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价值说”是西方文明的傲慢

杨光斌

近年来世界政治的种种乱局使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中国绝不能搞西式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要探究其中的深层次原因，需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一步认清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本质和“民主化”的实践危害性。自由主义民主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基督教文明体系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世价值”，是20世纪末西方国家基于“历史终结论”炮制的一种说辞，与19世纪西方建立殖民体系时提出的“白人优越论”是一个性质。将基于一种文明体系的价值理念和政治模式凌驾于由各文明体系构成的人类社会之上，是一种典型的“文明的傲慢”，其结果必然会酿成世界政治的大混乱。

一 自由主义民主是维护资本权力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

人类诸多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中固然包括自由和民主，但将“自由”和“民主”组合在一起的自由主义民主，并非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一套以维护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是以党派竞争来实现这一价值理念的制度模式。当自由主义民主被简化为竞争性选举，被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对外推广时，误导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给它们带来了灾难。

自由主义民主首先是一种维护资本权力的价值原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替代性说法。在自由主义民主话语体系中，“自由”首先是自由主义鼻祖洛克所讲的少数人的特权即财产权，奴隶就是当时洛克所贩卖的私产。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代名词，自由主义民主实质上是以资本权力的“自由”限定大众平等权的“民主”。“冷战”之初，西方国家之所以将此前流行的资本主义民主概念替换为自由主义民主，是因为普通人偏爱自由但讨厌资本主义。“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建构起以“自由”为核心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抗衡当时在世界政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此，自由主义民主就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不但体现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也贯穿于文化艺术和公共外交等领域。

自由主义民主不只是一种价值理念，更是一种制度模式。西方国家在推销自由主义民主是“普世价值”的时候，其实意在推行一种“普世制度”，而这种制度本身是沿着西方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和个人权利逻辑建立起来的。20世纪中后期，流行了两千年的以“多数人统治”为要义的古典民主理论，被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和乔万尼·萨托利等人改造为竞争性选举，把民主诠释为选民选举政治家做决定的过程，而政治家如何做决定、议会如何立法均不是民主政治的范畴。这样，竞争性选举成为衡量民主的标尺。竞争性选举为资本权力操纵政治提供了一种法定渠道。

不可忽视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是高度依赖附加条件的，这也是西式民主在非西方国家水土不服的重要原因。西方竞争性选举建构于一系列条件之上，包括保护财产权的法治、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多元但基于自由主义共识的文化、同质化条件（即国家认同和共享信念）。这些条件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才得以形成，但西方对外强力推行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化”时，不仅无视自己的历史，而且掩盖了竞争性选举必须具备的条件。相应地，“民主化”研究也越来越忽视民主的经济社会条件，强调精英决策、制度选择，相信精英理性选择的重要性。其潜台词在于，不管是否具备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只要一国的政治精英或者大众愿意，就可以选择西式民主道路。实践表明，当竞争性选举发生在既无法治又充满族群和教派冲突、难以达成共识的异质性文化中，或者发生在贫富严重对立的社会中，“民主化”结果往往是一场灾难。著名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也不得不承认，在既没有历史条件也没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国家，自由主义民主是难以运行的。

二 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按照自身社会原型搞出一套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用来研究并改造非西方国家，结果新兴国家不但未能实现现代化，反而产生政治衰败。根本原因在于，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深深地根植于西方传统之中，而西方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基督教文明。

从中世纪到现在，基督教文明一直作为西方文明的主线，塑造了西方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自由主义民主的要素（比如个人主义、保护财产权的宪政、多元主义以及源自多元势力的党争民主）与基督教文明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基督教文明是自由主义民主的观念之源和制度基础。

