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人地关系”理念，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
一 中国环境史兴起之学术渊源与时代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渊源于我国蕴涵丰厚的史学以及自30年代以来即已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同时又受到国外，特别是美国与欧洲诸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影响，我国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蓬勃发展，迄今方兴未艾，且已成为21世纪之学术热点之一，并得到我国史学界，甚至相关之学术、科技界的高度关注；应该说这不仅有其学术意义，而且还有着直接的警世资政的现实意义。因为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气候变暖、高山冰川与极地冰盖消融、海水上升导致滨海地带与岛屿堡礁淹没、森林与草原遭到更大规模毁坏、农田大幅减少且土质更趋劣化、沙漠化土地扩大、动植物品种不断减少、不少河流干涸湖泊萎缩造成水资源匮乏、“三废”污染蔓延，等；不仅成为影响制约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而且有的甚至威胁到一些民族与国家的生存安全。可以说，当今正确认识并解决世界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积渐形成的生态环境中的种种问题与危机，已是关乎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促成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因而对环境史，特别是对其中生态环境史的普遍关注与深入研究也就成为时代的需求与史家的责任。
二 “生态环境”之科学含意与生态环境史之学科地位
人类的“环境”概念，自有史以来其具体范围就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不断有所扩展；而其具体内涵，也随着人类生产力与科技学术思想的发展在不断深化。历史时期由于人口的持续增加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生活与生产领域不断扩大，而人为活动已不仅只受周围环境的制约，同时其带给周围环境的影响也不断增强；因而人们与其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互动关系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更为广泛与深刻。至现代，随着地理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科学的发展，由它们有机结合而形成了“生态环境”这一新的科学观念。其含意是：由人或人类与其周围之自然要素（主要有大气、水、土壤、植物、动物等）及人文要素（主要有农田、牧场、村镇城市、道路等）组成的互动性复合型环境。由此可见研究生态环境与静态地孤立地研究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必须结合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政治、经济活动来研究其周围之环境演变问题，包括导致环境演变之原因与规律。因而对生态环境之研究是动态的、双向的，其中既包括主要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正向的良性的变化，也包括主要由人为活动造成的负向的恶性的变化。正是因为生态环境是将人或人类纳入环境之中，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看待，因而能更深刻地从实质上揭示人类历史时期环境演变之特点、趋向及其机制、规律，也更有利于世界各国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为此，除了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环境科学界与地理科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外，还由之衍生出人类生态学[1]、生态经济学[2]、生态哲学[3]等相关学科。也正是在上述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改善如何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以及相关科技学术领域新的发展趋向的策应下，不论是在我国源于先秦战国时期，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并于50年代发展成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还是90年代在美国环境史传入中国后立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基础上兴起的中国环境史学，其主流部分都是将“生态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并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因此，今后之环境史学，在其学科框架中，也当以生态环境史作为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并在其学术实践中，以之作为重点研究内容积极加以推进。
三 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回顾人类历史时期，不论中外，在长达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存繁衍，时时处处都依赖周围之环境。然而因处于人类的初始发展阶段，主要从事渔猎采集活动，所以对周围环境影响甚微。但在进入距今约1万年前之新石器时代，由于先民开始从事原始农牧业生产与制陶等手工业活动，因而也开始对周围环境有了较明显的影响。自那以来，特别是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世界上许多地区先后迈入文明之门槛建立国家之后，在人口不断增加与生产技术持续发展的驱策下，人类拓殖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开发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导致生态环境发生之变迁也更加明显。而在人类历史时期多种多样的人类活动中，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密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范围广、程度深，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大的，主要有下列几种：
——农业垦殖与农业技术发展；
——牧业生产方式及其技术发展；
——治理江河，修建运河，兴修海塘及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砍伐森林与林特产经营；
——城镇与交通道路建设以及手工业、矿冶业发展；
——外敌入侵与内部动乱等军事活动；
——与上述活动直接关联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之制度、政策以及相关士人的学术见解、民间的乡规民约。
受上述几方面人类活动影响所导致的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之变化，即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它们是：
