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历史地理学近百年发展历程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 中国历史地理学近百年发展历程之简要回顾
作为我国现代一门新兴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虽然“历史地理”一词有学者考证在20世纪初即已从日本传入中国，且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农历癸卯年）就被晚清重臣张之洞与张百熙等奉旨重拟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中，将之作为一门课程堂而皇之地列入文学科之近代地理学教学体制和学科体系之中；但是也诚如有学者经考证后指出的，当时由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更新转化滞后，尽管《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设有历史地理课程，然而就连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官办大学——京师大学堂都未遵守规定开设该课程，直至1911年清王朝覆灭也依然如此。[1]由此可见，20世纪初学界仅出现“历史地理”学科名，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还处在酝酿孕育阶段，尚未正式形成。即就如此也是表明这门新兴学科已开始起步，由那时起迄今已经历一百余年，而由当时的胚胎状态到现在成为我国学术园地里一门现代显学，其发展历程总的而论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20世纪初至1949年，为孕育形成期。
这一阶段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如果说自1903年张之洞等在奉旨重拟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已采取了“历史地理”一名，并将之作为一门近代地理学的课程列入其中，标志着这一学科已开始孕育；那么到1934年2月由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发起，在当时的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顾颉刚先生寓所成立禹贡学会，随后又于同年3月1日出版《禹贡》半月刊，则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形成。尽管在禹贡学会成立前后，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同时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他的学生谭其骧先生在辅仁大学开设了“中国地理沿革史”课程，但禹贡学会成立后由它组织推动的学术研究活动，则已超出了中国沿革地理的范围。从禹贡学会成立之初创办的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自创刊号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停刊共7卷82期所发表的论文看，属于沿革地理的文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则为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论文，当然内中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多过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2]再加之《禹贡》半月刊于创刊后之第二年，即自第三卷起开始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即“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之英文名，更是鲜明地揭示出他们要推进的是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论著当为：
顾颉刚先生与其弟子谭其骧先生合作撰写并联名发表在1934年3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1期上的“发刊词”。该“发刊词”除具体阐述了研究沿革地理，也即以后由之发展形成的历史地理学的必要性外；还义正词严地揭穿了我国东邻日本假学术研究之名，对我国沿革地理进行恶意歪曲，以助其侵略我国之实的阴谋，反映了禹贡学会同仁炙热的爱国主义情怀。
顾颉刚先生与其另一弟子史念海先生合作撰著，并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出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对我国上自大禹治水分州之传说起，下至民国成立后疆域区划及制度之改革作了系统而精要论述，被学界视为“开山之著、扛鼎之作”。[3]
顾颉刚先生另一弟子侯仁之先生著《北平历史地理》。该书中文版（邓辉、申雨平、毛怡译）虽是2013年11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但却是仁之师1946年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师从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者克利福德·达比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49年用英文撰写出的博士学位论文。正如该书中文译者之一邓辉教授在该书“译后记”中所指出的，该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无论是在侯仁之个人的学术发展历程中，还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4]
第二阶段：自1950年至1978年，为正式形成期。
这一阶段之所以称为作为现代学科之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正式形成期，其标志性事件即为侯仁之先生于1950年7月在《新建设》杂志第2卷第11期上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文中针对1950年春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目中列入了“中国沿革地理”一课进行了商榷，明确提出将之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课。为此仁之先生阐述道，“中国历史地理”因“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史前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界动植物的生灭移徙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就此仁之先生还满怀信心地说道：“我相信，到了我们真正在大学里能够开设一门比较合乎理想的‘中国历史地理’的时候，不但历史系的学生就连地理系的学生也将视之为必要的课程了。”不久仁之先生这一建议被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采纳，促成了一批大学设置了历史地理学课程。仁之先生不仅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率先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还在1956年开始招收历史地理学研究生；[5]上海复旦大学在谭其骧先生主导下，1959年就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1960年在历史系里办了历史地理专业，开始招生；[6]陕西师范大学也在史念海先生努力下，于1962年下半年在该校历史系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史先生还编写了授课的讲义《中国历史地理纲要》。[7]除高等院校外，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分别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组）。在它们的带动下，再加上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地理系陈桥驿教授、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徐俊鸣教授、华南师范学院（现改名为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曾昭璇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石泉教授、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地理系李润田教授等积极投身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这就大为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正式建立后一度获得了颇为可观的发展。