自由主义民主并没有消弭西方传统政治中与生俱来的冲突性，而且从传统社会中“脱嵌”出来的资本权力加剧了固有的社会冲突，所以才会有工人运动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本权力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分裂不但激化了国内矛盾，更是直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社会主义阵营因此诞生。不堪承受的战争灾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迫使西方国家一致对外，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性举措就是建构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基础的文化霸权。美国政治学围绕“竞争性选举”而论证西方政治的“民主性”“合理性”乃至“合法性”，所谓的“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选举式民主”的实质是“党争民主”，而政党背后则是阶级、种族或宗教，“党争民主”因此加剧了固有的社会分裂。这样，很多新兴国家不但未能实现政治现代化，反而是普遍性的政治衰败。同时，西方国家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次大危机中。意大利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法国“五月风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都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学者如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的统治能力危机论”、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民主困境论”，都是针对西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著名理论。

恰好在这时，苏联犯了颠覆性错误，其意外结果就是暂时性地掩盖了西方危机。从入侵阿富汗到戈尔巴乔夫信奉西方政治模式所进行的灾难性改革，苏联自己葬送了自己，使得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与其说是赢在军备竞赛和经济竞争，不如说是赢在意识形态。

在这种背景下，福山将自由主义民主鼓吹为“终结历史”的“普世价值”。其实，“普世价值论”与19世纪的“白人优越论”一脉相承。“白人优越论”是为统治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张目，而“历史终结论”的实质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文明，还是“白人优越论”式的“文明的傲慢”。对于这样的“普世主义”，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摩根索视之为“民族主义化的”。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正可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建立单一文明一统天下的“普世主义”，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立不住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义民主虽然产生于西方传统性，但资本权力的本性决定了西方国家将永远处于社会不平等的矛盾之中，而这些年种族结构的变化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比如法国激增的穆斯林人口和美国的“拉美化”。2008年金融危机揭开了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危机的序幕，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否决型政体”和大选中的民粹主义，都表明自由主义民主深陷制度困境。连“历史终结论”的炮制者福山都撰文指出，作为自由主义民主发源地的美国正在承受政治衰败之苦。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政治，都证明自由主义民主仅仅是西方文明之藤上结出的一个果，它并不能天然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非西方国家实行西式民主，绝不是人民之福。

三 世界政治乱象对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价值说”的有力否定

从1974年葡萄牙结束独裁统治开始，世界政治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东亚、南美、东欧等地区70多个国家发生了“民主转型”，表面上建构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模式。西方世界一时处于亢奋之中，“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普世价值论”粉墨登场。时过境迁，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普世制度”在转型国家表现如何呢？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公正，是衡量政治制度优劣与政治转型是否成功的基本尺度。经历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成功实现这些目标的国家寥寥无几，而且基本上是靠近西欧的几个国家。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要么回归传统体制，出现西方所说的“民主回潮”，比如埃及、中亚一些国家；要么陷入周期性政治动荡、内战甚至分裂，危机频发，生灵涂炭，比如乌克兰、伊拉克、阿富汗和一些非洲国家等；要么长期处于无效治理状态，比如一些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无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无力改善民生，社会公正状况更不乐观，最初建立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基本上发展为“无效民主”，治理失效。从更长历史时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那么多新兴国家，还没有哪个因为实行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而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面对上述结果，连大力推进西式民主的美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化”所导致的“治理不善”如同难以摆脱的幽灵。自由主义民主非要装扮成“普世价值”推向全世界，结果必然在非西方社会因水土不服而引发灾难。如果是“普世价值”“普世制度”，自由主义民主在非西方社会怎么可能会有如此不堪的命运？

推广“普世价值”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负担。过去数年，在美欧积极“输出民主”的推动下，西亚北非国家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社会混乱、恐怖主义肆虐。当难民潮涌向欧洲时，丹麦首先开启了严重歧视难民的立法；比利时则强行要求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新居民”签署“价值观认同承诺书”。这真是对西方强力推广“普世价值”行径的莫大嘲讽。

非西方国家因实践自由主义民主而出现的政治乱象，加上西方国家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痼疾，彻底颠覆了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价值说”的神话。政治制度的底色是难以改变的文明基因，文明多样性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多样性，绝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或“普世制度”。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我们必须警惕和反对“文明的傲慢”，开创多彩、平等、包容的人类文明新时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载《求是》2016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