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初步见解
一 关于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的简要回顾
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学研究，作为这门现代新兴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它于20世纪30年代初肇兴，在50年代初正式形成后而起步。在迄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几位我国历史地理学创立者均率先投身于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学研究。如谭其骧先生发表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的论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侯仁之先生自1960年夏起，即用历史地理学之理论、方法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形成与演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史念海先生则自60年代初起，即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西北地区，尤其是其东部之陕西省与黄土高原上。他的论文集《河山集》九集中，每集中都有多篇有关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论文；即使冠有《中国古都和文化》的第八集，也有专论唐代长安的论文。在他们的引领与推动下，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成绩斐然，硕果累累。现就笔者所知择要胪列于下：
黄盛璋先生于1990年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当年第2辑发表《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后；又大力推动对西北地区绿洲的深入考察研究，2003年5月曾由科学出版社推出他主编的论文集《绿洲研究》。
王北辰先生对西北地区沙漠、古代交通与城址的研究，其有关成果集中收入论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李健超教授对关中、西安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研究，其多篇成果载入他的论文集《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马正林教授对古都西安及关中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出版有专著《古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多篇相关论文收录于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正林行集》中。
黄盛璋先生高足奚国金研究员关于罗布泊迁移问题的研究，他先于1992年10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了题为《罗布泊迁移过程及其研究的新发现》的论文；之后又于1999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罗布泊之谜》。
李并成研究员多年来对西北地区沙漠，特别是河西走廊沙漠的研究，除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外，还出版了专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笔者自1964年夏季随侯仁之师到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地参与考察，之后又于1965年夏单独赴该高原鄂托克旗城川地区考察，写有《对城川地区湖泊古今变化的初步探讨》的考察报告（该报告经修改，题目改为《内蒙内城川地区湖泊的古今变迁及其与农垦之关系》，刊登于《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1965年9月被分配至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工作，直至1982年1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因此，50年来也一直以西北地区作为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重点。前期的成果，多已收进了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版）。之后还陆续撰写了多篇有关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论文，如《论大西北地区开发建设中的大环境保护问题》[1]等。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大批中青年历史地理学者也在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中崭露头角，作出了贡献。如吴宏岐教授对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2]、徐卫民教授对秦都城研究[3]、耿占军教授与吕卓民教授对西北历史农业地理研究[4]、薛平拴教授对陕西省历史人口地理研究[5]、李令福研究员与王双怀教授对关中历史地理研究[6]、侯甬坚教授与王元林教授对渭河及泾洛河流域的研究[7]、艾冲教授对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8]、王社教研究员对我国（主要是北方）沙尘天气的研究[9]、张萍教授与刘景纯教授对西北地区商贸市场和城镇发展的研究[10]等。
此外，李之勤先生于2012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作为《新疆通史》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西域史地三种资料校注》一书，亦是西北历史地理研究的一项基础性研究成果。
除上述诸方面之外，如再加上现当代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自然地理学界对西北地区史地问题之研究成果、西北地区重要历史遗址考古发掘之研究成果、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如对高山冰川雪线、沙漠、湖泊沼泽、植被、黄土高原沟壑塬面之变化等）研究成果等，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涉及领域多样广泛，包括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等诸多分支学科，成果颇为丰硕。
统观上述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多方面进展，从中亦可看出它与我国古代源自西周，显于隋唐，奠定于清代乾嘉时期之祁韵士及之后的徐松、龚自珍等官员兼学者倡导形成的“西北史地”之学，有着一定的传承创新关系。[11]论其创新，当然是因为作为现代一门新兴学科的历史地理学具有学科交叉性特点[12]，学术视野广阔，在开展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研究时，既依据史籍文献资料，又重视实地现场考察，还重视与地理学、考古学等学科合作，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综合深入研究等。
二 当前深入推动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应建立的两个新理念
当前我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伟目标，在国内大力推进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国际上则大力推行“一带一路”之互利共赢国策。在此形势下，深入推动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更具有其必要性。为达此目的，应建立如下两个新的理念。即：
其一，“大西北地区”之理念。
我国政界、学界与民间，曾长期从行政区划上将现划定的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省、自治区认定为是我国的西北地区。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中的西北行政区，就是管辖这五个省、自治区。而与此同时，我国自然地理学界却从自然地理区划上将西北地区划定在贺兰山以西及祁连山、昆仑山以北区域，即只包括新疆的绝大部分、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阿拉善高原以及宁夏的西北边缘[13]。而笔者则在前文提及的于1997年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上的《论大西北地区开发建设中的大环境保护问题》一文中，从考虑行政区划的完整性与自然地理区域分异之规律性以及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总体保护治理工作和西部大开发事业开展等原则，提出在我国原行政区划上的“西北地区”所辖之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自治区基础上，再加上山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西半部（即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与阿拉善盟），组合成我国“大西北地区”的理念。因为这一区域，在气候上除东南部之秦巴山地外，其余部分均为半干旱、干旱大陆性气候；而地形上则包括青藏高原北半部与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以及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祁连山等高大山系，居于我国地貌上三级阶梯格局之第一、二级阶梯上，高耸于我国东部黄河、海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广阔平原之上；是我国中东部广大地区江河之源、风暴之源与沙尘之源。因而认真做好这一地区之生态环境防治工作，不仅是该地区自身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做好我国生态环境防治工作的一大关键。加之这一地区，恰如前曾述及的翁独健先生为《西北史地丛书》所写《弁言》中论及的，“自古以来为华夏诸族文明之发祥地，多民族蕃衍生息汇合交融之舞台，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通道”[14]，历史上人文地理方面也如同自然地理方面一样，丰富多彩，变化多端。所以对这一“大西北地区”进一步深入推进历史地理学研究，既对历史地理学以及一些相关学科的发展，在学术层面上意义重大；而且还对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能发挥有用于世的作用。