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论著有：
侯仁之先生除前已述及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外，还有另一重要论文《历史地理学刍议》[8]。前文促成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正式建立；后一文则奠定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该文对历史地理学之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及其科学价值与现实作用乃至它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都作了明确阐述，其基本观点迄今仍为学界认同，对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史念海先生于1963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系列论文集《河山集》初集。该集收录的论文除一篇写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之1945年8月外，其余11篇均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至1962年10月以前所撰写。所选诸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盛唐以前我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农业、手工业、商业区域的分布与变迁，同时还研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都会的职能与分布特点以及交通道路布设状况。充分体现出史先生在这一阶段之治学旨趣从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飞跃。
这一阶段还需提及的是由谭其骧先生担任主编自1955年年初开始启动，汇集了国内十几个单位逾百名专业人员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全套八册于1982年10月至1990年2月由地图出版社（后改为中国地图出版社）出齐，但整个图集的编绘工作是“文化大革命”前历经11年艰苦努力完成的。“文革”中“四人帮”接收了图集编绘工作，但经他们改动后出的内部本，质量大幅下降。“文革”后1980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决定将内部本进行必要修订正式公开发行，始得面世。[9]
另一件需提及的重要成果是由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先生汇总、修改、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该书作为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各有关单位地理学科研教学专业人员撰写的一套涵盖中国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的专著之一，虽是1982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但也是于1973年开始分别由参与工作的相关单位执笔人进行撰写，还曾于1976年、1977年、1978年先后在西安、上海、开封三地举行了审稿会后始定稿。所以其能于1982年初正式出版，主体工作仍是在本阶段进行的。[10]
第三阶段：自1979年迄今，为蓬勃发展期。
这一阶段之最主要的标志性事件当首推1979年6月5日至13日在西安市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有全国14个省（直辖市）的47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文博和出版单位的73名专业人员。提交会议的论文则多达95篇。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侯仁之先生主持，并致开幕词；中国地理学会另一位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到会并作报告；史念海先生作为承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致了闭幕辞。会议除了10位学者作了大会学术报告外，还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与历史城市地理4个组进行了论文报告与学术交流；此外，还有11个到会单位的代表汇报了各自单位此前从事过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及今后的设想，通过讨论制订了《出席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各单位提出的近期研究计划》。正如郭敬辉先生所说，“文革”前全国性历史地理学术会议虽也开过两次，但每次仅十几个人参加，所以这次会议堪称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有很大的历史意义”。[11]不仅如此，这次盛会还开启了之后自1980年年始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之先河。即1982年在上海、1984年在重庆、1986年在兰州、1988年在太原、1990年在沈阳、1992年与1994年两次在西安、1996年在北京、1998年在长沙、2000年在昆明、2002年又在上海、2004年在乌鲁木齐、2006年在广州、2008年在武汉、2010年在桂林、2012年在天津、2014年在成都，以及2016年在长春，共举行了18次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因而对我国历史地理学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获得蓬勃发展实具里程碑意义。
本阶段另一标志性事件则为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持下创办的由谭其骧先生出任首届编委会主编的《历史地理》刊物于1980年初创刊，其创刊号于1981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迄止2015年12月，已连续出版了32辑。正如侯仁之先生在创刊号发表的“发刊词”中指出的：“《历史地理》的编辑和出版，标志着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由史念海先生创办，并首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也于1981年7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该论丛于1985年9月出版了第二辑后，自1987年总第四辑起改为季刊，持续至今，截至2016年4月累计已出版119辑（该论丛总第三辑于1988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术界另一重要的学术园地，且为国内唯一的一份历史地理学之学术刊物。
这两份刊物（尽管《历史地理》为以书代刊，但基本坚持了每年一本，仍当以刊物视之）的持续出版，无疑大为推动了历史地理学之学术研究与交流。
本阶段第三件标志性事件当为1999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作为国内各高校历史地理学科最具实力的单位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100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之一。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在第一轮竞争未果后，在学校支持下，仍以历史地理学科为依托，组建了“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了第二轮申报，于2000年秋也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校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后该“研究中心”改名为“研究院”，并在院内特设“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以表示该研究院今后将继续重点开展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说上述两个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获准建立，对21世纪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进一步发展会在国家与学校的支持下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正是在上述几大标志性事件推动下，又借助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大势，本阶段我国历史地理学获得了持续30多年的兴旺蓬勃的发展。