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分析
辛向阳
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要求实行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特别是三权分立制度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迷信西方民主制度。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与内在矛盾。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的思想。《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现代的议会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本主义统治由于其阶级本性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理论内容与实践行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实践上同它的理论还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例如，一方面通信自由被宣布为人权，另一方面侵犯通信秘密已公然成为风气；一方面宣称彻底的新闻出版自由，另一方面又以种种方式取缔新闻出版自由。所以，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资本主义实际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必定被抛弃。
很多现代西方学者都意识到资本主义民主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反差。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得克萨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公共事务中心主任查尔斯·J.福克斯和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大学公共行政硕士项目副教授休·T.米勒于1996年出版了《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一书，书中对西方选举民主进行了批判。他们从三个方面对西方民主进行了反思：其一，西方民主的反馈程序值得怀疑，可信度不高；其二，西方民主的选举过程是存在问题的，也是不可信的；其三，西方民主选举的结果更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民主主要是为了有钱人。2010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共同举办了“中德发展道路比较：现状与前景”学术研讨会。德国著名学者托马斯·迈尔在研讨会上就民主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提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条件下，社会民主制度不可能只有一个唯一的模式，而且，直到今天也从没有存在过唯一的模式。比如，在对民主的理解和民主的实践方面，美国和欧洲之间就有特别大的不同。美国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而且也很不充分的民主制，这个民主制度其实是由某种金钱政治来左右的。在西方，各种民主理论层出不穷，从自由民主论到社会民主论，从精英民主论到大众民主论，从共识民主论到技术民主论，到处都盛开着“民主的鲜花”。其实，这是民主的海市蜃楼。西方的民主实践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鲜花，而是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
第二个矛盾就是社会普遍利益的标榜与资本特殊利益代言之间的矛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每一个试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新的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产阶级更不例外。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前宣布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阶级阶层与其一起奋斗，推翻封建统治。而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后，依旧宣称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甚至代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利益。一旦普遍利益影响到资本的特殊利益，资本会毫无悬念地废弃普遍利益。
瑞典“雇员投资基金”方案出台的前后经过就说明了这一点。在1971年工会联合代表大会上，瑞典金属行业工会提出了“限制财富集中”的强烈要求。根据这一要求，大会决定由工会运动的著名经济学家L.麦德内尔组织一个研究小组以提供对策方案。经过艰苦的努力，四年后，研究小组提交了著名的“麦德内尔方案”。这一方案强调实现下述三个目标：第一，完善以团结为基础的工资政策；第二，抵制在私人企业完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财富集中；第三，增强在生产过程中雇员的影响和权力。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将企业的部分利润，从雇主私人手中转为雇员的集体财产，进而推出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具体设想。1978年，社民党代表大会就联合报告进行了讨论，原则上接受了联合报告及麦德内尔提出的利润分享的思想，但是认为仅以此报告为基础作为正式决议条件尚不成熟。大会决定就此问题进一步研究，为下次党的代表大会制定具体的报告。此次大会后，社民党对雇员投资基金的态度逐渐明朗化。1981年，工会联合会与社民党的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联合小组于当年完成的新报告——《工人运动与雇员投资基金》。该报告以“麦德内尔方案”和1978年联合报告为基础，提出了进一步的具体设想。“麦德内尔方案”公布之后，“雇员投资基金”问题在瑞典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广大工人坚决支持工会联合会的立场，认为在企业中通过掌握所有权来扩大雇员的作用和影响是绝对必要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资产阶级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主的代言人，并有3个非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社会利益集团的21个组织拒绝参与讨论这一方案。后来，雇主联合会和工业联合会共同发表了一份反建议，主张给工人一些在一定时期内即可转让的股票，这是一种将所有权限制在私人手中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做法。更有甚者，在议会召开秋季例会时，瑞典一些主要企业家为向议会施加压力，曾组织了一次高达7.5万人的进军议会的游行，反对建立“雇员投资基金”。这充分显示出资本的特殊利益所在。
第三个矛盾就是民主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民主给人们的表象似乎是文明的、文质彬彬的。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有了以议会制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下层阶级就无须再进行革命了，因为议会制尤其是议会中的下院已经成为下层阶级意见表达的场所。英国学者拉尔夫·密利本德曾经讲，下院无疑是英国政治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构。其根据是，它的重要性并非源自于它拥有实权，而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十分珍视一切经过选举的原则，从而使政府具有绝对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对于遏制和约束来自于下层的压力来说，也许再也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因为它使下层人士相信，没有必要去寻找革命的代替办法，用以进行任何必须改革的手段已经具备。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则认为，有了民主制，文明统治就开始了，资产阶级不需要再借助强大的武装来实行镇压了。是否如此呢？当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为了维护资本根本利益，在资本利益受到挑战的地方，其野蛮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巴黎的无产阶级为了把民主革命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在6月22日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无产阶级发动的“六月起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六月起义”侵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于是，共和国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资产阶级发射了霰弹，炸开了无产阶级的躯体。被屠杀的起义者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而被放逐的有15000人。这就显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本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巴黎公社。5月28日，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政权镇压下去。资产阶级屠杀了3万多人，逮捕了5万多人，很多行业的工人在巴黎绝迹多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资产阶级的“急先锋”梯也尔叫嚷道：“社会主义从此休矣！”“巴黎遍地堆满了尸体。应当相信，这种可怕的景象将成为胆敢宣称拥护公社的起义者的教训。”[1]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指出，每当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是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1884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的8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一个集会，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各种肤色、各个工种的工人一齐进行总罢工。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4.5万名工人涌上街头。当时在罢工工人中流行着一首“八小时之歌”，歌中唱道：“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巨大力量使政府当局和资本家极为恐慌，他们不甘心答应工人的条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当局撕下“民主”的假面具，用暴力镇压工人。