其二，以丝路为轴线，覆盖大西北地区，整体推进历史地理研究深入发展的理念。
史前时期即已开其端，西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定其型，后至188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其名的“丝绸之路”，是远古迄今联系亚、欧、北非间众多民族与国家的商业贸易的大通道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其东方起点就是今之西安，在中国境内的几条路线，即“绿洲路”（又名“沙漠路”）之北、中、南道以及“草原路”均在我国“大西北”地区内，且广布在陕、甘、宁、青、新与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在历史上这条丝路的开通与繁荣，曾对世界，包括我们中国之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交往、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推进作用。而当前，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于2013年9月、10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后，“一带一路”建设很快即成为我国重大国策，并得到国外许多相关国家之响应与国际学术界之热议。毫无疑问，推动丝路之重新繁荣，对于推进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与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所以应高度重视。为此将丝路在国境内的诸道作为大西北地区的轴线，以之将整个大西北地区整合起来，推动其历史地理之整体研究向纵深发展自当作为我们历史地理学界应树立的一个新的理念，以不负这一千年难逢的历史机遇，作出我们应有之贡献。
三 对于今后深入开展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几点建议
基于前述的一些认识，笔者对今后深入开展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谨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选定几个主要研究方向，重点攻关。
初期可考虑选择下列三个研究领域设计课题，组织力量实施研究。即：
——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既深入探明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包括沙漠、高山冰川、湖泊、河流、植被、动物等自然要素的生态环境变迁历程，揭示其原因；同时也当通过查明当前之变化动态，为做好防治工作提供借鉴。即拿在本地区范围内的黄河中上游近百年水沙变化而言，据黄河水利委员会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所发现的进入21世纪后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趋向，就很值得关注。[15]此外，如新疆境内一些绿洲地下水位下降、内蒙古阿拉善盟黑河下游一度断流、居延海与苏泊淖尔大幅萎缩等，都是一些性质严重、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
——历史时期丝路沿线城镇地理与商贸地理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过去虽有所研究，但大多限于国内，且未作整合式的综合研究；今后自可多所致力，甚至将视域投向国境之外。
——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各区域之间以及与域外文化之交流融合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往历史地理学界研究尚显薄弱，但其重要性已日显突出，所以亟待加强。
（2）大力借助并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有效提高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之效率与精准度。例如，近来日益受到多门学科重视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技术（RS）以及网络技术等，不仅是一些新的技术手段，也将促进历史地理学研究理念与学科理论的发展，应加重视，并大力践行。[16]
（3）发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这一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搭建的平台作用，联络国内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历史地理学者以及西北地区相关学科之研究人员协同攻关，也可与国外之有关学者合作，加快推进研究工作进展，取得更为丰硕与更具影响力的成果。
2016年7月15日 稿成
9月28日 改定
（本文系应邀参加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于2016年8月14—17日在西安市举办的“从西北史地之学到西北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待出版）
[1] 该文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2] 代表性论著有：《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
[3] 代表性论著有：《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代表性论著有：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吕卓民著《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联合发行2000年版）。
[5] 代表性论著有：《陕西历史人口》，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 代表性论著有：李令福著《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双怀教授主编《关中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论文集，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
[7] 代表性论著有：侯甬坚著《渭河》，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王元林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8] 代表性论著有：《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9] 代表性论著有：《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0] 代表性论著有：张萍著《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刘景纯著《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 参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翁独健撰《〈西北史地丛书〉弁言》及该书中之《〈万里行程记〉及其作者简介》。
[12] 请参阅拙文《论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性及其学术价值》，《史学集刊》2015年第 1期。
[13] 《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编：《中国自然地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160、295页。
[14] 载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
[15] 详见拙文《近百年来黄河中上游水沙变化趋势及其启示》，载张多勇主编《豳风论丛》第二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16] 详见张萍《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构想及其价值与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张清俐：《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再现“丝路”全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