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隋唐五代佛教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佛教成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社会的佛教形态——禅宗。

唐代中期以后的禅宗僧人虽然把南北朝时期的菩提达摩奉为初祖，但是禅宗作为宗派的形成，是在弘忍时期。从道信开始，聚集于黄梅的禅众属于一个地方僧团，远离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起初影响并不大。弘忍继承了道信以来的思想和实践传统，在生活方式、修行方式、传教方式等各方面与隋唐时期形成的各宗派拉开了距离，也与传统佛教拉开了距离，实现了佛教在中国化道路上前所未有的质变。当时被称为“东山法门”的弘忍理论与实践，就成为禅宗形成的标志。黄梅禅宗适应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充满了生机。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走出黄梅的禅门领袖们到大江南北建立传法基地，或知名于野，或闻达于朝，使禅宗从流行于穷乡僻壤发展到盛行于通都大邑，具有了全国影响。

以《坛经》的出现为标志，后来被奉为禅宗六祖的惠能（亦作“慧能”）完善了禅宗的基本理论。《坛经》禅学不仅长期影响禅宗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影响了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和实践走向。从“东山法门”流衍出来的更有影响力的惠能一支迅速崛起，逐渐成为禅门唯一的派别。相应的，这一支派的禅学也逐渐弥漫于丛林，影响到整个佛教界，成为再也没有改变过的禅学正宗。

从安史之乱开始，佛教诸宗派就呈现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唐武宗灭佛之后，这种态势有所加剧。在隋唐时期产生的宗派中，有些宗派传承两三代就衰落了，有些宗派则时断时续，有些一直流传了下去。从总的形势来看，佛教义学诸派全面走向衰落，这标志着通过注解翻译经典进行的理论创造工作结束，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哲学发展过程从此终结。在诸多派别中，只有禅宗逐渐发展成最兴旺的一个宗派。尽管一个宗派流传时间的长短由多方面原因决定，并且宗派延续时间的长短与其思想影响的广狭程度并不能直接画等号，但是，法系长远、枝叶繁盛的宗派总是具有更强大的适应社会变化的生命力。禅宗能够成为佛教主流，经久不衰，直到今天还有勃勃生机，就是很有说服力的案例。

唐武宗灭佛之后的整个唐末五代，禅宗的修行理论和实践向两个方面拓展。

第一个方面，一些丛林领袖努力突出本宗的个性，把本宗的独特教义推向极端，表现出与传统佛教格格不入的特点。整个唐末五代盛行于丛林的机锋棒喝，在机语酬对中生发出来的呵佛骂祖、非经毁教言行，把禅宗在自耕自食生产、生活基础上倡导的自证自悟教义推向极端。这种现象既有为扫除旧观念鸣锣开道、为树立新思想擂鼓助威的功能，同时又有亵渎信众崇拜对象、损害佛教社会形象的严重弊端。佛学本来是一种多元结构，这种纯禅就否定了许多佛教自身固有的、必不可少的思想、信仰要素，既不利于佛教向不同社会阶层传播，也不利于禅宗自身的发展。正因为这样，诸如此类的现象可以新鲜、时髦于一时，不能疯狂、泛滥于长久。进入宋代，这种以极端言语行动为表现形式的狂禅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第二个方面，一些禅门宗匠倡导全面继承佛学遗产，以禅学为基础统摄、吸收、改造、容纳各种佛教理论与实践，把此前禅宗前辈们否定、抛弃的内容再重新收集回来，使禅学成为整个佛学的集大成者。这种可以称为“综合禅”的思想和实践逐渐发展起来，到宋代就成为禅宗的主流。这种“综合禅”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禅宗不仅对内融合整体佛教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门类，而且对外进一步融合儒家、道家的思想，使禅宗在成为集中华文化发展之大成的道路上不断行进。

唐末五代禅学发展的这两条路线，就成为禅宗实现转型的具体过程，也成为中国佛教转型的具体过程。禅宗在唐末五代转型所获得的结果，就是佛教在中国最终找到适应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基本宗教形态，为此后千年的中国佛教发展奠定了派系组织基础，指明了学说思想演进的方向。换言之，中国佛教派系组织的主体就是禅宗，中国佛学的特色就是用禅学整合的佛学。从此以后，禅宗的派系演变基本代表了中国佛教的派系演变，禅学的发展也就基本等同于整个中国佛学的发展。当中国特有的禅思潮弥漫于佛教界的时候，中国佛教的基本面貌和内在精神就完全变革了，中国佛教与域外佛教的差别就更为明显。当经过禅学重新塑造、洗刷的佛教走出国门，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时候，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价值和影响就进一步显示出来了。