100多年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本性是否改变了呢？其根本利益决定了不可能改变。西班牙《起义报》2012年1月10日发表题为《美国从“民主独裁”走向军事集权国家》的文章，指出：“一些知名观察家——其中不乏美国的观察家——都认为，在第三个千年开始的时候，美国将成为‘民主独裁’国家。但乔苏多夫斯基（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的观点更为激烈，他认为美国成为一个‘披着民权外衣的军事集权国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第四个矛盾就是政治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与经济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真实写照。
在政治法律上，资产阶级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规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缜密。但在经济社会所真正拥有的权利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无法与资本家相抗衡。例如，根据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刑事被告在法庭上，有权请律师为其进行辩护。可是，谁都知道，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请律师出庭辩护，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193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鲍威尔诉阿拉巴马州案之后，规定各州法院应免费为被控死罪的穷苦被告人提供辩护律师。舒赫兰大法官（1922—1938年任职）在判决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很多案例中，被告人倾诉的权利，如果不包括律师代为倾诉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就没有多大意义。”[2]可见，美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不会自动兑现，而且会不断被金钱侵吞。第6条修正案经过1932年鲍威尔案、1938年约翰逊案、1942年贝茨案、1963年吉迪恩案，似乎日益变成现实。1972年以后，美国各地只要是穷人因刑事罪被告上法庭，各级法院必须免费为穷人提供公共辩护律师。可是，由于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无情法则，公共辩护律师平均水平较低的现象恐怕很难避免。联邦和州各级法院支付给公共辩护律师的酬金，通常会大大低于那些非公共辩护律师办案的收费。例如，为O.J.辛普森被控杀人案作辩护的律师和刑事鉴定专家，每小时收费高达500美元。199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私人执业律师的最低收费为每小时125美元。但是，根据阿拉巴马州法院1994年规定，公共辩护律师出庭辩护时的酬金仅为每小时40美元，承办一个案子所得的报酬不得高于1000美元。这样的费用能为穷人请到水平高的律师吗？其权利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第五个矛盾就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一直强调其民主制度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实质上，资本家的本质是强调自由特别是资本的自由，而只是在口头上高喊平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马克思在1848年1月《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就讲，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观念本身不过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制度的产物。
这种自由给资本家带来了无数的经济利益。这在当代表现得更加突出。莎拉·范·吉尔德是美国一份杂志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主编，她和她的员工在2011年年底出版了一本题为《占领华尔街：99%对1%的抗争》的书籍。书中提到了美国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她明确指出：“当前的经济体制就在于将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重新分配给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富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披露的数据，从1979年到2007年的28年间，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275%，而处于金字塔底部那20%人群却仅增长了18%。”[3]书中还谈道，尽管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亿万富翁的金融财产、最盈利财团企业的闲置资金到现在依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福布斯》2011年全球富豪榜共有1210名富豪上榜，总财富达到4.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他们的财富总数与德国的GDP相等。
这种自由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损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发表的题为《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文章表达了与上述观点相同的论点。他说，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华盛顿邮报》2011年11月25日发表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的文章，题目是《当资本主义与民主发生冲突》。文章讲：其一，资本主义令民主栽了个大跟头。一年来，资本主义完完全全令民主栽了跟头。这种情况在欧洲最为明显。19世纪初被美国杰克逊派民主党人废除的必须拥有财产才能投票的要求被势力强大的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政治盟友复兴。其二，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冲突是一种制度性冲突。虽然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存在冲突的想法令人难以接受，但现实就是如此。拿破仑无法征服整个欧洲，但标准普尔也许可以。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冲突正在各地爆发。
所有上述矛盾都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得非常清楚。恩格斯在1843年10月撰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就分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内在矛盾。他说，法国革命为欧洲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依我看来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种政体一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伪善（或者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神学）。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一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只是徒有虚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原载《红旗文稿》2012年第14期）
[1] ［苏］普·米·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59—660页。
[2] 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3] ［美］莎拉·范·吉尔德、YES！ 杂志社员工：《占领华尔街：99%对1%的抗争》，朱潮丽译，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