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韩国佛教是整个汉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韩国佛教源自中国佛教，这不论是从佛教流通的先后顺序和传播的渠道以及把汉文作为载体而言，都是不争的事实。自中国南朝梁代开始，至明朝初年，入华求法的韩国僧人代不乏人，其中于青史、碑铭可稽者有二百余人。他们不仅将中国佛教的义学思想和主要宗派传到海东，在本国的佛教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成就，而且对中国佛教的义理建设和宗派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卷名为《韩国佛教》，所涉及的范围涵括历史上朝鲜半岛佛教的全面介绍，本卷只是按照学术界的惯例和行文的方便来定名。本卷探讨的重点主要围绕着如下几个问题。

（1）着力探讨佛教在高句丽、百济、新罗的传播次第问题。决定其传播次第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三国在半岛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二是三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三是三国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程度的不同；四是三国各自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密切程度不同。可以看出，汉文化在半岛的传播“造就了一个接受汉化佛教的机制”，“汉文化接受程度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佛教的传播”。

（2）着重探讨韩国佛教的民族化、本土化问题。民族化首先开始于新罗，故亦称新罗化；其着眼点在于面对众生，故又称世俗化。笔者认为，推动新罗佛教民族化过程的关键人物有著名僧人圆光、惠亮、慈藏和元晓，如圆光与花郎道、慈藏的“新罗根本佛土论”等。这一切旨在“使新罗佛教理所当然地成为三国佛教的中心”，“神化新罗王权”，“在三国的角逐中树立新罗的正统地位，使新罗能够树立起建立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民族的自信心”。就是说，新罗佛教本土化是三国统一事业的需要，并且是为三国统一事业服务而展开、而深化的。

（3）探讨公元7世纪中期以后新罗传统佛教走向衰落的原因。笔者认为，其原因一是佛教对政治有极强的依附性，随着三国统一事业的实现、统一新罗政权的巩固以及王权政治走向衰落，佛教义学的发展便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二是儒学的抬头对佛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读书三品科取士制度的出现切断了传统佛教与政治的联系。再者，就主流而言，佛教的“出世”本质是不可改变的，它可以佐世而不可以治世；作为出世法，它可以影响世间法，而不能取代世间法。以上论述是与韩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4）着力解决元晓和义湘的同人异名问题。作者敏锐地发现，第一，现存的各种中韩历史文献对元晓、义湘入华的时间和元晓入华未成的原因记载不一，交代不清，甚至矛盾百出，使人未免怀疑二人是否实即一人；第二，元晓如未入华求法，他岂能如此广泛地触及中国佛教的各种问题；第三，元晓的《起信论疏》曾直接影响到法藏，似乎说明两人的确共处过；第四，义湘既为一代大师，对佛教义理造诣很深，但著作寥寥，这也与“大师”的身份不符；第五，元晓与义湘都与女人有关系，生活同具浪漫色彩；等等。设若这种推断最终果能证实，无论对于韩国佛教史还是对于中国佛教史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重大的、影响深远的事情。

（5）着力探讨高丽时期义天和知讷两人的佛教思想和历史地位。笔者认为，义天是韩国受容佛教的终结和集大成者，而同时期的知讷则是韩国民族佛教之父，亦即韩国民族佛教的开创者。义天之前的韩国佛教是对中国佛教的接受时期，自知讷之后则进入韩国民族佛教的开创阶段。

以上各部分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结合翔实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总之，韩国佛教是汉传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汉传佛教的北翼。韩国佛教总体上传自中国，但在发展过程中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具韩国民族特色的佛教，这对反思韩国的传统文化乃至反思汉文化的得与失都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