至今在国内已形成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史念海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三大历史地理学术重镇，也即学界所盛传的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足鼎立”格局；然而同时又在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太原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安文理学院、郑州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市与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所陆续建立了研究机构，或拥有了颇具实力的专业研究队伍，实已形成了群星闪烁众花争艳的繁荣局面。通过全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共同努力，这一阶段历史地理学之学科理论体系获得了新的建树，一些分支学科推出了高水平的成果，还建成或初步形成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商业地理、历史流域地理、历史海疆地理等新的分支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进展，如采取地理信息系统等新的科技手段使研究成果更加精准化等。上述发展不仅使历史地理学科本身达致一个新的高度，还对相关学科，如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农史、林史、畜牧史、水利史、环境史、古都学、方志学、文化遗产与大遗址保护等发挥了积极影响与推进作用；还对当前国家正开展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城镇规划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农业与商业发展等实际工作也发挥了具体的“有用于世”的作用。
也正因如此，所以在2011年教育部主持的对历史学学科体系调整工作中，在世界史与考古学由原历史学之二级学科升格为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的一级学科后，原历史学留下的六个二级学科合并精简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与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地理学等四个二级学科，共同组建为中国历史学。这充分表明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现代新兴学科，经过数十年发展，已成为在现代学术园地里扎牢了根基，在其众多分支领域均取得显著成果，并对多门相关学科产生了促进作用，还在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效应的一门显学。
这一阶段最具学术价值与影响力的论著，除前已述及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与《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外，还当推出以下几种：
谭其骧先生的论文集《长水集》（上、下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与《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三集共收谭其骧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后所撰论文117篇共约110万字。
侯仁之先生的《侯仁之文集》，共三卷，分别为《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历史地理学的视野》《我从北京大学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3年3月与5月出版。三卷共收侯仁之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后所撰论文108篇，共约150万字。
史念海先生的文集《河山集》，共九集。其中初集与第二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63年9月、1981年5月出版，第三集由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月出版，第四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12月出版，第五集与第六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12月、1997年12月出版，第八集即《中国古都和文化》，由中华书局于1998年7月出版，第七集与九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1月与2006年12月出版。共收录史念海先生所撰论文130篇，另附录2篇，总字数达360万字。
陈桥驿先生的有关《水经注》研究论著。除点校注释多种版本的《水经注》外，还结集出版了《水经注研究》共四集以及《郦道元评传》《郦学札记》等。仅《水经注研究》第一至四集（分别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5月、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9月与1992年1月、杭州出版社于2003年4月出版），就收入陈桥驿先生撰写的研究文论126篇，共约167万字。
邹逸麟先生主编的作为“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一种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因较为全面、简明地概括论述了迄止20世纪末我国学者对历史人文地理有关分支学科所作研究，亦当与此前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相提并论。
此外，这一阶段先后出版的由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共六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9月至2005年1月出版）、周振鹤教授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3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先后于2007年8月至2014年12月出版）、郑德坤先生著《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黄盛璋先生著《历史地理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曾昭璇先生著《历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石泉先生与蔡述明教授合著《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文焕然与何业恒先生等合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钮仲勋研究员著《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版）、张修桂教授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司徒尚纪教授著《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5月版）、徐少华教授著《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李孝聪教授著《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靳生禾与谢鸿喜教授合著《山西古战场野外考察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蓝勇教授著《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笔者所著《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版）与《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均在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这一阶段还推出了多种历史地理学教材，其中具有较广泛影响的有下列三种：
其一是马正林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该书于1987年1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桥驿先生为之作序；
其二是史念海先生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该书是史念海先生在“文革”前所编授课讲义基础上又作丰富与深化撰成，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12月与1992年5月出版；
