R.卡尔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10]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11] [美]R.卡尔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12] 王祥荣：《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13] [美]欧文·拉兹洛：《第三个1000年》，王宏昌、王裕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14] 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6—90页。
[15]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16] [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17] 樊莹：《当前国际经贸关系新走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1期。
[18] [美]R.卡尔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7、8、14、292、312页。
[19] [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页。
[20]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151页。
[21] [美]欧文·拉兹洛：《布达佩斯俱乐部全球问题最新报告：第三个1000年》，王宏昌、王裕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2]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20、141页。
[23] 王关义：《中国五大经济特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24] 李文华：《可持续发展与资源对策》，载《自然资源学报》1994年第2期，第97页。
[25]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26] [美]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黄觉、闵家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150页。
[27] [美]欧文·拉兹洛：《布达佩斯俱乐部全球问题最新报告：第三个1000年》，王宏昌、王裕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