（1）农业生态环境史。主要包括农业垦殖区域扩缩、农田水利工程导致的田制变化、土壤肥瘠变化、农作物类型变化等。
（2）森林生态环境史。主要包括天然森林、灌丛与人工林等之分布与生长状况变化以及上述变化所造成的相关生态环境要素变化。
（3）水生态环境史。主要包括江河溪涧之径流量、泥沙量、水质与湖泊沼泽之蓄水量、水质以及地下水、泉水之涌水量等水文状况变化，还包括河道改徙与湖沼盈缩之变化。
（4）海滨生态环境史。主要包括海岸线分布状况、滨海地区地形与地物以及近海潮汐量、海水质量等的变化。
（5）沙漠及其邻近地区生态环境史。主要包括沙漠、沙漠化土地分布及风沙、沙尘暴活动状况及其变化。
（6）野生动物生态环境史。主要包括野生动物种属、数量及其分布状况之变化。
（7）城镇与工矿区生态环境史。主要包括城镇与工矿业集中地区植被、地形、水文与空气之状况及其变化。
此外，导致重大灾疫发生，并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之一定区域内气候寒暖干湿变化及异常气象现象之变化状况也可纳入生态环境史研究范畴。
以上是就生态环境史研究内容概括的几个主要方面。当然就上述几个主要研究内容进行研究时，在时段上可以是贯通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的，即长时段的；也可以是断代之中时段或短时段的。在空间地域范围上，可以是涵盖全国的，也可以是某个小区域的。
四 生态环境史研究之基本理论问题
尽管美国与欧洲、澳洲一些国家之环境史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兴起，其学科理论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但因中国环境史学，究其实是从历史地理学中脱胎出来，因而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基础的“人地关系”理念，自亦可作为中国环境史，特别是其中之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当然环境史作为一门跨越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对于前述几门学科的一些相关理论观点也当加以遵循，以共同指导环境史研究工作深入开展。然而，对于生态环境史研究而言，人地关系理念，无疑应作为其学科理论之基础与核心内容。
关于“人地关系”理念，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早是侯仁之院士对之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在1962年年初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上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即指出：“人类的生活环境，经常在变化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1992年笔者也曾就“人地关系”理念作了进一步的引申，提出了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见解；并阐释道：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活动与不断变化的地理环境之间的一个双向制约体系。因为，参加到这一体系中来的，不论是人类社会活动方面的，还是地理环境方面的，都有众多的要素，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复合的体系。[4]
很显然，依循“人地关系”理念以及将之具体化作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见解，对于深入研究生态环境史的相关课题都会有所助益。例如，我们要研究一个地区某一人类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生态环境史，首先当然要复原这一历史时期该地区野生动物种属、数量与分布范围之变化；接着在分析导致上述变化之原因时，既要探寻大的气候变化背景对该地区森林、草原等自然植被与水资源等造成的影响；也要考虑当地居民进行农牧业、林业与林特产业、狩猎业、商贸业以及人口、城镇、交通等之变化状况，还要注重该地官府与民间的相关政令及规约，并落脚到这些人为活动对野生动物生境之影响上。只有将上述多元要素相关内容汇集起来，置于一个体系内，逐一研究相互制约、影响的具体状况，然后再进行综合研究，方可对该地区在某一人类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生态环境史作出全面而又深入的论述，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只有以“人地关系”理念作为生态环境史研究之基本理论，进行严谨周密的研究，才能在推进实证性个案研究的同时，不断充实丰富生态环境史之理论体系。
五 倡议在新修地方史志中增加生态环境史志内容
我国有着悠久的修撰地方史志之学术传统，作为正史之重要补充，在存史资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在改革开放后，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开展了数轮新修地方史志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检视此前已修成出版之各级地方志，均未见有生态环境志之篇章，大多仍沿袭旧志体例，设置自然地理篇（志）、自然环境篇（志）、地理环境篇（志），这当然也都是需要的。但鉴于上述篇（志）的内容，多为罗列当代之自然地理各要素的静态内容，没有涉及各地理要素之变化状况及与当地居民经济社会活动之相互影响关系，因而其存史资政之功效就相对显得不足。为了适应当前各级政府落实中央科学发展观，推进地方经济建设健康持续发展并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工作的需要，也为了更广泛地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工作的开展，笔者曾于2006年在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5]一文中，倡议我国各级行政区域在修编各自的地方志时，仿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新修《清史》中设置《生态环境志》的创新性举措，也增设生态环境篇（志），将本辖区内整个历史时期或近现代主要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据实记录下来，集中加以撰写。现正值我国各级政区正开展新一轮地方志修编之际，特再次提出这一倡议，以期引起各级地方史志撰修领导部门与环境史学家们的广泛注意，并能得到切实践行。而如果能获得我国特有的遍及中华大地各个行政区域的地方史志专家的积极响应，普遍修撰辖区内之生态环境志，必将对我国环境史研究工作产生举世罕有的助推效应，从而使中国环境史之研究工作步入世界的前列。
（原文刊载于《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 参见王如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人类生态学研究进展》，载《中国生态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444页。
[2] 参见［美］莱斯特·R·布朗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林自新、戢守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3] 参见余谋昌《生态哲学》。
[4] 详见拙文《论历史自然地理在当前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4年第1期，第17—22页。
[5] 该文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