其三是蓝勇教授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该书列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8月初版，后曾多次印刷。
这一阶段在历史地图编绘方面成果也甚为丰硕。继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先后出齐外，由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全三册之第1册，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中国地图出版社于2014年1月出版。
与此同时，一些省、市也相继编绘了历史地图集。其中即有：
侯仁之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史念海先生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武汉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编：《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重庆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编：《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卷古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
司徒尚纪等编：《广东省历史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
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
此外，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星球地图出版社编制的《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于2007年7月由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图集编制时，曾聘请侯仁之先生与葛剑雄、朱士光教授等历史地理学家出任学术顾问。许多图幅反映了历史军事地理最新研究成果。
二 简论中国历史地理学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前已简要论及，中国历史地理学从20世纪初清末之官方文件中已见其名，但真正肇兴还是到30年代初禹贡学会建立之时，而正式建立则在1950年共和国成立之后，“文革”结束后始蓬勃发展，迄今已成为我国之一门显学。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门新兴学科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主要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创新性不足，还未建立起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仍以传统方法为主；各分支学科发展不够均衡，相比较而言历史自然地理学领域的一些分支学科其发展势头不及历史人文地理学领域一些分支学科强劲；学术视野尚不够开阔，未能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足够的话语权。上述问题虽是学科发展中经常会面对的，但也是我们学科今后要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应对的挑战。更何况，当前我国正处在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发努力之时，习近平主席又接连发出科技创新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号召，为我们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当今新时代里获得更为全面丰硕的发展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机遇。所以在天时、地利条件均已具备的大好形势下，就需要我们全国（包括台、港、澳）历史地理学者振奋精神，认准目标，加强协作，艰苦奋斗，力争在国内如同考古学、世界史两门兄弟学科那样由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走向世界，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发挥我们应有的学术上的积极作用。
三 对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几点建议
为了抓紧当前国内外形势提供的绝佳机遇，实现我们历史地理学新的发展目标，当然需要全国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群策群力，共同奋斗；然而也十分需要作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学术领导核心的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业委员会”）发挥必要的组织协调与指导督促作用。为此不揣浅陋，提出以下三点建议，谨供今后工作中参考：
（1）可仿效首届专业委员会在1979年于西安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上所作的那样，对有关单位历史地理学术研究规划组织交流与协调。正如中国地理学会前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在那次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强调的：“通过学会这样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组织，搞一个民间规划，其作用虽不像政府制订的科学计划约束力那么强，可叫‘君子协定’，有的单位不愿干也可以。但是通过对选题的讨论和研究，对分工协作以及对一些重大项目主持单位的明确，会使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遵循，有奋斗目标，可互通情报，对今后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开展以及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可能会更有利些。”
（2）专业委员会可推动或组织相关学者参加三年一度的国际历史地理学者大会，以密切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协作，推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国际化。
（3）专业委员会可借鉴2016年5月21—23日在郑州举行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的做法，采取开放式会议方式，使会议所在地的青年学子与民众也可列席会议，听取学术报告，以扩大历史地理学在公众中的影响。
2016年5月
（原文刊载于韩宾娜主编《丙申舆地新论——2016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 详见李久昌《中国历史地理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若干特点》，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2] 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前言》，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见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商务印书馆文库〉编纂大意》，载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重排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 见《北平历史地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10页。
[5] 参见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走近侯仁之——恭祝侯仁之先生百岁寿辰》一书所附“侯仁之先生指导的研究生”。
[6] 谭其骧：《怀念吴晗同志》，载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 据马正林教授2016年5月16日对笔者的口述。
[8]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9] 参见谭其骧《怀念吴晗同志》。
[10] 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序”与“前言”，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1] 关于此次会议的相关内容与数据均采自中国地理学会编印《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会刊》，197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